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兒麻痹症是如何被消滅的？
震驚全國的山東疫苗事件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個是被曝光的疫苗是所謂二類疫苗，這些疫苗都不是國家強制免疫接種的疫苗；可同時，問題疫苗的名錄中，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也赫然在目。這就讓人有點迷惑：小兒麻痹症糖丸不是要求所有兒童都必須接種（口服）的嗎？為什麼這種疫苗又是不強制接種的二級疫苗？
問題說起來也簡單：我們小時候都吃過的糖丸是一種減毒疫苗，含有幾乎不會致病的活病毒。服用後，身體會產生對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抵抗力。而這一次查處的滅活疫苗則是對病毒進行滅活處理後的疫苗，這種疫苗中不含活病毒，防疫效果和減毒疫苗幾乎沒有差別，但風險更小，減毒十萬分之幾的致病幾率在製備良好的滅活疫苗這裡，也不存在了。但是因為這種疫苗成本稍高，很多國家還是選擇普及減毒疫苗，滅活疫苗在中國也可以使用，但是當前納入自費疫苗。
可不要小看這兩種疫苗的差異，背後是一段科學史公案。背後的故事，是兩位疫苗學家一生的爭論，和一場人類戰勝疾病的偉大勝利。這段故事，記錄在了《他們應當行走》一書中。
《他們應當行走》原名《小兒麻痹症：一個美國故事》，出版於2005年，奪得當年的普利策獎。作者戴維·M. 奧辛斯基（David M.Oshinsky）是一位歷史學家，任職紐約大學醫學人文系，善於撰寫美國歷史的不同側面。在本書中，他回顧了二十世紀人類發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歷史，以及在這段歷史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男女。
人類長期受到各種嚴重傳染病的困擾：天花、鼠疫、傷寒、霍亂還有流感……和我們想像的不同，脊髓灰質炎一直以來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傳染病。原因說出來有點殘酷：相較於其他惡性傳染病恐怖的哀嚎，脊髓灰質炎只是不絕如縷的背景音，通常被掩蓋了。它時常感染兒童，有時也襲擊成人，但很多患者在感染後沒有留下後遺症；而且，一旦有過輕度感染的經歷，未來就很難再次感染。在惡性疾病肆虐之時，每隔幾年爆發一次的脊髓灰質炎顯得並不起眼。但隨著衛生條件的提升，嚎叫聲越來越小，背景音卻變得吵鬧起來。很多傳染病襲擊衛生條件差的人，脊髓灰質炎卻偏好那些幼兒期沒經歷過病毒感染的兒童。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這種疾病成了美國人的夢魘。每隔幾年就會經歷一次的脊髓灰質炎之夏，公共設施關閉、學校停課，部分小鎮因為疫情爆發，地方醫院近乎崩潰。結果，少數孩子終身癱瘓，個別孩子因為感染到延髓無法呼吸而去世，病毒則「蟄伏」起來，等待再一次爆發的夏天。
一些疾病總誕生它自己的抗病明星，脊髓灰質炎有著最著名的一位：富蘭克林·羅斯福。1921年盛夏，出席了一系列活動後，羅斯福感到疲憊不堪，進而高燒，不久雙腿就失去了知覺。起初，羅斯福一家企圖隱瞞這一疾病，畢竟對於一名政治新星，「殘疾」可能不是一個加分項。但不久羅斯福就轉換了自身的定位，重新回到公眾生活之中，成了一名抗擊疾病的明星。羅斯福後來的政治生涯不需贅述，但他同時是美國國家小兒麻痹症基金會的創立者之一，這一點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因為疾病，他認識了年輕律師巴塞爾·奧康納，兩人聯名成立了一家事務所。和出身政商世家的羅斯福不一樣，奧康納是一位愛爾蘭工人的兒子，精力充沛，只等著機會到來大展宏圖。事實證明，羅斯福挑選了一位最佳合作者，之後的幾十年里，奧康納運營了國家小兒麻痹症基金會。這家基金會幾乎「發明」了現代慈善，既吸引著有錢人的善款，也能不斷吸收小額捐助。因為募資和公關的能力太好，它甚至曾被人指責過分吸引公眾的注意力。然而不論如何，奧康納的資金和公關能力支持了一個人的事業，他就是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第一個發明人：喬納斯·索爾克。
