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文史 05-05

唐朝為什麼沒有文字獄？

本文所要說的文字獄，是指沒有像明清那樣因詩文導致抄家、殺頭，甚至誅滅九族之類慘不忍睹的事件發生，而並不是說唐朝就沒有因文字而遭貶謫的事情。因為自古以來文責自負，平常間因文字引起誤會、責罰也是難免的事情，更何況家天下的時候。正如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所說的「中國每一個王朝幾乎都有文字獄，這是極權政治的特色之一……」那樣。

粗略讀過唐詩，雖然仍有不少因詩文遭貶謫，罷官、降級的事件發生，但是卻沒有明清時動輒就是抄家、殺頭、剖棺剉屍的血腥場面。你說奇怪不奇怪？

唐詩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在此以後詩歌便走入了沒落，明清更是如此，所以唐詩也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地。不少專家把這種情況歸結為盛唐現象，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自漢以後，中華大地分裂割據，幾百年來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政權，雖然這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戰火四起，軍閥混戰，生活艱難。但同時也反映統治者對人們思想的控制相對要弱，這客觀上有利於思想的萌芽與自由傳播。其二李唐王朝的政權主體——隴西貴族地處漢民族的邊遠地帶，受自漢武帝確立的儒家正統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影響要小得多。思想的相對自由，從而造就了一個盛唐的開放胸襟與氣度，八方來朝，祆教、景教、摩尼教相繼傳入，各種宗教、音樂、舞蹈等文娛活動盛行就是一個明證；三是李唐王朝對詩歌的推崇與重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提升了人們對詩歌的喜愛和對詩人的尊崇。

但最重要的還是開放開明的胸襟與膽識，或者說唐時還沒有形成後來一直現在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比如「存天理、滅人慾」、「餓死是小，失節是大」等三綱五常。甚至可以說唐人的容忍度是大一統政權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用《紅樓夢》中焦大罵賈、榮二府中的紈絝子弟的話來說，那就是「扒灰的扒灰，燒火的燒火」。唐高宗李治納父親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武媚娘，進而立為皇后；唐玄宗李隆基迎娶自己的兒媳壽王妃楊玉環，兩個老夫少妻愛得死去活來，驚天動地，演繹了一出人間浪漫的愛情悲喜劇，「從此君王不早朝」，大權旁落，險些讓山河變色；還有武則天當皇帝時最為寵信的「二張」，就與其女太平公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張昌宗，原本是太平公主的情人，天平公主先是對其武則天誇讚張昌宗年近弱冠，玉貌雪膚，眉目如畫，身體是通體雪艷，瘦不露骨，豐不垂腴。接著悄悄描述床笫之間的旖旎風光：那味道就像南海的鮮荔枝，入口光嫩異常，婉轉如人意，使人神飛魄盪。說得武則天心花怒放，於是納「面如蓮花」的張昌宗為男侍。繼而引薦其兄張柬之……

沒有明清時是才有的條條框框的束縛，詩為心聲，於是就有了令後世感嘆不已的唐詩。整個唐朝我們也經常看到某某因什麼詩歌文章罷官貶職，但卻沒有聽說過哪位由此而抄家殺頭、剖棺剉屍。讀這些朗朗上口的唐詩，我們彷彿回到了盛唐，感受到了盛唐氣象。「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如此傲才視物似乎只有唐朝才有。「……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杜甫《兵車行》）詩聖杜甫「三吏三別」聲聲淚字字血力透紙背的詩句和「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長恨歌》）白樂天開宗明義就直呼其名，更是世間少有。也許有人會說，那說的都是漢皇之事。但仔細琢磨，借漢說唐，指桑罵槐同樣讓我們替古人擔憂，如此大膽不借後果即使放在今天也毫不遜色。

如果說這些還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癢不過癮曲筆的話，那麼「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杜甫《憶昔二首·其一》、「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杜甫《麗人行》）、「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峨眉朝至尊。」（張祜《集靈台·其二》）這可說的是當朝，而且直呼其名。雖然大多說的是後宮佳麗，但那可是至高無上皇帝最寵信的人啊！誰敢冒這麼大的膽子，居然說皇帝最寵幸人的不是？可是我們並沒有聽說詩聖杜甫等人後來怎麼樣了？

