范泓：書生翁文灝的組閣悲劇

【編者按】翁文灝一直被視為民國學人從政的標誌性人物。從政後其本人也是奉公勤勉，清正廉潔，居家簡樸，學人操守未改，惟染上一些官吏氣息，而讓人頗多微詞。最後因發行金圓券，導致金融紊亂，物價暴漲，民怨沸騰，遭世論所指斥，顛躓下台。

資料圖：翁文灝。

由於歷來對於翁氏的評價褒貶不一，尤其海峽兩岸視角不同，其結論自然也就不一樣。因此，若對翁文灝其人與事能有一個比較客觀和全面的了解，這七年的日記顯然不夠，還需參閱其他的文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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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日記的主要整理者、大陸近代史專家李學通先生的說法，「翁文灝有記日記的習慣，其所記日記當不止於上述七年」，此言不虛。1980年，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就刊載過翁文灝1951年日記片段（由一位署名「文威旻」的人從大陸帶出，並交台灣發表），比照七年日記的語言和風格，以及1952年翁文灝對中共「坦白書」中的一些內容，其真偽並不難判斷。翁文灝尚有其他日記存世，之未被披露的內因，我們無法得知，不可作誅心之論。但就我本人目力所及，李學通先生編著的《翁文灝年譜》是重要的史料文本之一，翁氏的一些書信亦不容忽視。比如，翁氏與胡適先生往來函電曾刊於台灣《傳記文學》第45卷第2期（另可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計四十一通，輯注者為台灣著名史學家沈雲龍先生。另外，《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錢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薛月順所編《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彙編》（台灣「國史館」）、孫越崎史料檔案（現存紹興檔案館）等，也可供我們在研究時參考使用。尤其錢、孫二人，曾為「資源委員會」翁文灝之舊部，1951年初，翁氏最終選擇從歐洲回到大陸，不能說與這兩個人沒有關係。

從政之前：

所長地質，卓然成家，地質學三大權威之一

翁文灝一直被視為民國學人從政的標誌性人物。不僅因為時間較早，而且深得極峰的信任，其仕途亨通，「非他人所可企及」（沈雲龍語），從行政院秘書長至經濟部長（長達八年之久），兼任國家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最後官拜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一個地質學家先後掌管全國經濟、全國政務達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備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標榜為「書生從政」的典型。只不過最後因發行金圓券，導致金融紊亂，物價暴漲，民怨沸騰，遭世論所指斥，顛躓下台；而大陸易手之後，「遂棄受恩深重之故主而投奔紅朝」（沈雲龍語），被謂之「兩面忠臣」，榮枯顯晦，在轉瞬之間，可見其爭議頗大。

1932年，洛陽「國難會議」不久，翁文灝即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長（國民政府10月28日公報）。由於翁氏堅辭不就，國民政府11月9日公報稱，由朱家驊以交通部長「兼理部務」。因此，這並不能算作是翁文灝的從政初始。1933年10月，「國防設計委員會」籌備成立，內定翁文灝為秘書長。該委員會最初隸屬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成立之後（1934年1月）對外保密，只以「三元巷二號」（南京）會址對外行文。後直接改隸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兼任該委員會主任，翁為委員兼秘書長。不過，約一年後，始到任。其間發生一場嚴重車禍（1934年2月16日京杭國道武康橋，司機酒後駕駛），「幸遇急救而免死。因面部重傷，經外科手術整容後，左額骨切除一片，幾乎面目全非。幸而腦未受傷，康健後生活起居與工作能力，一切如常」（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頁76）。未幾，復受命為行政院秘書長（蔣介石兼任院長、孔祥熙為副院長），準確地講，這才是翁氏首次出任公職、學優從政的「新硎初試」。

翁文灝二十三歲那年（1912年）即獲比利時魯汶大學物理及地質學博士學位，亦即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學成歸國後，「專任有關地質的學術研究」（翁自語），在「地質研究所」任主任教授。所謂「地質研究所」即丁文江最初為北洋政府工商部開辦的「地質研究班」。1916年，原工商、農林兩部合并為「農商部」，創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任所長，翁文灝任礦產股長。任內，翁氏曾赴直（河北）、魯、豫、陝、甘、蘇、浙、贛、奉（東三省）等省調查地質與礦產實況，與丁文江合著《第一次中國礦產紀要》並整理出版。1918年，丁文江隨梁任公（啟超）、張嘉森（君勱）、蔣方震（百里）等人赴歐洲考察戰後形勢，翁代理所長。

