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

本文原載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

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已六十年，六十年不能算是一段很短的時間，然而今天我們回顧這六十年來文化與思想的發展，我們知道，成績實在是很有限的。今天我們紀念「五四」，在思想上首要之務是應把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加以分析，使之分離。如此，我們才能創造地繼承五四傳統而不被其所囿。

什麼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的，它與舊俄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權威與制度發生深切「疏離感」(a sanse of alienation)，因而產生的知識階級(Intelligentsia)激進精神，以及與西方社會以「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的風格是有很大出入的。這種使命感使中國知識分子以為真理本身應該指導政治、社會、文化與道德的發展。我們這些追求真理的人看到了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便極感不安，深覺自己應該加倍努力，一方面覺得應該參與愛國運動，另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工作與國家前途甚有關連，只要把它做好便是救國之一途。

這種使命感發展到最高境界便是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悲劇精神。因為我們具有使命感，所以我們有所歸屬。即使我們對政治與社會許多不平、不合理的現象深感憤慨，但我們不消極，不氣餒，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靜思，也不玩世不恭(做這類事的當然也有，不過，那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這種入世的使命感是令人驕傲的五四精神，我們今天紀念「五四」，要承繼這種五四精神，發揚這種五四精神。

什麼是五四目標?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最初是一個內除國賊外御強權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所以它的基本目標是：使國家強盛。但強國的辦法很多，如要逞一時之快，用法家或近代極權主義的獨裁辦法在短期之內是可能奏效的，雖然這種辦法有其內在不穩定性。五四運動是在合理、合乎人道、合乎發展豐富文明的原則之下進行的愛國運動。所以它是與自由、民主、法治、科學這些目標分不開的。雖然這六十年來這些五四目標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勢力的分化與壓迫，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內在思想混亂的干擾，但在今天，我們可以說「五四」對自由、民主、法治、科學的要求是中國人民一致的願望，不是任何統治集團可以抹煞的。這種要求的淵源實種因於五四運動，可見五四運動影響之深遠。經過六十年的歷史考驗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看來產生了更為嶄新的意義。凡是真心關懷國家前途的中國人都應為實現這些五四的目標盡最大的努力。

什麼是五四思想?這個問題可分從思想內容與思想模式兩方面來看。而思想內容可再分為形式的與實質的兩個層次。在形式層次上，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號，高談自由、民主、科學、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但他們到底認為什麼是自由、民主、科學、思想革命、文學革命呢?我們雖不必對五四人士過於深責，因為他們的思想深受當時種種環境的影響，之所以不能深入是有客觀的歷史因素的：但不能不指出，他們的這些觀念在實質的層次上是相當膚淺、浮泛，甚至錯誤的，例如胡適主張的「八不主義」文學革命論，現在看來是很不通的。他們把科學看成了宗教，對之產生了迷信，這種「科學迷」式的科學主義是很不科學的。最糟糕的是，許多五四人物為了提倡自由、科學與民主，認為非全盤而徹底地把中國傳統打倒不可。這是與自由主義基本原則完全違背的。而這種「全盤否定傳統主義」卻直接引發了「全盤西化」那種大概只能產生在中國的怪論。

我們今天紀念「五四「，要發揚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標，但我們要超脫五四思想之藩籬，重新切實檢討自由，民主與科學的真義，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和它們與中國傳統之間的關係.這件事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然而，與其在圈子內平原跑馬，人馬皆憊而毫無進境，不如做一點切實功夫，更上一層樓。五四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很少能立大志，靜下心來做一點精深嚴謹的思想工作，當我們今天確切體驗到文化界、思想界浮泛之風所產生的結果之後，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領略一點歷史的教訓了。

五四思想之實質內容，實在地說，是與他們未能從傳統一元論的思想模式(monistic mode of thinking)中解放出來有很大關係.而這種思想模式是導引形式主義式的全盤否定傳統論的重要因素。我們今天要破除這種形式主義式的思想，進行多元的、分析的、根據具體事實的實質思維。根據博蘭霓的知識論與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史的觀點，只有這種實質思維才是真正創造的過程。換句話說，我們要產生新的實質思想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下文我將根據一篇原用英文發表的短文，說明在英文拙若《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所討論的五四全盤否定傳統主義的謬誤的原因與含意，希望藉此指出，我們今天如要創造地繼承五四傳統，必須開始進行對傳統創造的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這份艱巨的實質工作。

