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一個曾因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城市
原創/龔龍飛
在泉州市海交館裡陳列著一排奇特的墓碑，其中一塊的主人，是一位從海路來到泉州傳教的基督徒。
墓碑中央是基督教天使，穿著佛教的僧袍和僧帽，飄帶有著飛天樣式，十字架下的蓮花是佛教象徵，底下是道教飄逸的祥雲，石碑的尖頂是典型的伊斯蘭清真寺的風格，中間凸起的空洞代表中國的天圓地方，如此多元宗教糅雜的墓碑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並不多見，學界稱之為「刺桐十字架」。改革開放以後，類似的碑文被不斷發掘，目前已有40多塊。
「刺桐」即泉州。
1926年，日本知名學者桑原騭藏憑藉《蒲壽庚考》，成為東洋史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評價他「論斷有識」。《蒲壽庚考》考證蒲氏一族在泉州的勃興家史，洞見了當時的海外貿易制度。並用令人信服的證據論證了，在阿拉伯與西方國家口耳相傳的「ZAITUN」（刺桐），就在今天的泉州。
刺桐，這種來源於印度與東南亞的植物，現仍遍及泉州街巷。高大碧綠的樹榦，在雨季來臨時分，垂下枝條，紅花綠葉掩隱在紅磚古厝之中，它是泉州的市花。
而「ZAITUN」的另外一個含義，則是宋元年間，泉州港口的代稱，那代表著「東方第一大港」，代表著冒險，財富與夢幻。
每歲造舟通異域
西晉末年，北方戰亂。中原地區的士大夫帶領族群「衣冠南渡」，部分士大夫直抵閩南沿海。並留下了兩條河的名字——晉江與洛江。寓意在於以告知後世，祖先是在晉朝從洛陽遷徙而來。
這些攜帶中原文明而來的人群很大地推動了泉州的發展，形成了最早的港口。當時叫做「梁安」。在佛教經典《續高僧傳》中就有記載，南朝時期，印度高僧從梁安返印度而不得的故事。
唐朝中央政府在中期之後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力，到「安史之亂」，連年戰火徹底燒斷了陸上絲綢之路，東西方的交通轉入海道上來，其中以廣州為盛；不料進入晚唐，黃巢起義軍攻佔廣州，屠殺了大量阿拉伯穆斯林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伊朗波斯、東南亞和印度人，造成了巨大破壞。史稱「黃巢廣州屠胡」。
進入宋朝以後，泉州從眾多的港口中脫穎而出，並在超過廣州。
泉州的崛起，學界有部分共識，也眾說風雲。
「安史之亂」以後，再次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南移，南方經濟開始超過北方，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來到了東南地區。韓愈在文章中說道：「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繁榮，國內外貿易發達，需要更多的海港吞吐貨物，泉州應運而起，從 9 世紀開始成為港口。
唐末五代，北方戰亂仍頻，「黃巢廣州屠胡」事件，在海外造成了恐慌，福建為地方政權所割據，局面安定，泉州港自然條件優越，有「三灣十二港」之稱，兼具河港和海港的優點，基岩的海岸不易淤塞，終年不凍，並擁有寬闊的入海口，且有岬角遮掩，為來往船隻躲避風浪，裝卸貨物提供便利，漸為外番所知。
晚唐詩人包何曾在他的名篇《送泉州李使君之人》中寫道：「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詩中的泉州，海外商客雲集，外國朝貢者頻繁進出泉州的一派繁華景象。
北宋年間，國家的分裂局面消除。「東南諸郡，饒實繁盛。」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成為全國中心。特別是江浙地區「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建窯等東南名窯，其產品大量銷往海外，港口也初具規模。