還有「……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白居易《賣炭翁》）、「……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白居易《紅線毯》）這同樣說的萬乘之君皇帝的人啊！再看看以後，還會有這麼大膽的詩，而且還沒有出現由此性命難保的詩人？可是流傳下來的文史典籍至今我們還是沒有聽說惡毒攻擊×××或者給××××××抹黑的說法。

宋神宗時的文字獄：北宋御史台院內，柏樹蒼蒼，常有烏鴉在此棲居。一代文豪蘇東坡被囚此地103天，幾乎陷於被砍頭之絕境。著名的「烏台詩案」就發生於此。

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因對王安石新法持反對態度，43歲的蘇軾由徐州貶調湖州。臨行，作《湖州謝上表》，在略敘自己為官毫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是例行公事之為，新黨人士卻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諷刺他們，反被他們偷梁換柱，以小人陷害他人之一貫技倆，藉此加罪於蘇軾。

監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更從他的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羅織罪名。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卻說這是在譏諷皇帝沒有能力教導、監督臣屬;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民間買賣私鹽」之新規。

時任副相的王珪，指出蘇軾歌詠檜樹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是在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新黨藉此指控蘇軾「大逆不道」，非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文字獄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蘇軾在獄中的日子可謂凄慘至極，惶惶不可終日。審訊者常常通宵達旦對其辱罵、恫嚇，從其泛泛的詩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認愚弄朝廷、毀謗國事。在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不得不作了數萬字的交代材料。

一件小事的發生曾使獄中的蘇軾大受驚嚇。湖州被捕時，蘇軾曾與兒子密約，送飯時只送蔬菜和肉，非有壞消息不能送魚。因兒子蘇邁離京去別處籌錢，把送飯之事暫交與朋友，匆忙中卻忘了告訴朋友父子之間的約定。巧的是這位朋友恰好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大驚失色，以為自己必死無疑。惶惶不安中在《獄中寄子由》里寫下了「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等詩句;又給弟弟蘇轍寫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訣別詩。獄吏照例按規定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神宗讀到這兩首詩，深受感觸之餘，也不禁為蘇軾的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特別是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亦不計前嫌，上書勸神宗：「聖朝不宜誅名士」 (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其實神宗內心裡也沒有殺蘇軾的意思，只是想殺殺他的銳氣，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於現在的縣級武裝部副部長之職)。

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中國這位光照千古，集詩人、詞人、畫家、書法家於一身的藝術天才得以保全了性命。

蘇軾出獄當天，便有些得意忘形，信筆寫下了「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的詩句。「少年雞」指的是賈昌。賈昌年老時告訴屬下，說他在少年時曾因鬥雞而獲得唐天子的寵愛，得以任宮廷弄臣和伶人，享盡榮華富貴。如此之說，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檢查起來，蘇軾又要犯「對帝王大不敬」之罪了。

宋神宗推動烏台詩案：用文字獄打擊政治異議派的開端：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台，一關就是4個月。李定等人曲解了蘇軾以前寫的詩詞，並對蘇軾嚴刑拷打，「詬辱通宵不忍聞」。烏台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台，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所謂「烏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台」。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台詩案」貶謫黃州團練副使。

由於王安石的求情，蘇軾雖免於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台里的「新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於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文字獄是一種很可怕的東西，不管作者是啥意思，只要你寫的文字裡面被人百轉千回地分析出什麼反對朝廷反對皇帝的話，你就完蛋了。更關鍵的是，中國歷來就有這麼一批人，專門分析別人的作文，然後找出那些所謂有問題的句子舉報給官府，有報酬的叫五毛，沒報酬的，叫自干五。

一說到文字獄，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想到唐國強。在我的印象中，他扮演過一個著名皇帝雍正，這是個文字獄的行家，事實上，文字獄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漢年間，文字獄的第一個受害者是我們的老熟人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司馬遷作為一個割了雞雞的人為什麼有外孫呢，因為他是生了孩子才被割雞雞的)。