二

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中，一個顯著而奇特的事是：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與態度之出現與持續。近代中國的反傳統思想，肇始於一八九0年中國社會中第一代新知識分子的興起。但是，在傳統中國政治與文化架構崩潰之前，亦即辛亥革命爆發之前，中國人一直認為中國傳統是一個混合體而不是一個化合體——其中包涵多種不同的成分與不同發展的傾向;而這些不同成分與不同傾向是彼此不能相融的。是時，傳統尚未解體，所以尚未產生以傳統為一完整有機體的概念。當時對傳統的反抗者，雖然甚為激烈，但他們的攻擊是指向傳統中特定的點、面。可是，崛起於五四早期的，第二代知識分子中對傳統做全盤徹底的反抗者，卻把傳統中國文化、社會與政治看成了一個整合的有機體——他們認為真正屬於中國傳統的各部分(那些世界各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化，所共有的公分母不在此列)都具有整個傳統的基本特性。而這個傳統的基本特性是陳腐面邪惡的。因此，中國傳統被視為每個成分都具有傳統特性的、應該全部摒棄的整合體或有機體。這種徹底的全盤否定論自然可稱作整體性的(totalistic)反傳統思想。

但是，五四整體性的反傳統思想者對於中國傳統全盤否定的『意締牢結」式的(ideological)獻身，事實上，並不蘊涵他們已經與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遺產隔絕，也不是說他們因此便能夠不承認中國過去在許多方面的成績，或不聲稱中國過去有許多成就。這些「承認」與「聲稱」，從邏輯的觀點來看，是與他們「意締牢結」的立場(即：對中國傳統的全盤否定)相互矛盾的。不過，這種「承認」與「聲稱」本身卻深受全盤否定傳統主義的影響。這些對於中國過去成就的「承認」或「聲稱」不是根據外國的觀念架構被形式地或專斷地提出來，便是指謂人類各種不同文化的共相(因此，不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一些極少數的人，如魯迅以及與他的思想具有契合感的知識分子，因為內心資源比較豐富，可以拒抗自己的「意締牢結」的立場，但是，為了避免顯然的矛盾，他們對於在傳統架構崩潰以後尚能生存、游離的、中國傳統的一些價值之意義的承認與欣賞，是在末明言的意識層次(implicit level of consciousness)中進行的。根據以上的陳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整體性或全盤式的反傳統思想在五四時代佔有極大的優勢是一項明顯的事實。

此種有力的全盤否定傳統主義對於激進的與保守的思想與「意締牢結」均有深遠的影響。例如，毛澤東自己曾說過，在他的思想形成的的青年時代，他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並是那個雜誌主要發言人的崇敬者。中式馬克思主義有許多特色，這些特色反映著中式馬克思主義的前提與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前提有實質的不同。這些特色包括：李大釗與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特別注重意志功能，強調思想具有改變社會現實的能力)，以及持續不斷的「文化革命」的要求(這種要求—向以對舊文化的激烈排斥為其前提)。這些特色實導自五四運動的激進傳統。這並不是說毛式思想之淵源與五四反傳統主義之淵源完全相同。毛派一再強調的「文化革命」與對舊文化的排斥，無疑地是與毛澤東一生不同時期中政治、經濟、文化、國際關係等許多因素之相互作用有密切關係。然而無可否認地，這種要求「文化革命」與排斥傳統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不變的主題，無論黨的路線是如何的轉變與跳動，這個主題卻始終未變。

如果我們把眼光轉到二十世紀中國學院的與政治的保守主義思想與意識型態，這些思想與意識型態大都在社會層面不甚有效，而在文化層面也並無衝刺之力。保守主義思想與意識型態之軟弱無力，正說明了二十世紀中國缺乏可資它們成長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環境。同時也說明了在不同程度上五四時代的全盤否定傳統主義對了它們的影響力——許多保守思想與意識型態，在自身無法獨立發展的情況下，成為對五四反傳統思想的直接反應。