到了南宋，皇室南渡，中央政府已變成內憂外患的小朝廷，面積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人口大量減少，北方諸國又虎視眈眈。南渡初年，倉皇逃命，經費極端匱乏，財政開支超過北宋。為了維持巨額的財政支出，南宋極力提倡對外貿易。此時，泉州從眾多港口中脫穎而出。
論資歷，廣州、杭州寧波皆比泉州古老；論位置，廣州最近阿拉伯和南海各國，杭州、寧波則是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從這兩點看，這是泉州的先天缺陷，但又是泉州興起的關鍵。
海港是經濟聯繫的樞紐，是水陸交通的總匯。交通直接影響到海港的盛衰，大港決不止服務於一塊腹地。基於貿易雙方交通的「最近原則」。遠在西南方向的阿拉伯與南海各國，與東南腹地之間產生了互相矛盾的多種力量，它們在市場博弈中會產生互相作用的結果，勢必出現一個合力點。
泉州港的海外航線可分三個方向：西南方向，沿海岸西南行，抵占城、渤泥、三佛齊，然後折向西，至天竺、大食，直抵非洲東岸，這是聯繫地區最廣且最重要的航線；東南方向，抵麻逸，三嶼，流球。這條航線興起於宋代，這些地方距泉州最近，對泉州港也起很大的作用；東北方向，至高麗、日本。
同時，泉州港也是國內沿海航線的中心，北至山東半島，南抵海南島，皆有泉州海船的蹤跡。
以朝廷為主導的江浙方向，以日本和高麗為主導的東亞諸國勢必要求要求港口北移，靠近京師。
宋朝實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即宋太宗時開始實行的「禁榷」制度。政府在港口通過抽分、 和買得來的海外貨物，一部分在當地銷售，大部分運到京城供宮廷和達官顯貴消費。因此，朝廷非常重視運輸工作，市舶司常由轉運使兼領就是這個道理。
公元1171年，廣州所收乳香三十四萬餘斤，運費就在二十七萬貫以上，時久費巨。為了節省運費，朝廷將廣州的輸入品分為粗細二種，細色是貴重之物，如珍珠，龍腦等等，運入京城，其餘粗色，只能留在當地出售。
此種政策並沒有延續太久，當局還是要求粗貨運到臨安，只是啟運時分粗綱、細綱。從廣州運到臨安，要用半年左右時間，泉州則只需三個月，耗時僅為廣州的一半。途中安全性則與遠近成正比，中央政府還要提防運輸官員，侵欺貿易之弊，在東南地區選擇港口成為使然。
宋室南渡以後，發展本地區港口的要求當然更加迫切，杭州、寧波正是最近便的貿易港。 而實際情況卻同當局的預料相反，發展最好的是距臨安尚有3月路途的泉州。
原因在於作為最重要的海外貿易對象的阿拉伯與南海諸國則要求港口南移。
公元七世紀，橫跨亞非歐的阿拉伯帝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阿拉伯商人承繼了波斯人海上貿易的衣缽，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海外顧客，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波斯詩人薩第在他的著名作品《花園》里，描寫了一個阿拉伯商人的巨額財富和廣泛行蹤。這個商人在波斯灣凱地島有住宅，在土耳其和印度有貨棧，他對薩第說，「我準備把波斯的硫磺運到中國去賣。據我所知，硫磺在那裡，可以售得高價；然後我再把中國的陶器運到希臘；把希臘的或威尼斯的錦緞運到印度；再將印度的鋼帶到阿勒波；把阿勒波的玻璃器運到葉門；然後帶著葉門的條紋衣料回到波斯。」
這是千千萬萬阿拉伯商人的寫照，他們的首站就是泉州。
在阿拉伯商人口耳相傳中，刺桐港有如下的畫面：「當海船離開海上主航道，駛向刺桐的時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海灣口的雄偉的石湖塔。它彷彿告訴遠渡重洋，飽經風濤的航海者們，刺桐港就要到了！海船駛進寬闊的泉州灣，只見水平如鏡，風光似畫。有的駛往後渚港拋錨，有的溯江而上，直抵城東南靠岸，碼頭附近就是僑商的聚居地泉州港一片繁忙景象，它吞吐國內外的大量貨物，接待成千上萬的海外商人，停泊著上百艘的遠洋貨船。」
入港之所以如此美妙，是因為在與海上的航行，辛勞且風險極大。
南宋時代，儘管指南針已經廣泛應用，造船和航海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海路仍很險惡 例如泉州和海南島間的航道，「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釐之差，生死系焉。」
