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反恐迷途：零恐怖與民主的拉鋸
原題為《布魯塞爾恐襲嫌犯落網：歐洲反恐迷途》
隨著參與實施去年11月巴黎恐怖行動和今年3月布魯塞爾爆炸的最後兩名主要嫌犯落網，歐洲似乎可以暫時鬆口氣了。
比利時檢察官4月9日以加入恐怖組織和恐怖謀殺罪，起訴了涉案的四名嫌疑人，此時據巴黎恐襲發生已近五個月。然而，與「伊斯蘭國」（IS）領導層一樣，歐洲的恐怖分子不會因人被捕而徹底瓦解，反而加速其策動下一次恐襲，正如巴黎恐襲疑犯薩拉赫3月18日在布魯塞爾落網，四天後，布魯塞爾機場及地鐵站便遇襲。
大家關切的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穆斯林極端分子的後備基地之一，歐洲接下來會怎麼做？
[2015年4月2日，比利時布魯塞爾遭遇恐怖襲擊後， 街上增加了不少荷槍實彈的安保人員。]
自2015年初法國《查理周刊》辦公室遭遇恐襲之後，關於強化情報收集的討論在歐洲就沒有停止過。其中最熱門的，當屬旅客訂座系統（下稱PNR）的建立。該系統旨在收集和庫存含乘客姓名、聯繫方式、出行時間、路線、支付方式、陪同人員、飲食習慣和行李等19種信息，由此了解乘客的宗教、社會身份乃至性取向等一系列在歐洲被視為極為敏感的私生活問題。而這些信息的保留周期為五年。
據悉，PNR系統在建立初期預計耗資5億-10億歐元，此後每年維護經費將達到1億歐元。對歐洲來說，經費並非最主要的問題。法國共和黨議員、前中小企業暨消費部部長李法佛（Frederic Lefebvre）就直言，歐洲與其向土耳其支付60億歐元的邊界安全贖金，還不如建立自己的安全體系。之所以該系統遲遲未能上馬，是由於在歐盟看來，如此大規模對私人信息進行收集，必須建立在一個安全使用信息的保障基礎上。
真正的問題是，歐洲所遭受的恐怖襲擊是因為情報匱乏所致嗎？
最近發生在布魯塞爾的恐襲事件導致至少34人死亡、170多人受傷，讓這座130萬人口的歐洲重鎮進入了安全警戒最高等級。但弔詭的是，很多比利時人早就預感到，自去年巴黎遇恐之後，布魯塞爾將成為恐怖分子的下一個目標。
如果這是因為比利時人對安全的擔心而產生的心理反射，以色列《國土報》則進一步肯定了社會上的傳聞。該報報道，在對於布魯塞爾可能受到的恐襲問題上，比利時情報部門以及西方其他情報機構掌握相對具體的信息。「安全部門或多或少早就掌握到，恐怖分子將在近期內針對機場和地鐵發動襲擊。」
英國《獨立報》更在頭版以《一個因錯誤導致的悲劇》為題，表示不理解為何埃爾-巴克拉伊兄弟（布魯塞爾事件恐襲嫌疑人）能脫離情報部門的視線，要知道這兩人早就在監控名單之列。
實際上，除了這次的恐襲，去年在布魯塞爾猶太人博物館發生的槍擊案，以及巴黎《查理周刊》和年底的恐襲事件，這些嫌疑犯的姓名早已被歐洲的情報部門所熟知。3月底，在法國國家議會對警察工會所做的聽證會上，法國國家警察局長工會秘書長助理Jean-Luc Taltavull道出其中原委——正因為情報部門擁有過多信息，使其判斷起來變得更困難。
如此看來，在擁有浩瀚信息的情報部門無法做到及時優化處理、篩選和跟蹤信息的情況下，再增加新的信息收集系統，或許並非一道良方。
[2016年4月9日晚，比利時聯邦檢察院發布公告證實，8日在布魯塞爾被捕的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左圖）正是布魯塞 爾機場爆炸襲擊事件的第三名嫌疑人。據扎芬特姆機場監控攝像頭拍攝圖像（右圖）顯示，阿布里尼當時與另兩名自殺式襲擊者在一起、頭戴帽子。]
「對法國來說，恐怖襲擊並非新出現的問題。」法國右翼共和黨（前人民運動聯盟）重要領導人、2017年總統大選熱門人選阿蘭·朱佩在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指出，法國有眾多法律條文，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出台新的法律或者重大改革，而是如何讓我們的專業組織更加有效。「我們應該讓各個情報部門的合作溝通更加流暢和合理化，減少目前影響到這些組織的官僚作風，做有針對性的招募，強化地域性情報工作」。
正是歐洲國家在情報溝通和共享上出現障礙，才讓恐怖分子有機可乘。
布魯塞爾遇恐之後，比利時內政部和司法部兩位部長遞交辭呈，原因正是在處理情報信息上存在疏漏。按照安卡拉方面的說法，2015年6月，土耳其警方在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的加濟安泰普逮捕了易卜拉欣·埃爾-巴克拉伊，並在一個多月後將其遣返時通告給比利時警方，但他還是能夠在回到比利時後參與實施對布魯塞爾機場的恐怖襲擊。
