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在印尼政治事變中，華人成為最大的犧牲品？
說起中國人最難以忘懷的屠殺事件，第一時間會想到「南京」大屠殺
但是，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印尼排華屠華事件卻鮮有人知......
（1966年，印尼雅加達的反共青年聚會。）
1945年，印尼獨立以後，總統蘇加諾採取平衡政策，利用印尼共產黨和軍方相互制衡。1965年，蘇加諾病重，印尼共產黨趁機發動政變，但軍方將領蘇哈托迅速反撲，在挫敗政變的同時實際掌握了政府權力，也就是後來被記入史冊的「九卅事變」。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軍方對共產党進行了大規模肅反運動。
美聯社稱，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趁機獲得國家最高權力，他將「政變責任」歸咎於印尼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共運動」。這一事件被稱作「9·30」大屠殺。
對於這次大屠殺死了多少人沒有確定的數字，有研究人員估計，約有50萬人被殺，其中佔半數以上的是華人。
（1965年10月，印尼共產黨青年組織被帶至雅加達一所監獄）
1965年那場屠殺將蘇哈托帶到了印尼權力的巔峰，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親美反共成了他對內實現印尼民族的認同，對外提升國際地位的快速途徑。
而當時正值中國處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時期，「極左」思想蔓延到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對於「紅色革命蔓延到東南亞」的恐懼使得印尼更加緊了對中國的警惕和排斥。印尼軍方將中國視為印尼共產黨的後盾，「9·30」事件因此被禍水東引到了華人身上。
其間，印尼軍方曾誣稱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長老被華人所殺，挑撥大雅人對華人的仇視。報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許多華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雞血或狗血的紅色土碗。這就是大雅人復仇的記號，任何大雅人見到紅碗，都有責任將屋裡的人趕盡殺絕。
根據倖存者的陳述，至少有好幾個地方發生「屠村」事件。「溝水都變成紅色」，「大雅人殺華人，就像殺雞殺鴨一樣」。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把這段悲劇稱為「20世紀最慘的集體謀殺」，具體罹難人數，迄今沒有確切數據。
據中情局後來的調查報告，截止1966年4月，大約有25萬到50萬人被殺，另有大量入獄者；據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數據，則為45到50萬左右。真實數字當遠不止此。據美國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披露，當年的大屠殺，「並不區分誰是華人共黨分子，誰是印尼公民」。
（印尼前總統蘇哈托）
為何在印尼政治事變中，
華人成為最大的犧牲品？
首先，由於雙方在二戰中的立場不同，華人在戰後被扣上了「殖民主義殘餘」的帽子。
新貴與賤民的概念，是漢娜·阿倫特在《集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釋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社會原因。她描述了猶太人作為歐洲資本主義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群體，掌握著大部分的金融和商業資本，但又因為民族國家的缺失和部分地區政治體制的不健全，在政治權利上非常虛弱的狀態。
這種處境與1945年以後的印尼華人非常類似。早在殖民時期，荷蘭人控制著印尼國民經濟的命脈，掌握著現代工業；而印尼土著民族則大多從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夾在中間的華人，充當起了中間商的作用，大多從事輕工業和商業，溝通二者。
二戰結束以後，隨著荷蘭人試圖重新統治印尼嘗試的失敗，西方經濟大幅度退出本土，留下了巨大的經濟權力真空。
20世紀初，東南亞原住民和南洋華僑的民族意識，大略同步蘇醒。但在稍後的二戰中，二者的政治立場卻分道揚鑣。蘇加諾、昂山等東南亞民族主義領袖，為驅逐英國、法國、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選擇了與日軍合作；當地華人則積極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或捐款、或參加游擊隊，與英、法盟軍站在同一陣營。二戰結束後，英、法、荷等國試圖重回東南亞，引起原住民的反抗，華人也成為原住民仇視的對象。1950年代，華僑經濟被蘇加諾政府定性為「殖民主義殘餘」，遭到嚴酷打壓。
當時常見的煽動口號是「佔總人口不到3%的華僑卻控制了80%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這種煽動非常有效，但對印尼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任何好處。比如，1959年蘇加諾將40萬華僑從鄉鎮驅逐出去，出台法令不允許華人經營縣以下的零售商業。數十萬華人流離失所的同時，原住民也陷入了既賣不出農產品也買不到日用品的困境。排華導致經濟上的停滯；為開脫經濟停滯的責任，又往往進一步刺激排華，遂成惡性循環。