運費、時間和安全，是海外商船首要考慮的三種因素，杭州、寧波由於離南海諸國太遠，來船稀少，蕭條冷落。到1166年，兩地的市舶司也被取消了。
最後出現了一個折衷方案，在上述諸路聯繫方向共同作用的結果，「合力點」落在南宋海岸線中點的泉州之上。於是，兼具了廣州和杭州、寧波的作用，迅速地躍到了港口的前列。
泉州港的崛起也推動了國內兩線的發展，即泉州—臨安—淮南一線，泉州—江西—皖南一線，泉州的海外商品經此北運，使節經此出入，江浙贛皖的豐富物產如綢緞和陶瓷經此外運。
宋元時期，泉州港日臻鼎盛。宋神宗曾下詔說：「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創法講求。」「司」指的是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都設立市舶司。
到公元1087年，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成為南宋財政的救命稻草，一度達到二百萬緡，占當時財政收入的5%。
泉州市舶司止於公元1472年，前後達386年之久，歷經泉州港的繁榮、極盛和衰微。
宋代市舶職能與泉州港的關係，職能包括：頒發公憑，抽解徵稅，禁榷和博易，招徠互市、以禮相待，後期還包括監察和推薦地方官員、發放進出口貿易公憑、執行國家禁令、接待外商處理糾紛、參加組織祈風典禮、維護地方治安等政治方面的職能。元代對市舶司的管理較宋代更有條理，內容共十二點，其中與泉州有關的主要是貨物的抽解與運送的規定。
在市舶司管控下，「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這兩種重要的經貿形式逐步展開。
朝貢貿易是海外國家派遣使節，以向中央朝廷呈獻貢物的名義攜帶商品進入中國，中央政府則以「回賜」的方式實現商品的互換，是政府間的貿易行為。南宋國力衰微，在對待 「回賜」問題上，十分講究成本與收益，朝貢貿易蕭條。
在朝貢貿易中，海外貢使除了與官方進行交換外，還多攜帶大量的私貨進行「私市」「私覿」活動。「私覿」是指海外各國商人、使者前來朝貢時，攜帶私貨進行的私市貿易。也有學者認為是「外交使節與東道國的中央和地方接待官員之間的一種禮物互贈的形式，是外交使節之間的一種交流」。因而，它具有鮮明的官方特色。
「私市」貿易的主要形式，一是上市收買，二是就館開市，這兩種貿易方式都在官府的監督下進行。並且分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使團成員直接獲得宋朝政府的估價回賜，第二種情況是使團成員直接進入集市交易，第三種情況是使團成員直接在館驛與商人進行交易。
而朝貢使團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從事中介貿易的行人(牙人)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官府可以利用權力達到限制私市貿易以及監督使團成員的目的。貢使在入住釋館後的行動是受到限制和監視，貿易的地點也有限制，或在抵口岸貿易、或在進京途中的州縣貿易，或進京後，在政府管控下進行私市貿易。
宋朝無論是通過朝貢貿易還是對民間海商的抽解、和買，所得絕大部分都是舶貨實物，往往不能直接作為國家的財政收入，雖偶有用胡椒作為官員薪水的記載。這些實物必須通過向市場發售變成財政收入，南宋朝廷每年通過變賣實物，從泉州港就獲得100萬兩的收益。民間的商業活動也變得日趨繁盛起來。
大商航海蹈萬死
學者廖大珂根據當時的貨物價格及船隻規模，粗略估計宋代海商的利潤率，認為私人海商一船所載貨物約一萬貫，並由市舶司抽解之數估計宋朝政府對海商的剝削率在30%—40%之間，若按每隻海船的抽解與和買可得25000貫換算，平均每隻海船運載的進出口貨物價值大約6萬-8萬貫，那麼海外貿易的原始利潤可達5倍左右，儘管市舶司的抽買相當之高，但300%的利潤還是讓海商們風起雲湧。
學者錢江統計出了從1012至1192年，共有117批宋朝商人前往高麗貿易，總人數高達4548人。這些宋商大部分來自福建泉州，並且呈遞增趨勢。早在1094年宋朝政府便已規定，若欲經營對高麗的海上貿易，先決條件之一便是必須擁有三千萬貫以上的資產，並至少擁有兩艘帆船。可見，當時泉州海商之富裕程度。