1920年底甘肅大地震（八點五級），死亡達二十萬餘人。翁文灝聞訊即趕往震區，冰雪之天，長途顛簸，由於一路缺乏營養補充，趕到震區時已患上維生素缺乏症，致雙腳疲軟不得舉步，只能坐在一輛騾車上堅持實地調查，「終於完成了我國現代地質學家第一次實地調查大地震的創舉」。歸後陸續發表《甘肅地震》（1921年）、《甘肅地震的歷史記載》（1921年）、《中國某些地質構造對地震之影響》（1922年）等一系列論文，「評述甘肅地震的頻度和烈度，列出比較詳細的地震分布表，對地震的起源提出構造成因的意見，並繪製了一張現在看來也相當合理的中國地震分布圖，突出了大地震和活的大斷裂的密切關係」。

1922年至1931年，翁氏兼任清華大學地質系主任、教授。曾代表中華民國先後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以及「國際地質學會議」。1931年，一度代理清華大學校長，為時甚短，即辭去。後與丁文江、曾世英合編過在當時影響甚大的《中國分省新圖》（1933年8月16日初版）以及《中華民國新地圖》（1930年始編，1933年冬殺青，1934年4月20日初版，史量才作序），均由上海申報館刊印，以紀念該報創辦六十周年。

從政之前的翁文灝專心於地質學的研究，對中國現實政治關注不多。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原是一個毫無大志的小百姓，家裡省吃儉用，只想在自己範圍內盡一些力，做一些於自己興趣相合於社會無害的小工作便算了……」（翁文灝《我的意見不過如此》，1932年8月28日《獨立評論》第15號，頁2）翁文灝不關心政治大概是實情，或許他更希望自己能做點與專業有關的實際工作，並以實績去贏得社會的信用，不管成敗利鈍，也算是盡國民的一份責任。這一點，翁文灝可說是當之無愧。早在1927年，翁文灝受蔡元培之聘，與李四光、李濟等人籌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次年成立，李四光任所長；1929年，李石曾出長北平研究院，亦設有地質研究所，任翁為所長；而原農商部（後改為經濟部）地質研究所，翁即為所長。彼時中國三大地質研究所翁獨長兩所，「孜孜研究者數年，勞勞奔走者數百千里」，在礦產、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科學研究中，皆具開創性，在國際和國內都很有影響。

也就是說，翁文灝並不是「一個毫無大志的小百姓」，在二十餘年的學術研究中，他對中國地質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即「首先提出燕山運動在中國之存在及其在我國地質歷史上之重要意義」（參見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台灣《傳記文學》第42卷第6期，頁145），與丁文江、李四光並稱中國地質學的三大權威，「在學術界駸駸有聲矣」（沈雲龍語）。當年武康車禍，消息傳北平，震驚許多人，翁的一位朋友竟說「詠霓是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參見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頁41），丁文江也在《獨立評論》撰文，甚多讚譽，「差不多是一篇身後的墓誌」（翁自語）。

從政之後：

奉公勤勉，潔身廉正，但染上官吏氣息

有人認為，翁文灝之所以棄學從政，與武康那場車禍有一定關聯。蔣介石在得知這一消息後，曾下令召集最好的醫生予以搶救，對此，翁文灝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可靠，其實已並不重要。但翁車禍康復後不久，即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由此走上了從政的不歸之路，直至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翁文灝歸去來兮，其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完全終結。

以翁文灝為人處事而論，實際上並不適宜從事行政院的工作。胡適早就對他說過：「你大概不免『躬身細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指蔡元培，作者注）最能用人；託付得人之後，他真能無為而治……你若能學他的用人，你無論做任何大事業，一樣可以有閑暇做你的研究工作……」（1937年5月17日，胡適致翁文灝函）胡適一度想推薦翁做中研院總幹事，這畢竟是一個學術機構，但最後討論的結果卻是，翁雖然「待人和平」，但對下稍嫌過嚴，「不免以中世修士之道律己而又律人」，其舊日部下同人，「頗有出怨聲者」，中研院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歡迎翁文灝做總幹事，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1937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常委會，行政院改組，以完成戰時體制。決議准許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長兼職，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張群任副院長。實業部改為經濟部，翁任部長。同時改組國防設計委員會為「資源委員會」，隸屬經濟部，成為公開機構，翁兼任主任委員，錢昌照為副主任委員。實際上，在這之前，孔祥熙主張將資源委員會併入財政部，但在翁看來，這是孔欲掌控工礦資源之企圖，對此深表不滿。這時行政院已西遷漢口辦公，翁即面見蔣介石商談資源委員會隸屬問題，竟如願以償，其理由是「不作空頭部長，否則無助於戰時經濟功能之發揮……」（參見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頁77），這時翁文灝從政才兩年多，敢於向孔祥熙叫板，「先總統之尊重翁的意見，逾於尋常」。