（930事件後中國官方媒體強烈譴責蘇哈托的罪行。1966年夏，雅加達和萬隆的150名大學本科畢業生和研究生經過實地調查後，寫出了一份調查報告，交給了印尼軍事當局。報告說：「毋庸置疑，在東爪哇和中爪哇，有80萬人被殺害。「現在還在巴厘和蘇門答臘的先遣隊早些時候估計，印度尼西亞全國死亡人數不下於100萬人。」）
第二點，則是國共黨爭，波及華僑。
50年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也波及到了遠在印尼的華僑。蘇加諾、印尼共與北京關係良好，但印尼地方反對武裝則接受了台灣當局提供的物資和軍事援助。
1958年3月，以在叛軍中發現來自台灣的武器為由，雅加達發生了逮捕親國民黨華僑的「國民黨案」，並迅速演變成無區別的排華運動，三十餘名華人社團領袖被捕，上百家華人社團被取締，七百餘間華人學校被關閉，10萬以上華人兒童失學。在此次運動中，印尼共曾多次指責印尼陸軍力度不夠。1960年初，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向印尼政府抗議了對華僑的逼遷和迫害，並要求印尼政府協助遣送那些不願意繼續居留在印尼的華僑。
據統計，自1960年1月至11月底，經由廣州、湛江各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共計88247人（另有數千人選擇去了台灣）。至1961年，印尼尚有華僑250萬人。
第三，畸形的「主公制度」讓華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更加惡化，1998年「五月暴動」，華人再次成為民憤犧牲品。
借「九卅事件」屠殺了數十萬華人之後，蘇哈托軍政府宣布關閉了所有的華文學校，取締華文報刊，禁止華人公開慶祝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印尼文的「中國」（Tiongkok）、「中華」（Tionghoa）被強制改為「支那」（Cina），「華人」被改稱「支那人」（Orang Cina或Turunan Cina），華人姓名也必須改成印尼人姓名。
和蘇加諾時代不同的是，蘇哈托一方面將華人的政治文化權利剝奪殆盡，另一方面卻又在經濟上放寬了對華人的限制，搞起了「主公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華人企業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印尼裔的軍政官員提供經營許可證和政治保護。
這種權錢結合模式，造就了不少大型華人企業，也帶動了印尼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華人在印尼社會中的政治處境。民憤指向「主公制度」下產生的貪腐官員的同時，也絕不會放過被捆綁在這一制度上的華人企業。這實際上也是一套惡性循環：華人通過「主公制度」在經濟上越成功，在政治上也就越脆弱；政治上越脆弱，也就越需要依賴「主公制度」和貪腐官員。對蘇哈托軍政府而言，偶爾煽動排華情緒轉移民眾視線，也不失為一種應付民憤的「好辦法」。故而整個蘇哈托時代，政府操控下的排華運動從未中斷。
（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
至1998年，蘇哈托政府因金融危機倒台，華人又一次成為了民憤的犧牲品。「五月排華騷亂」的受害者數據，迄今沒有統一的說法——據志願者組織統計，雅加達有1190人被燒死，27人被打死；印尼警方則稱雅加達有451人死亡。
遲到半個世紀的「道歉」，
真相離我們還有多遠？
4月18日，印尼政府主持召開為期兩天的調研會，討論發生在1965—1966年的排華屠殺事件，這是印尼官方第一次公開支持關於五十年前屠殺事件的討論及調查。
（印尼近日召開名為「用歷史的眼光解剖1995年悲劇」的討論會）
儘管印尼政府明擺著是應對外界壓力才舉行這麼個討論會的，當局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的方針也非常明確：不藉助外力而是要在國內解決，通過協商而非法庭解決，對事件只表示遺憾而堅決不道歉。
（研討會現場。前排右二是研討會的組織者阿古斯·維多約約（Agus Widjojo），他的父親是一名陸軍將領，在「九卅事件」中被親印尼共的政變者殺害）
關於政府態度最明顯的證據來自政法安統籌部長魯胡特對屠殺死亡人數的表態，他表示遇難者人數不可能超過1000人，並反問「你們能指出一個萬人坑給我看嗎？指給我，我就去。」
（研討會場外的抗議者）
對於排華的歷史，印尼政府一直諱莫如深。座談會後，印尼官方表示將會給出一份聲明，但是具體的措辭還在研究之中。儘管官方已經承認1965年是「黑暗的歷史」，但印尼在上個世紀的整段排華史要得到正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關於印尼1965屠殺事件的紀錄片《沉默之像》，該片獲得奧斯卡提名）
誠如印尼官方所言，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自揭傷疤需要勇氣，
印尼需要向受害者及其親屬進行道歉和賠償，
而在這個過程中，
不僅需要印尼政府和人民的努力，
同時也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幫助，
反思我們所犯過的錯誤，
銘記那些痛徹心扉的過往，
讓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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