泉州私商海外貿易迅速發展，由私商經營的宋元市舶貿易不僅活躍了民間的商業資本，也成為朝廷重要財源。其次，中國與南洋的貿易從奢侈品貿易過渡到大眾商品貿易。再次，貿易範圍擴大。北起日本，南到東南亞各地，菲律賓也在這個時期進入華商貿易區域，大抵奠定以後數百年華商網路的活動範圍。
到了元代，泉州港出現了幾個以航海為業的顯赫家族，擁有大量財富，而且在政治上都很有權勢，這些家族的航海經商活動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而類別也越來越多元。
元代泉州參與海外貿易的海商有五類：官商、色目商人、舶商、散商、華僑商人。由於海外貿易發達，元代出國經商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留居海外不歸者漸多。各民族的融合，跨族通婚成為常態。
元朝的泉州港更加繁榮。為了適應海外商貿的發展，在唐朝子城的基礎上興建羅城，泉州城由原來的3里達到了20多里，街道拓寬，並設立7 座城門。圍繞泉州城遍植風景樹——刺桐，從此刺桐就成為了泉州的象徵。
「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號為天下最。」當時泉州的人口超過20萬，城牆長度達30里，晉江江面和港內停靠的船隻超過1萬艘。
著名的旅行家馬克·波羅在遊記中寫到，「印度的一切商船皆入此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如果亞歷山大港或其他港有一艘船胡椒到諸基督教國，我敢說到刺桐港的胡椒船就有一百艘。」
而另一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則認為泉州港不僅是「東方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頭等海港之一。
元末的《島夷志略》，記載了刺桐港其進口商品高達三百多種，主要有象牙、珊瑚、玳瑁、龍腦、蘇木、白豆蔻、駝毛布、織金軟棉、檳榔、水晶、鸚鵡等香料、藥物、寶貨。出口的貨物，有雲南的葉金、浙江的瓷器、蘇杭的色緞、明州的草席、溫州的瓷器、鎮州的錫鑞等共計90多個種類。
南宋中期，泉州海外貿易範圍不斷擴大，到1206 年，與泉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為 31 個，到1225 年，增加到 58 個，到1349年的元朝末年，達到99個之多國家和地區之多。
滿市珠璣醉歌舞
宋元兩代是泉州的全盛時期，雖然留下了《諸蕃志》《島夷志略》以及眾多的官史資料，卻沒有類似《東京夢華錄》和《夢粱錄》這樣的著作，使我們對當時的城市結構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情況知之甚少，可謂歷史的遺憾。
直到1999年，一部遺世的《光明之城》在英國出版，它記述了1271年，一位50歲的義大利猶太商人雅各由海道前往「光明之城」泉州經商的經過和見聞。書的封面上寫道：「在馬可?波羅之前，一位義大利猶太商人冒險遠航東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國都市，稱作光明之城。」
「街上有如此眾多的油燈和火把，到了夜晚，這個城市被映耀的無比燦爛，在很遠的海面上都能看到它。」 書中包括大量類似的描述了泉州社會風氣的章節，雖然學界目前對真偽還有爭議，但泉州人卻嫩從中感受到一些。
這個13世紀的宏偉城市，過分密集的建築、喧鬧而擁擠的街市、街道兩旁掛著豬內髒的食品攤、川流不息的車馬行人、穿戴各種服飾的人群、「瓦舍」演戲和「求神拜佛」、「驅邪逐怪」等等的描述，仍然具有今天的氣息。
光明之城，洋洋30萬字，將1271年的泉州描繪地如夢似幻。
南宋末年泉州的港口貿易、城市景觀、市場、風俗、外國僑民、宗教和商人、士大夫階層的生活及其對元兵南下的不同態度等等，可以說涉及到泉州的方方面面。尤其對當時泉州城市之繁榮、商品之豐富、貿易之發達以及數以萬計的外國僑民等等，都有具體的記錄。此外，還披露了泉州的許多「黑暗面」。諸如妓女、乞丐、迷信以及富商的生活奢侈等等。