楊惲的行事作風很有他外公的風格，雖然他外公就是因為亂說話替李陵辯護才被割掉了雞雞，但是楊惲根本就不收斂。楊惲曾經位列九卿之一，但是跟朋友聊天的時候經常拿漢宣帝開玩笑，被告發了之後被貶為庶人。成為庶人的楊惲還不老實，跟朋友寫信的時候繼續譏諷漢宣帝，說他不會治理國家，終於把漢宣帝惹毛了——腰斬。因此，楊惲就成為歷史記載的文字獄的第一個受害者。

此後，歷朝歷代的文字獄都特別厲害，最狠的是以下幾個：蒙古人在的時候，不讓懷念大宋;大明朝的時候，朱元璋不讓說和尚、賊、禿子等相關的詞;清朝比較恐怖，凡是懷念大明的、譏諷北方游牧民族的、對皇帝和朝廷不敬的，統統治罪(一般都是殺全家);還有一個我忘記了的朝代，其文字獄的慘烈程度超過歷史上所有文字獄的總和(我又忘記了哪個朝代了，真是對不起我的教授)。

既然我們知道玩兒文字獄哪家強了，那麼現在問題來了，歷史上(我說的是歷史上，不包含我忘記了的這個朝代)最大牌的文字獄受害者是誰呢?答案是蘇東坡。

眾所周知，宋是一個在文化上相對開放和昌明的一個朝代，這個朝代對武將和文人都比較寬容，為什麼這個朝代還會有文字獄呢?因為蘇東坡生活的年代發生了一件大事兒——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朝廷很多人反對，反對派的總頭目是砸缸的司馬光，蘇東坡算是其中的一個二級頭目。從變法開始之後，蘇東坡就一直唧唧歪歪地唱反調，換到40年前的通俗講法是「妄圖開歷史的倒車」。但是蘇東坡是文豪啊，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天不寫東西就渾身不舒服，所以他發的牢騷都在自己的詩文裡面。

他的膽兒很肥，第一個牢騷是發給皇帝的。公元1079年，他調動了工作，按照慣例要給皇帝寫調動前的工作總結和調動後的工作計劃。一般來說，這些形式化的東西皇帝都不怎麼仔細看，主要是看你的態度是不是正確。所以寫完了總結和計劃之後，他又加了一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意思就是說，皇上你知道我傻不拉幾的，跟這些變法之後新提拔的官員不合群。

這裡面對新法的不滿之情已經顯露無疑了。但是皇上沒看見!沒看見就沒看見吧，按照又一個慣例，新任官員的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是要在朝廷內部發行的，讓大家都來看看。這時候，支持變法的監察御史里行(這個字念形，里行是監察御史裡面地位比較低下的職務)何大正就看出其中的牢騷來了。於是給宋神宗報告。宋神宗說：「這點東西也不夠治罪啊!「

何大正明白皇帝的意思了，於是發動同行們拚命找蘇東坡以往的牢騷證據。找啊找，找了四個月(沒辦法，這傢伙寫的東西太多了)，監察御史里行舒亶終於在一本新出的詩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蘇東坡字子瞻)裡面翻到了幾首讀上去像要謀反的詩，趕緊抄錄下來，加上自己的分析註解提交給了皇帝，史稱《烏台詩案》。

《山村五絕》裡面有一句「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這是諷刺皇帝按照青苗法給農民發補貼;另一句「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戲子由(他弟弟蘇轍字子由)》裡面有句「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諷刺皇帝的吏治;《八月十五日看潮》裡面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皇帝的水利措施。

當然，四個月的辛苦不是白乾的，蘇東坡的其他作品裡面也發現了類似的句子。比如《詠檜樹》里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擺明了不相信真龍天子宋神宗，要到九泉去找蜇龍。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舒亶的眼光還是很毒，這句話成為了激怒宋神宗的最後一根稻草。