尤有進者，雖然反傳統態度與反傳統運動在別的時代與別的地方也曾發生過，但，就五四反傳統思想籠罩範圍之廣，譴責之深，與在時間上持續之久而言，在整個世界史中可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現象。由於它對中國的過去之攻擊是採取全盤式的，這個整體性反傳統主義影響所及，使得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形成了獨特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其他各國的民族主義中也是少見的，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自覺是經由對自己民族之過去的珍惜之情而培養出來的。民族主義者通常傾向誇耀與歌頌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文化，倘若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由於來源龐雜或尚未高度發展(如非洲、中東、或東南亞許多國家)——因而不易明確的界定，在這種民族當今的民族主義者，通常是要熱情地找尋自己歷史的根源，以便重建此一文化遺產。相反地，五四時代的反傳統主義者，雖然也認為他們的傳統文化與政體是他們特有民族生活的泉源，但是他們卻與這個傳統文化與政體產生了極大的疏離感，為了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政體進行了強烈的反抗與抨擊。他們也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底民族主義是反傳統的民族主義。在「意締牢結」的層次上，整體性的反傳統主義不允許任何傳統成分得到正面的估價與理解。但是，整體性反傳統主義與民族主義在思想上的混合，產生了極大的緊張，造成了日後中國思想史與政治史上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筆者在用英文寫成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1979)一書中曾試圖研究上述反傳統思想的新異特性與它在近代中國思想史與政治史上的含意。為了能夠深入探討此一問題的矛盾性、繁複性、分歧性、與統一性，經過多方探索，我發現最好的辦法是對五四知識分子中三位領袖人物——陳獨秀、胡適與魯迅——的反傳統意識的源流及性質做一比較研究。這三位人物極不相同，但在他們的思想中卻都達到了一共同的結論：現代中國社會、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先決條件是思想革命，而這種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盤摒棄中國的過去。此種五四激進知識分子建基於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對於根本思想變遷應具有優先性的主張，並不是由於他們之間彼此性格甚為類似的緣故，也不是由於他們持有相同的政見，或具有相同的文化，思想的發展趨向所導致的。(事實人在任何同一時代里，我們很難找到在性格上、做人風格上、政治意見及行為上與思想的發展上，有像陳獨秀、胡適與魯迅那樣迥然不同但卻又堅持同一「意締牢結」的三位知識界的領袖。因此，這種「五四綜合特徵」不是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的律則所能解釋。這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問題，必須從二十世紀中國繁複而辯證(dialetical)之思想的、社會的「變遷」與「持續」的脈絡中加以探討。

此一激烈反傳統運動的統一性，可從考察它呈現的不同方式與它內在的衝突的涵義而得知。這個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中的涵義也可由此掌控。拙著中對於這三位五四領袖的思想、基設(presuppositions)、與關懷的分析主要是為了了解達一運動之統一性與繁複性及其成因與涵義。從這一觀點來看，拙著並不是這幾個思想家的合傳。

前已提及，五四反傳統主義者認為中國傳統為一有機體。因此根據五四式反傳統主義的理路思辯下去，他們的反傳統運動，若有任何意義，就必須是整體性(全盤式)的。易言之，根據他們的觀點，傳統中的許多可惡成分都不是單獨事件，它們實在都與中國文化的特質有關。而他們認為中國文化的特質是導源於中國最基本的思想;所以，只攻擊所厭惡的某些規範、教條，對五四反傳統主義者而言，實在不夠深刻。由於他們認為中國最基本的思想影響及於傳統中每一成分，所以，不打倒傳統則已，要打倒傳統，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當然，他們的全盤否定論並不是在對中國過去的一切，經過詳切的研究以後，發現無一是處，才提出來的。根據他們的觀點，這種仔細研究中國過去一切的工作，並不值得考慮，並不是因為這種龐大的工作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而是因為那是一件迂腐而並無必要的工作。因為，根據他們的一元論所肯定的中國傳統為一有機體的觀點、所以，無需做此工作就已經知道中國特有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所以，整體性反傳統思想，實際上，犯了「形式主義」或「抽象主義」的謬誤。(這裡「形式」二字相當於「形式邏輯』中所謂「形式」的意義。所謂「形式主義」謬誤，是指一種根據未對實質問題仔細考察而武斷採用的前提，機械地演繹出來的結論。)這種謬誤是一種對於文化與社會之形式建構的了解，犯了這種謬誤的人卻(不自覺地)以為這種了解是實質的了解。形式主義只是頭腦中的建構，但形式主義者卻以為這種頭腦建構實有所指。事實上，它無可避免地把具體事實扭曲化了、簡單化了。因此，探尋整體性反傳統主義之起源，主要是要解釋為什麼五四時代的反傳統主義者會對視中國傳統為一有機體的那種觀點，那樣地深信不疑;易言之，為什麼他們不能洞悉他們論點的謬誤。