這個被他稱之為「一個不可估量的貿易城市」，當時「舶貨充羨」、「梯航萬國」，「稱為富州」；城中「夷夏雜處，權豪比成」；「蒼中影裡三州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眷此清源(泉州的別稱)，實今巨鎮。舟車走集，繁華特盛於歐閩」。
公元1291年，馬可?波羅從泉州港起航返國，因為擁堵而延長了旅行時間。他在《遊記》中寫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這裡，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像。」
泉州城內，多民族多宗教的融合聚居也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1087 年，泉州設置市舶司，隨後設立來遠驛、蕃坊，並且允許創建清凈寺和建立外國人墓葬區，北宋大觀政和年間，「泉南請建蕃學」，中國政府為僑民建立學校，遙處北方的高麗也派來留學生，學成後皇帝親自主持 「廷試」。當時居住在泉州的「諸蕃有黑白二種，皆居蕃人巷」，蕃人巷即蕃坊，即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地區。後期，對伊斯蘭教也採取寬鬆政策，大量穆斯林教徒移居泉州，著名的如屍羅圍、蒲壽庚、回回佛蓮等，留居泉州的伊斯蘭教徒建造了清真寺並開闢「蕃客墓」區即埋葬伊斯蘭教徒的公墓區，鼎盛時期，有30多座清真寺。
他們在踐行著先知默罕默德的告誡，「求知要不遠萬里，即使遠在中國。」
無數勇敢的冒險家，從阿拉伯、波斯、印度、東南亞、日本、高麗、還有遙遠的非洲與歐洲，潮水般湧入這個城市，用上百種語言交流，至今在清凈寺、聖墓、草庵摩尼教寺、開元寺等文物史跡還留有他們的痕迹。
南宋當局允許僑商建立聚居地，也允許他們與中國人雜處；允許僑商建造自己的教堂，自由地進行祈禱和傳教。當中外居民間發生糾紛時，當局可以按照他們本國的習俗處理。
一位僑商在學府前建築樓房，泉州當地的士子有意見，泉州通判傅自得在撤除之前，先跟僑商商量，使他們感到 「以公理直，不敢問」。
對於外商，泉州當局亦熱情迎送。當他們離泉歸國時，泉州官府和市舶司在西門外的九日山舉行祈風典禮，祝他們一路順風，平安返抵故國。這是一年中少有的盛舉，泉州所有的高級官員，包括太守、市舶司提舉、邑令以及在泉州的宋朝宗室，都親自出席。禮畢舉行餞別宴會，一起 「尚羊岩壑」 ，並在山上刻石紀念。現尚存石刻十一段，共記祈風十二次，其中除了1104年的一次外，餘十一次均在南宋。
這樣一座寬容偉大的港口，吸引著世界各國的商人，所以「ZAITUN」(刺桐)才會成為世界航海中經久不衰的傳說。
朱熹留下一副對聯：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
1989年 4 月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重點，隨後將全球第一個「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設在泉州。
21世紀初，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造訪泉州時說道：「我們現在這個世界需要學習的，泉州人以前就做到了。」
刺桐花謝刺桐城
泉州作為世界級大港，地位與今日之紐約，或上海類似，但持續了近400年之久的輝煌，又遠非二者可以比擬。一場突如其來，長達十年的兵亂使得這座光明之城徹底熄滅，史稱「亦思巴奚戰亂」。
元朝歧視性的民族政策將民眾分為四等，包括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在內的泉州番人作為色目人，等級要高於被列為最低等級的南人，即當地漢族閩南人。因而番人得到了元朝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勢力龐大。
泉州外國僑民中又以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勢力最大，人口最多。這些穆斯林商人以蒲壽庚家族最為有名。這位穆斯林商人在南宋末年執掌泉州市舶司30年之久，家產不計其數，其僕人就有數千。