找完這些句子，舒亶給蘇東坡的定性是「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無復人臣之節」。這樣一來，蘇東坡的罪行就顯露無疑了。

但是還不夠!一大幫子擁護新法的人站出來，開始深入揭發蘇東坡的罪行，一共列舉了四項罪行，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這反賊從小就不學無術沽名釣譽、運氣好混進了公務員隊伍就想著升官發財、升官發財不成就詆毀同僚、不聽皇帝的話辜負了皇帝的教誨。」最後的結論是——皇上你把這傢伙殺了吧!值得一提的是，揭發蘇東坡的人裡面有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國最卓越的科學家之一、寫出了《夢溪筆談》的沈括。

這麼多證據(不管是不是確鑿，反正就是證據嘛)在手，這麼多人喊殺，宋神宗當時真的動了殺蘇東坡的念頭。但是現在擺在宋神宗面前有一個巨大的阻礙：宋太祖趙匡胤建國的時候定了一個規矩，不能殺大臣，除非他謀反或者叛逆。顯然，蘇東坡只是發牢騷，還夠不上這兩項罪名。想來想去，宋神宗最後把蘇東坡弄到御史台狠狠收拾了一番(挨打挨罵是少不了的)，然後貶到湖北黃岡任團練副使(相當於縣武裝部副部長)。

其他幾個受牽連的人的下場也很慘，但是都保住命了：駙馬王詵因給蘇軾提供調查情報，替他保存罪證(也就是詩文)削除一切官爵;王鞏發配西北;蘇轍調到江西高安任筠州酒監(相當於酒水專賣局局長)。

這一場轟動大宋的文字獄，就此終結。

導讀：文字獄歷代都有，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樣了。出身貧苦的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忌諱就格外多了起來。除皇帝的名諱外，許多詞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會掉腦袋。中國人避皇帝或長輩的名諱，不知從何時起。不過直到今天，對長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禮貌的。農村小孩之間罵架，互相指著鼻子叫對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種侮辱對方的精神勝利法。過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輩、師長的名字時，總是稱「諱某某」。不過屈原在他的《離騷》中說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說「諱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樣，寫母親的名字「敏」時，故意缺筆。是否當時名諱之規矩還不是很盛行?

也許，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著特殊的魔力，和這個人的生命狀況息息相關，所以巫師作法，詛咒一個人，就會做一個小人，寫著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後惡毒地行法，比如《紅樓夢》中的馬道婆受趙姨娘委託，如此來對付王熙鳳和賈寶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權力越大，他的名諱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沒什麼勢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別人直呼其名他也無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國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諱範圍最廣，皇帝的名字，簡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歷朝歷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詞並不多，秀才們做文章時，只要留心別去碰聖上名諱這個大地雷，不用煞費苦心給更多的詞找一個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樣了。出身貧苦的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忌諱就格外多了起來。除皇帝的名諱外，許多詞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會掉腦袋。

朱元璋早年參加郭子興的隊伍，靠殺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別忌諱人家拐著彎子罵他是「賊」，他對「賊」字的警惕簡直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給人當槍手，寫上表叩謝聖恩，中有「作則垂憲」。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賀冬表，文中有「儀則天下」。常州府學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賀表中有「聖德做則」。這洪武皇帝大概當時講的老家濠州方言，「賊」和「則」同音，懷疑是諷刺他做過賊，便將這些拍馬屁的人全部殺死。他年輕時當過和尚，因此也忌諱別人提起他這段自認為不光彩的歷史，臣民們的上表中不許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則就會龍顏大怒，殺意頓起。因此那時候連「醫生」都改成了「醫士」。而且他這種忌諱擴大得讓人摸不到邊，一個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發」，去發不是當和尚嗎?又是諷刺老子龍潛時當和尚那段經歷，沒說的，讓人把這人推出去「咔嚓」一聲砍掉。