五四整體性反傳統主義之掘起，主要是由於三種因素——輸入的西方文化，傳統政治秩序崩潰以後所產生的後果，與深植於中國待續不斷的文化傾向中的一些態度——相互激蕩而成。經由「普遍王權」(universal kongship)的符號與制度的整合作用，中國道德、文化中心與政治中心是定於天子的位置之上。(雖然中國傳統中有「從道不從君」的觀念，雖然這項觀念與天子承受「天命」為天下政治與道德中心的觀念之間產生了中國傳統中的一種「緊張」(tension)，但因種種此處不能詳論的原因，「從道不從君」這個觀念並末使位於中國政治與社會秩序中心的天子也是道德與文化中心的觀念發生動搖。)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治秩序與道德、文化秩序是高度地整合著的。「普遍王權」建基於對「天命」的信仰上，從漢代以降，更因儒家思想中產生了極為精巧的有機式宇宙論而得到增強。(這種有機式宇宙論之興起主要是因為陰陽五行學說已揉雜在儒家之中的緣故。)因此，『普遍王權」的崩潰不僅導使政治秩序瓦解，同時也使文化秩序損壞了。這不是說，在這種文化解體的情況下，中國人就不再持有任何傳統的觀念或價值，而是說經由傳統的整合秩序所形成的價值叢聚〔cluster of values)與觀念叢聚(cluster of ideas)(一組價值或觀念彼此相互連結曰叢聚)遭受腐蝕，或從原來接榫處脫臼了。易言之，傳統文化與道德之架構解體了。那些仍要維護傳統觀念與價值的人被迫只得尋求新的理由。因為在中國傳統思想內容之內，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安穩地被視為當然，所以其中每一方面均可能遭受懷疑與攻擊。從分析的觀點來說，傳統政治與文化架構的解體，為五四反傳統主義者提供了一個全盤否定傳統論之結構的可能(structural possibility)。於是，在結構上便可採用從傳統中演變而成的一個思想模式(mode of thinking)做武器，來對中國過去進行全面而徹底的攻擊。從這個意義上看，全盤否定傳統主義是辯證地與中國傳統中的特點關連著的。但是，我在這裡卻不欲引發一個純粹有機體的影像用來形容傳統的中國，使它看來好像是以不能分隔的成分造成的一個整體。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我曾指出，傳統中國中一些分歧的思想並末融會在通行的正統學說之內，諸如柳宗元的素樸的社會演化觀與《抱撲子》中所收錄的鮑敬言對於「天命」觀念的批評(他認為那只是虛構的神話)。但，正因這些異端思想不能匯入儒家思想的主流，無論它們如何具有原創性.卻都很難在傳統的中國得到發展。當我們對「傳統中國社會具有高度的整合性」這個命辭做了必要的保留與加減以後，我認為，無論從理論的建構或材料的證明上說，這個命辭都是站得住的。既然我們已經明了傳統中國社會的確具有高度的整合性，我們便可探討它對中國傳統與近代歷史之深遠的影響。

正在中國傳統的思想內容解體之時，五四反傳統主義者卻運用了一項來自傳統的，認為思想為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holistic—intellectuallstic mode of thinking)來解決迫切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問題。這種思想模式並非受西方影響所致，它是在辛亥革命以後政治與社會的壓力下，從中國傳統中認為思想為根本的一元論思想模式(monistic—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演變而來。這裡所謂的一元論思想模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殊傾向，是視為當然的，是橫越中國許多派思想藩籬的共同特點。這種視思想為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認為中國傳統每一方面均是有機地經由根本思想所決定並聯繫在一起。在反傳統主義者接受了許多西方思想與價值以後，當中國傳統文化因其架構之崩潰而失去可信性時，其中陳腐而邪惡的成分，從這種思想模式的觀點看去，並不是彼此隔離的個案，而是整個(產生根本思想的)中國心靈患有病毒的表徵。這種病毒侵蝕了每件中國事物。因此，如要打倒傳統，就非把它全盤而徹底地打倒不可。這個極為「意締牢結」式的全盤否定傳統運動，之所以如此僵化而熱烈，主要是因為它自身有其形式的—致性與「合理」性，而這種形式的一致性與「合理」性是因為它的論式與其他想法「絕緣」的關係。