傳說在今天的泉州城南一帶，東至塗門街，西至溪亭，約300畝，均為蒲壽庚府邸。宋元時代，弈棋風盛 ，蒲壽庚為娛賓客，在花園北面辟一棋盤園，以32名美女為棋子，分別手摯黑紅棋子名牌，各就各位，聽候弈棋者號令進退，其遺址今即稱棋盤園。義全宮附近有一小巷，今天叫作32間巷，為32名充當棋子的女子夜宿之處，一人一閣樓。
蒲家還養了不少「義兵」，逐步控制了地方政權，還協助元朝政府對叛變的農民武裝進行鎮壓。逐漸的由將領為賽甫丁和阿迷里丁，依靠波斯富商的支持，他們的亦思巴奚軍成為泉州最強大的武裝，而波斯人借亦思巴奚軍的力量逐漸掌控了泉州，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沉澱，當朝廷對他們稍有不利，他們便蠢蠢欲動，結黨營私，勾結伊斯蘭教上層分子，妄圖發動內亂，不少學者認為是他們打算割據泉州港，建立一個所謂亦思法杭的獨立王國。
1357，波斯人、義兵「萬戶」賽甫丁與同為波斯人、以及義兵「萬戶」的阿迷里丁，在泉州發動兵亂，到1362年，掌握泉州市舶的那兀納勾結蒲壽庚再次發動第二次兵亂。
兩次長達10年之久的兵亂，繁華的泉州港毀於一旦。海上貿易基本中斷，百姓飽受戰亂，死傷無數，並出現「食人」慘劇。尤其在那兀納的第二次兵亂時，他統治泉州期間，大肆搜刮財產和姦淫民女，屠戮泉州漢人，對泉州社會造成重創。僅僅是興化路三縣在戰爭中就死亡了2萬民眾，4萬多座房屋被焚毀。
兵亂期間教派暴力對抗的關係，泉州近30座宏偉的清真寺被毀，僅存一座清凈寺，泉州的伊斯蘭教因此衰落。基督宗教也受到連累，羅馬公教的哲姆主教斯離開泉州，泉州基督信仰因而中斷了約200年。
亦思巴奚兵亂帶來了嚴重的福建人族群間的仇視和對立，漢人對色目人的仇恨在亦思巴奚兵亂被平定後開始發泄出來，陳宗海部隊佔領泉州後開始報復，針對色目人，進行了3日的大屠殺，許多未牽涉此案的色目人遇害，甚至有漢人因為高鼻深目或捲髮而被誤殺的，也有盜墓鞭屍的行為出現，蒲壽庚家族墳墓被掘開，「凡蒲屍皆裸體，面西方，悉令具五刑面誅之。」他的族人更是多有酷刑之後被殺的。
由於戰亂和仇殺，外國商人幾乎不敢赴泉州進行交易，番舶不敢進港，大量番商攜帶銀錢外逃，外僑社區解體，泉州商貿遭受毀滅性的打擊，經濟一落千丈，泉州港開始走向沒落。
1370 年，明朝統治者雖然按照前朝慣例設立「市舶司」，但是明朝市舶司的職責已換了初衷，是以「禁通蕃，征私貨，平交易」為目的。
《明史》記載：「詔設浙江、福建、廣東三市舶司。規定浙江同東洋，廣東通西洋、福建只通琉球」。這個規定對廣、浙市舶司的影響較小，但福建已不像往昔可以通航百餘國，只許通航琉球，這對泉州港的貿易造成了巨大的消極影響，城市頹廢，以宗教變化最為明顯，27 座金碧輝煌的寺廟被掠奪寺產，即便如開元寺、承天寺也一度淪為兵器鍛造場所。
兩次兵亂，封關禁海，加上泉州市舶司權力和職能減小，到了明萬曆年間，就不得不裁撤。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朝對於海外貿易的打壓態度下不斷衰弱，後渚港廢，安平港轉而成為私商活動的港口。
到1567年，以走私貿易為主的漳州月港，都悄然超過了泉州，成為閩南新商業中心，泉州幾乎喪失了它在地區間的影響力。
清朝以後，泉州徹底地回到了重農抑商的大河文明中去。祖先乘風破浪，跨海渡洋的歷史，一如後渚港的沉船，難以尋見。
極盛時期的泉州早已退隱，當年的極度開放、奢靡和多元——那種沒有消化的「豐富」卻仍然擁堵在今天泉州的街景里。尤其值得慶幸的是，泉州自身的文化，比如建築，比如南音，比如多元的風俗，完整而持續地保留了下來，並且，在外來衝擊淡出之後，有了自己的節奏，它既在發掘歷史，也在等待著新的冒險家。
這片遠離中原的海濱之地，在400年間醞釀的海洋文化與重商主義，以及多元包容的城市氣質，在中華文明史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它潛在的價值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一帶一路」的宏大敘事中，更顯珍貴。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港，泉州期待著重拾往日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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