導讀：歷來文人的命運多厄，大抵因為文人喜歡文墨，依仗一枝禿筆，常拿將起來，寫寫劃劃，論古非今，發胸中之臆，好像不塗抹幾句就要憋死似的。但皇帝老兒卻不管你那個，那個段子嗆了他的肺管子，怕是要人頭落地了，文人之厄，莫過於文字獄了。當權者從來就不在乎手下少了一個或幾個文人，他在乎的是孤家的臉面和家天下是不是受到危害，儘管某些「危害」是莫須有的。以文字獄為例，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始，文字獄火勢漸猛，至康熙、雍正、乾隆朝已呈燎原之勢。

明朝的文字獄多在洪武年間，竊以為，洪武年間出現的文字獄實在是沒有什麼奧妙可言，皆源於朱元璋的變態心理。朱元璋貧僱農出身，早年放過牛，干過偷雞摸鴨的勾當，後做過和尚，所以發跡做皇帝以後，極其忌諱「光」、「賊」、「盜」等字眼，生怕哪個文人揭他老底，或者諷刺埋汰他。其實，若是會來事兒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偏偏有溜虛不要命之人，馬屁沒拍正當，卻被朱皇帝一蹶子踢掉了腦袋。北平府學訓導林伯瑾用《賀冬節表》來討好朱皇帝，映入老朱眼帘的「垂子孫而作則」一句，怎看怎是「垂子孫而做賊」，這還了得，於是便殺無赦。杭州教授徐一夔的牛皮吹得也蠻響亮：「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差一點沒把老朱氣暈：「光」乃光頭也，「生」者「僧」也，「則」字音近「賊」也，拍馬大王徐教授遂被斬。

前不久，讀過海外學者陳學霖考證朱元璋文字獄是謠傳一文，但我還是信其有。朱皇帝歷來疑心忒重，僅一個胡惟庸案就殺了三萬餘人，人殺得多了，也就習慣於殺殺砍砍了。後來自學成才的朱皇帝有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站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與黃巢詩一脈相承(也涉嫌抄襲呀)，一副劊子手嘴臉。

相比之下，滿清的文字獄卻搞得慘烈，可以說，康乾盛世百餘年就是文字獄的百餘年，因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獄迭出不絕，更多的文字獄在處罰上採取凌遲、株連、滅族等殘忍手段。康熙年間的《南山集》案，因為書中提到了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作者戴名世就被康熙看作是反清扶明而以大逆不道處事死，此案牽連三百餘人。雍正年間，文字獄在數量上了一個層次，相繼發生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呂留良、屈大均等一系列文字獄案，如呂留良案，因為呂在「華夷」之辯上捅到了雍正的痛處，當時呂已作古，心狠手辣的雍正卻不饒他，於是呂留良被挫骨揚灰、呂氏滿門抄斬。到了乾隆那，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大開殺戒，據說搞出文字獄案120餘起，胡中藻寫「一把心腸論濁清」死，在我大清之前加「濁」字，你死定了;喬廷英寫「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死，「日月」為「明」，難道你想做明朝臣子?滅族; 卓長齡著《憶鳴詩集》死，「憶鳴」乃「憶明」，滿門抄斬。

朱元璋搞文字獄，為的是「遮醜」，有清一代，因為當權者擔心漢人滅清復明、王朝不穩，而神經過敏、白日見鬼，大開株連滅門之殺戒，將文字獄推到極致。在康雍乾朝，文人如履薄冰，命岌岌可危，卻始終沒有躲過殺戮，另一方面，文字獄暴露了滿清當權者的野蠻和蒙昧、殘忍和嗜殺，有清一代，漢文化被推入深淵。從文化的進程看，清王朝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試想，一個培養奴性的王朝絕不會把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推進的。

公元1722年，六十九歲的康熙徹底放下了他砍砍殺殺的屠刀，但他的子孫卻把屠刀磨得更快。有人以康熙的陰魂《向天再借五百年》，如果讓康熙再統治五百年，如今，我等仍在這屠夫的治下，或者，我等已經不在了，因為我等逃不出他的文字獄。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愛新覺羅·弘曆，生於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號為乾隆。乾隆帝享壽89歲，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稱是中國歷史上享壽最高，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餘緒，仗全盛的國力，平定邊疆，為我多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過貢獻，史稱「康乾盛世」。