翁文灝在經濟部長任內，在建設後方工業基地、解決後方燃料短缺問題，以及開發西南、西北地區各種經濟建設等方面，殫精竭慮，功不可沒。其本人也是奉公勤勉，清正廉潔，居家簡樸，學人操守未改，惟染上一些官吏氣息，而讓人頗多微詞。1938年冬天，三青團經濟處撤銷，其副處長白瑜偕同秘書、組長、股長七人，欲前往經濟部服務，響應學人從政。這七人皆為回國學人而具革命抱負者，據白瑜後來回憶，「不料奔到重慶，翁不見面，僅由次長何廉（粹廉）與我們周旋，許久，只發表我一人為專門委員，其餘拖著，使我陷於極端痛苦之境。我往謁朱先生，承允慢慢設法安置其餘同仁，並囑我必先報到，直接向翁接觸，彼此多認識後，再圖完成蔣總裁命令，以遂大家的初衷。我忍著氣，在部內直闖部長辦公室數次，迄無結果。他察出我將不能再忍耐，乃由何次長（兼三青團經濟處處長）轉告翁之真意。翁說：『如用三青團同志，以黃埔同學為宜。』當時我幾乎昏了，回頭又發笑，學人從政竟是如此，不必多解釋了……」（白瑜《翁文灝、王雲五與金圓券的後遺症》，台灣《傳記文學》第37卷2期，頁92）

翁氏做官，雖然事無巨細，親歷親為，任勞任怨，「然於大計方針有欠宏碩，顯非相才。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任務更為艱巨，立法院之同意，勉強得來，並非眾望所歸」（白瑜語）。顧孟余同時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卻謙辭不就。有人問顧：何以堅辭？顧孟余嘆息：「非其時也，翁亦非其人也。」言下之意，翁這個人偏狹固執，不易共謀，且與美國接不上頭。他的個性，確實不易與人合作，不是相才……（同上，參見白瑜《翁文灝、王雲五與金圓券的後遺症》）胡適對翁出任行政院長亦持同樣觀點，1948年10月，正為金圓券危機之時，在北平，胡適請陶希聖轉告蔣介石一句話，並且關照不能對任何人說，即翁不能做行政院長！陶聞之大驚，問：你與翁是幾十年的老朋友，為什麼說這話？胡適說：「蔣先生謬采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後，思想不能集中。同時，他患得患失，不知進退，他對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沒有誠意，而對部下，則刻薄專斷，他不能做行政院長。」（陶希聖《關於敦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及其他》，台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頁18）

翁文灝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長，並任命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一位是地質學家，一位是出版機構總經理，這件事確實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然根據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而翁在立法院的首次施政報告，即引起一場大風暴，「第一天就有二十幾位立委對翁內閣提出種種質詢，一致認為那長篇大論的施政方針太空洞，太不切實際，不足以應付當前的緊急情況。翁文灝一氣之下，當晚報告總裁，加油加醋地攻擊立法院，說它不但不和他合作，而且有意和他『搗亂』……」（參見沈雲龍《從陸徵祥到翁文灝》，台灣《傳記文學》第45卷第1期，頁14）但翁文灝亦僅任行政院長半載，推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造成金融體制大亂，「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對翁的任命之責任固在蔣介石本人，即如台灣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所指出的那樣：「政府當局只知以學人或社會賢達當政，企圖一新國人耳目，而不詳究其專長而任意安置。這完全是政治上粉飾行為，無補於政治革新的實際，且適以誤國……」（吳相湘《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2期，頁50）但翁「本斗筲之器，非廊廟之才」（沈雲龍語），最終被立法院推倒，亦非意外。白瑜當時目睹了翁文灝在立法院辭職的情形，「退出議壇時，幾乎傾倒，又何嘗不滿場寒心」，因此有人嘆謂：汪精衛為「薄命的黨人」，胡適為「幸運的文人」，翁文灝則為「文人中的苦人」，「為官一時，倒霉一世，比梁啟超先生出任北洋財長更慘」。白瑜為此曾問過胡適，胡適說：「是呀！翁詠霓，命也！」

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謹之流，愛之適足以害之，國利民福俱受嚴重影響，欲求歷史上所謂知人善任，殊戛戛其難也——這是史學家沈雲龍針對翁文灝從政之結局所說過的一段話，其中的莫大感慨，似乎將翁氏的另一面都說盡了！

范泓：搜狐歷史自媒體專欄作者，歷史學者，代表作《隔代的聲音：歷史勁流中的知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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