另一位被列為歐洲安全頭號敵人的薩拉赫·阿杜勒-薩拉姆，也有著相似遭遇。早在去年12月7日，比利時的一位警官就指出該恐怖分子的藏身之處，但如此重要的情報卻未能被傳遞到布魯塞爾檢察官手裡，結果抓到他已是120多天之後的事。
比利時各個情報部門各自為政，被外界公認為是信息共享極大的掣肘。4月6日，比利時總理夏爾·米歇爾首次公開承認，「在布魯塞爾發生的恐怖襲擊，對於比利時來說是無法辯解的失敗。」但他也提到，國際社會抓捕本·拉登也花了十年時間。
法國的局勢也未讓人樂觀。伯納德·斯卡爾西尼，這位在2007-2012年間法國內政部情報局負責人最近在媒體上說：「遺憾的是，在合作溝通上，法國的情報部門與外國同業的合作要比在他們自己之間的合作來得順利。」
由此可見，如何處理已經掌握的信息，是歐洲反恐戰役之中的關鍵。以法國為例，在一份被認為「對社會安全有可能性威脅」的S名單上，有近2萬人在冊，其中，11700人被視為與穆斯林激進組織有所聯繫，這些人將被列入電子監控中。「但我們不可能隨便就在一個上了S名單的人身上安裝一個跟蹤器，」前法國對外安全總局情報局局長讓-皮埃爾·波雄（Jean-Pierre Pochon）向《鳳凰周刊》感嘆道，「民主制度很強大，但同時也極其脆弱。」
「每監控一位嫌疑者，需動用12位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很清楚，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朱佩說，「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在前期的工作中偵查到真正造成威脅的人。」
[2016年4月8日，比利時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埃里克· 范德西普特在布魯塞爾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警方當天在布魯塞爾逮捕了5名恐襲嫌疑人，其中包括法國巴黎恐怖襲擊在逃嫌疑人穆罕默德· 阿布里尼，他同時涉嫌參與布魯塞爾機場 和地鐵站連環恐怖襲擊。]
對很多人來說，避免恐怖分子再次犯罪的最簡單辦法，是將其終生監禁。
按照法國現行法律，最嚴厲的徒刑是30年監禁，該刑期一般適用於極為嚴重的恐怖行動。
一般來說，法國為無期徒刑設置了一段長度為22年的安全期。過了這段安全期，犯人有權要求減刑。根據法國法官工會的信息，目前在法國大約有500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僅有3人受到最高等級的監禁處罰。
早在布魯塞爾恐怖襲擊之前，法國議會就開始著手對恐怖行為的刑法條文進行修改，將22年安全期延長到30年。未來，這條措施適用於兩類犯罪：針對執法者的故意殺人行為；受害者是15歲以下並被性侵的殺人行為。
前法國環保部部長、共和黨副主席納塔莉·科修斯柯-莫里塞是首位要求執行「真正終身監禁」的政治人物。她提出，應設立一項「事實性和不可壓縮的無期徒刑」，「否則，製造巴黎恐怖襲擊的薩拉赫在56歲的時候就能出獄」。
然而，莫里塞的提議違背了歐洲人權法院的精神，後者明確規定：對於所有被監禁的人，都必須保留有可能出獄的希望。2013年，歐洲人權法院曾做出裁定，英國不得對重大殺人案的犯人做「無法減刑」的終身監禁，因為該方式「殘酷，不人道並有辱人格」。此舉當時引發英國首相和司法部門的不滿。
左派立場的法國法官工會也持類似觀點。該工會認為，刑法當然是要根據罪行的嚴重性做出相應懲罰，但也要保留使得犯人有能夠重新做人的希望。
在持嚴懲論上走得最遠的，是法國右翼的共和黨成員、北部加萊-皮卡爾迪地區主席貝朗特。他曾放言，如果其在1981年有投票權的話，他根本不會支持廢除死刑。
「執行死刑就有效嗎？」讓-皮埃爾·波雄反問道：「對那些隨時準備去做人肉炸彈的人，死刑也絕非一種懲罰。」對於歐洲的未來局勢，這位法國前情報局局長認為，零危險是不存在的。「我們可以無限制接近零恐怖，比如四處投放軍隊、用各種手段監控民眾，但這樣就不是民主國家了。歐洲民眾會接受嗎？不，沒人會。」
《鳳凰周刊》特約撰稿／張竹林（法國《國際郵報》記者）
本文刊載於《鳳凰周刊》2016年第12期，總第5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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