文壇上關於記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別是近年來「戲說」的電視連續劇廣泛傳播，把乾隆開明寬厚、風流倜儻誇張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本文專寫乾隆殘酷製造文字獄，以便讀者真實地了解這位愛新覺羅?弘曆。

文字獄腥風血雨之舉例

乾隆自稱「朕一書生皇帝耳」，這是不錯的。他自幼聰明伶俐，六歲就學，在名儒指導下，飽讀詩書，深得其祖康熙的歡心。康熙彌留之際，之所以傳位給胤禎(雍正)，一個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禎之後傳位給愛孫弘曆。

乾隆自幼愛好文學，一生寫詩四萬餘首，可稱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養也成為他摧殘文化學術的武器，乾隆時期數得上來的文字獄130多起，其捕風捉影之荒唐，株連之廣泛，處理之嚴酷，均超過了其祖和其父。

1、孫嘉淦偽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會上流傳所謂孫嘉淦偽奏稿。孫曾官至工部尚書，生性耿直，敢於犯顏直奏，因此社會上有人冒其名寫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過」(據後來所傳，說奏稿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他南巡擾民，奢侈浪費和賞罰不公等)。乾隆大怒，說這「全屬虛捏」，他下令各省督撫、各級官員嚴查偽稿的炮製者和傳播者。至同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東曾發現偽奏稿，山東巡撫以為「無庸深究」，被乾隆革職查辦;御史書成上疏委婉提出勸阻，說此案曠日持久，「株連終所難免，懇將人犯即行免釋」，乾隆閱後大怒，連降二道諭旨申斥書成為「喪心病狂之言」，書成被革職服苦役，此後無人敢諫。

在繼續追查中，有挾仇誣告，有畏刑妄承，有株連擾累，總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容泰，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後斬決，家屬照例連坐。辦案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職拿問，連兩江總督、漕運總督也被牽連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盧的供詞前後矛盾，他說偽稿是劉所供，但二人並未對質，又無其他證據，只是負責此案的官員怕擔當「查處不力」的罪名，就倉促判決定案了。

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己名寫偽奏稿。乾隆十八年，孫因驚懼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血雨中，正氣傲首俱喪，以後敢於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士及廣西學政等職，乾隆十八年，有人將胡所著《堅磨生詩抄》送乾隆處告密，說《詩抄》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乾隆大怒，認為這是「悖逆詆訕怨望之詞」，日月合寫為明字，是胡有意恢復明朝，指斥胡詩：「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詩中還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認為是胡諷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據此推理，胡的整部詩抄就成為有系統的反清的書。

胡中藻案又引發鄂昌案。鄂昌，滿族人，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因胡曾任廣西學政，二人詩文唱和，這在當時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沒有及時舉報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發現鄂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批示：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為胡兒，「此與自加詆毀何異?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賢良祠。乾隆又傳諭八旗，應保持滿族人騎射尚武傳統，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俗，玩物喪志，云云。

3、王錫候《字貫》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後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他心灰意冷，專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證都不容易，於是用數年的功夫，編了一部《字貫》，於乾隆四十年刊成後，被仇家王瀧南告發，說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樣時應如何改寫以避諱。王錫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規定，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還認為該書沒有按更嚴格的避諱方法(如「弘」二字應寫成「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從日」等)，於是勃然大怒，認為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被斬立決，家屬按例受株連。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初在接到王瀧南控告後，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候的功名。乾隆認為海成判的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因查繳出禁書8000多冊，曾受到乾隆嘉獎，如今一著不慎，便淪為階下囚。從此以後各省督撫大員及各級官員，遇到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擬具處理意見時，就寧嚴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加罪。

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用《詠史》中的兩句詩，感嘆清朝知識分子普遍缺鈣，「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意思是說，知識分子聚會中突然離開，是因為害怕文字獄，他們寫作只為糊口，不問世事，謹言慎行，自甘墮落，活得沒骨氣。