換句話說，五四人物根據他們所強調的根本思想決定一切的整體觀思想模式去看許多傳統成分的罪惡，他們發現這些罪惡與腐朽實與傳統中的基本思想有一必然之有機關係.他們認為這些罪惡不是單獨的、互不相干的個案，而是由於基本思想有了病毒之故。當然，中國傳統並非無一是處，不過，如前所述，傳統中仁愛之說等等，在五四反傳統者的眼裡，只是世界文化的公分母，不是中國特有的東西。中國特有的東西均因產生它們的母體患有病毒而患有病毒.所以，如要革新，就非徹底而全盤的反舊不可。

五四知識分子思想之內並沒有資源可以用來對這種「意締牢結」做批評性的檢討;這種單簡論式的立場完全受了視為當然、預設的、思想模式(assumed mode of thinking)所左右.人不能否定他視為當然的預設(assumptions)——只要這種預設一直被視為當然。

在這篇短文中我不能充分地說明我對陳獨秀，胡適，魯迅反傳統思想的分析;不過，我可以說陳氏代表整體性反傳統主義(全盤否定傳統論)的直接反映，而胡氏改革主義在思想上之所以失敗，是因它受到他的整體性反傳統主義自上而下控制的緣故。在另一方面魯迅在近代中國思想上的地位可從他運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去超越他的全盤否定傳統主義來觀察——在明顯的、辯難的意識層次上，他對傳統的攻擊超過了口號的吶喊，達到了對傳統中國文化黑暗面與中國人性格癥結的犀利而深入的了解，而在隱示的，末明言的意識層次上，他能認知一些尚存的傳統道德價值的實質意義。因為在他創造的筆觸之下他能使形式主義式的反傳統運動，變成了對傳統罪惡的具體描述，凡讀過他底作品的中國讀者，很少能不對自己的文化與自己的性格反省的。就達成反傳統的目的(暴露與清除傳統的邪惡與/或[and/or]無用的思想與行為)而言，他的成就遠超過其他反傳統主義者.雖然魯迅在顯示的意識層次上以中國傳統為一有機體而對之做無情的全盤攻擊;但他對具體事實的確切感(concrete sense of reality)與他內在的精神力量(一種抗拒把心靈不同層次中複雜不協調的思想化約[ruduce]為單簡的「統一」思想的力量)，導使他用藝術的形式(小說的體裁)來說明一些傳統的道德原則與價值。這些道德原則與價值雖然已離開了他們在過去架構中的碇泊之處，它們卻仍是他內在的、純正的理智與道德的肯定的一部分。我曾嘗試闡明其中的一端：「念舊」——這一道德原則為魯迅及許多現代的中國人所普遍接受。儒家世界觀(world view)的要點之一是：「真實」(reality)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與「內涵性」(immanence)具有有機式(organismic)的關連，在現世的人生「內涵」看「超越」的意義，身後之事反而是不被重視的。建基於道德自主之上，非功利的人際關係之真正情感一旦產生(無論是經由已有的社群關係或因偶然的機遇)，便構成了人生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創造的泉源，由此，人可以接觸到宇宙之中「內涵」的與「超越」的「真實」。從這個觀點來考察，中國人所注重，象徵人際關係之真正情感的「念舊」，不僅是一個道德原則，亦具宗教的涵義。

在五四時代，雖然魯迅持有非凡的理知與精神力量，他最終卻未能在他顯示的、辯難層次上超脫「傳統」與「現代」形式主義的二分法，同時也沒能更進一步探討在他底隱示的、未明言的意識層次中，他所「發現」至今尚存的傳統文化中一些成分的理知與道德價值的意義，雖然，這種「發現」就是對上述「二分法」的具體而實際的超脫。在強烈的全盤否定傳統主義瀰漫的氣氛之下，他對一些中國舊有思想與價值尚具生命力的認識，似已到了他的藝術視野的極限。魯迅不僅未能更深一層地探尋如何超越整體性反傳統思想，並進而為中國傳統之創造的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奮鬥;相反的，他的靈魂反而被他的「發現」所扯裂，這個「發現」在他的靈魂深處引起了複雜而強烈的衝突，因它與他所獻身的全盤否定傳統主義是無法相容的。這種魯迅思想中的衝突，由他自己獨特的方式，反映著二十世紀中國意識的危機。

轉自愛思想網、搜狐文化。

作者簡介：林毓生(Yu-sheng Lin)，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當代著名學者。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先生關門弟子。1994年當選為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包括《中國意識的危機》，穆善培譯，蘇國勛、崔之元校（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1988）、《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合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熱烈與冷靜》(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從公民社會談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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