索爾克以勤奮著稱，一戰時期曾經受雇于軍隊研發流感疫苗。他加入研發時，已經有多個實驗室投入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工作，也走了不少彎路。索爾克採取的辦法是他熟悉的：用福爾馬林對病毒樣本滅活，生產出滅活疫苗。即便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這種方法也稱不上是先進的。當時的微生物學理論和疫苗的製備法都是希望培養出低毒性的病毒毒株，這種毒株進入人體後能讓我們產生抵抗力，卻不至於發病。索爾克的方法遭到了很多科學家的輕視，其中就有著名的微生物學家阿爾伯特·薩賓等人。但是，憑藉著巨額善款和較為簡單的製備辦法，1954年，索爾克疫苗在全美進行了第一次測試。這次測試在全國以雙盲法進行，兒童不知道自己接種的是疫苗還是安慰劑，以證實疫苗安全有效。基金會聘請了統計學家組織實驗，動用了IBM最先進的機器，第一次使用了FORTRAN編程語言處理統計結果。最終，負責實驗的統計學家在盛大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疫苗有效率為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這場發布會繼承了基金會擅長的公關風格，從此，儘管學術界的批評不斷，索爾克的人生定格在了「人類的恩人」。
如今回頭看，這次發布會可能是索爾克人生的頂峰。對於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發明人來說，人生中再沒法有發明疫苗同等級的壯舉也沒什麼。但對於索爾克，後面的生活則格外諷刺。這次發布會後，索爾克成了上帝派往人間的天使、美國英雄。然而，疫苗製備不良的危險還存在，有效性問題也沒有解決。科學界依然對他的方法不買賬（此時顯得極為小心眼兒，事後卻顯得不乏先見之明），嘲諷的音量最大的，是病毒學家阿爾伯特·薩賓。
薩賓是另一位猶太醫生，和索爾克一樣，靠天才和勤奮在美國醫學界闖下一席之地。不同的是，薩賓的學術基礎更好，研發疫苗的手法也更符合當時科學界的「期許」。在疫苗研發的競爭中，不同的實驗室各盡其能，其中不少也做過利用兒童、犯人實驗的事情，抹上了那個時代醫學實驗常有的倫理黑影。但薩賓不同，這個暴躁的科學家是所有這些學者中對科學和倫理最為較真，也是成就最了不起的一位。1956年，他的活病毒疫苗研製成功。
幾個歷史事件促成了薩賓疫苗的偉大成功：首先是一場悲劇，公眾希望政府能夠推進索爾克疫苗的接種，但艾森豪威爾政府秉持小政府的理念，希望依靠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擔負這一公共衛生事業。結果是，政府先受到了不作為的抨擊。緊接著又爆發了大規模的疫苗污染事件，很多接種疫苗的兒童發病，導致衛生官員下台。同時在大洋彼岸，戰後的蘇聯吹來一陣清新之風。新上台的衛生官員和生物學家希望能一掃李森科時代的陰霾，積極推動科學的進展。結果，薩賓被邀請到蘇聯投放疫苗。這一次，是蘇聯的舉國體製為後盾，未經雙盲實驗就大規模地組織了新疫苗的接種，這種疫苗我們更熟悉：小兒麻痹症糖丸。事實證明，這是一種更安全有效的疫苗。美國國內的輿論也爆發了：「不僅是航天，現在連公共衛生我們都要輸給蘇聯了。」於是不多久，薩賓的疫苗逐步取代了索爾克疫苗，幾乎是所有國家都在採用的脊髓灰質炎疫苗。
薩賓沒有取代索爾克的是公眾名聲。可能是因為爭論太過激烈，參與研究疫苗的學者都沒能獲得諾貝爾獎。然而除了索爾克以外的主要學者幾乎都當選了美國科學院院士。索爾克繼續他的老方法製備滅活疫苗，卻再也沒有成功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曾宣布挑戰艾滋病，遭到了薩賓無情的嘲諷。儘管如此，他還是那個人類的恩人。美國加州聖迭戈贈送給他一片土地，他建立了索爾克研究所。研究所大樓是建築大師路易·康的傑作。如果真要設計一座「科學的殿堂」，我猜就是索爾克研究所的樣子。故事也需要告一段落，薩賓是那個更不知名的「贏家」。
然而故事再一次逆轉，在兩位偉大的科學家都已經過世之後，對脊髓灰質炎的恐懼也差不多消散殆盡了，如今，這個名字更多和戰亂、蒙昧和貧窮連在一起。過去幾年只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奈及利亞還存在野生脊髓灰質炎；干涉、阻撓疫苗接種的事情還時有發生。在中國，糖丸接種成就非凡，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爆發的疫情。很快世界衛生組織就可能宣布，人類將徹底戰勝這一病毒。此時，一直使用的減毒疫苗反而成了極少見的致病因素。下一階段，中國將組織2013到2018年消滅脊灰最後階段戰略計劃，口服脊灰減毒活疫苗可能逐步退出防疫戰役。被上一代病毒學家嘲笑的滅活疫苗因為特性，會開始替代減毒疫苗。
二十世紀人類的眾多成就之一，就是研發了脊髓灰質炎疫苗（兩次！）。索爾克和薩賓的爭論隨著兩人的作古已經停息，歷史迴旋前進，讓我們享受了兩位偉人和幾代衛生工作者的庇護。《他們應當行走》這個書名來自《聖經·以賽亞書》，書中除了疫苗發現史，還記錄了病人、醫護人員、慈善組織、政府在這場戰鬥中的種種作為。如今，這場戰鬥可能接近尾聲了，我們行走時不必心懷恐懼，是因為行走在眾人的光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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