歷來文人因言獲罪並不少見，清朝尤為慘烈，特別是康、雍、乾三朝，康乾盛世，卻大興文字獄，由上而下，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圍剿，祖孫三代可能沒想到的是，殘酷的文字獄背後，竟然催生出一支專事誣告陷害的水軍，士紳的不幸，竟成為某些人的斂財手段。

清朝記錄在案的文字獄有194起，乾隆常說，「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在他治下，竟有130多起文字獄，名副其實的打臉皇帝。在這194起文字獄中，有25起為誣陷案，約佔總數的12.9%，發起者為市井小民的，共17起，佔總數的68%，他們誣告的對象是士紳階層，目的主要是敲詐錢財。

中國百姓向來懼怕權貴，民告官，借個膽子都未必敢提告，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卻熱衷跟士紳階層打官司?這跟政府的態度有很大關係。清朝文字獄一旦罪名落實，大多以謀反大逆罪論處，凌遲、連坐且不可恩赦，可見處罰之重。為了發動群眾進行舉報，清廷提供了豐厚的物質獎勵：因舉報抓到罪犯的，平民授以官職，軍人授以軍職，罪犯的全部財產作為獎賞，送給舉報者。即使告發之後沒抓到罪犯，政府也會把罪犯的家產作為獎勵。

這些獎勵政策，讓老百姓產生誤讀，只要舉報且抓獲犯文字禁忌的士紳，就可以升官發財，這對很多人來說，很有誘惑力，雖然清廷對於誣告陷害有很多處罰，但是漢字博大精深，往往一字多音、多義，比擬、借喻很多，行文者無反逆之心，但架不住好事之人往壞里解釋，一旦哪個解釋觸動了官府的神經，一般就能舉報成功。所以對舉報者來說，文字誣陷基本是無本買賣，而且來錢快，這導致誣告之風盛行。

誣陷者還有一個萬全之策，他們找到文字破綻後，一般先不報官，而是直接找到本人，以報案為名恐嚇，視其經濟情況進行敲詐勒索，甚至有人編造悖逆文集，把想要敲詐的人名加進去，以告官相威脅，進行錢財勒索。這樣做不用承擔訴訟風險，就能得到錢財，一舉兩得。

誣告之風盛行的另一個原因，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過。

其實早在清朝，中國就遭遇來自人口的巨大壓力。據統計，順治12年人口為1400多萬，人均田地27.63畝，乾隆18年有1億左右人口，人均田地減為6.89畝，乾隆31年，人口達到2億多，人均田地僅為3.56畝，到嘉慶17年，人口接近4億，人均田地數降為2.19畝。

人多地少不夠吃，老百姓就把錢財看得極重，於是就出現很多小偷小摸被當場打死的慘案，比如乾隆57年，江西一個叫溫水子的人，因為摘了鄧玉書梨園的三個梨，被當場打死，陝西省劉仰兒，因為摘了武小孟地里的豆角，同樣被毆打致死，仨瓜倆棗，就可以以命相拼，可見當時百姓有多窮。

土中刨食無以果腹，必然導致一些膽大的刁民通過其他手段斂財活命，在政府大興文字獄之際，他們看到了生財的新門路，就是告發士紳，從中牟利，於是在清朝，就有了以文字獄為政策背書的另類打土豪分田地。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

國民黨中將沈醉曾在上海華東區擔任過區交通與組長等職，曾間接參與暗殺史量才血案。後又曾多次向直接主持暗殺的兇犯趙理君搜集過有關材料，並調閱過有關檔案。他曾披露過史量才被暗殺的詳細經過。

史量才於1934年10月間去杭州調養胃病，給了特務們—個最好下毒手的機會。他一向提防反動派要對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車有保險設備外，並雇有私人警衛(上海人叫保鏢)。戴笠於這年夏秋間即奉到蔣介石命令要暗殺他，原先準備在上海租界內動手，曾一度在申報館和史的住宅附近找過房子，因遲遲沒有找到，戴就親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擔心的是怕又和暗殺楊杏佛一樣，兇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嚴重的麻煩。以後監視史的特務們通過上海幫會關係與史的汽車司機結識，打聽到史經常要去杭州，戴笠才決定不在上海租界內進行。不久，史果然攜眷去杭，戴笠又帶著趙理君等趕去布置。原來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莊附近伺機狙擊，又考慮到如將史暗殺於杭州市區，杭州省會警察局長便脫不了關係而將遭到各方面所責難，勢非破案不可。因不但警察局長趙龍文是軍統特務，而且整個警察局都控制在軍統特務手中，這樣一來便是自找麻煩，最後才決定選擇在離開杭州市區的地方去進行。

參加這一次罪惡行動的特務除趙理君外，還有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安徽人，抗戰時任過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以後自殺)、組員李阿大(上海蘇北幫慣匪，為這個組最主要的兇手)、施芸之、許建業等六人，汽車司機張秉午(河北人，抗戰期間任軍統汽車大隊長)。使用的汽車是當時軍統經常用來搞暗殺綁架的一輛老式別克牌敞篷車，平日停在南京雞鵝巷53號軍統接頭處。

當史量才決定於II月14日由杭州乘自備汽車回上海的前一兩天，特務們便從司機那裡得到了這一消息。先由趙理君去察看動手的地點，選擇滬杭公路所經的海寧縣屬第四區博愛鎮附近，離翁家埠約四華里的地方。特務們事前準備了兩個臨時用的汽車牌照，一是京字第72號，這是隨便仿製的(以後才知道是南京鹽業銀行的)，另一個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這輛汽車是10月底前後即由南京開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倉橋浙江警官學校的停車房內。行兇時先是用京字72號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試車牌照，一直到快到南京才換上原來的號碼.於半夜駛回雞鵝巷。張秉午曾多次向我談過這一段情況，軍統的老司機們一向把這輛車叫做「功臣車」，因當時軍統汽車很少，經常要使用到它。抗戰時戴笠還叫人把它駛到重慶，便很少再去用它。

這次兇手們所帶的手槍均為洞穿力很強的駁殼槍和強力式手槍，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險汽車。行刺那天，特務們很早便去守候。當史的汽車駛到了兇手們預定動手的地方時，發現有一汽車橫在馬路當中，偽裝損壞正在檢修。特務們見史的汽車開來，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車緩行，一面即拔出手槍向史的汽車輪胎射擊，同時由指定的兩個兇手射擊汽車司機和司機座旁的史詠賡的同學鄧祖詢。這是因為特務們誤認鄧為史的保鏢怕他還擊，又怕司機以後供出認識的特務來，所以要先殺掉以滅口。當槍彈亂飛的時候，史量才和史詠賡父子便急忙跳出車來分頭逃跑。兇犯們又誤認其子為父，因此有三個特務便尾追史詠賡，一連發射二十餘彈，均未命中，他從田野中飛奔逃走。史量才因身體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亂中逃進附近一所茅屋。兩個特務緊迫過去時，史又從後門穿出，躲在房後面一個乾涸了的小水塘中，卻被站在路上指揮的趙理君發現了。趙一面大叫「在這裡」，一面連連向史開槍射擊，有一彈正擊中史的頭部，史當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身邊補上一槍，登時血流如注。兇手見目的已達，立即集合爬上汽車飛奔而去。槍聲停止了約半小時後，史詠賡才從附近找來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點，並向航空學校借了一輛卡車將三具屍體運回杭州。

血案發生以後，舉國震驚，責難紛起。蔣介石和汪精衛還貓哭老鼠地嚴令江浙兩省滬杭兩市緝兇，並懸賞一萬元獎金。同時，特務們又從蔣介石手中領到了一筆5000元的犒賞費。以後特務們見面時還曾以此開玩笑地說：「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5000元的獎金啦!」

結語

凡遇盛世，大都夾帶著文人血淚辛酸。縱觀中國歷史，蒙受戰亂之時便是思想鳴放之時，一如春秋戰國、三國兩晉。禁錮思想一事也非中國獨有，西人不也有哥白尼伽利略之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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