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慶為何改期：一個危險的先例

昨天大學同學來上海，幾個同學和班主任一起吃了個飯。席間就說起，今天正好是五四。雖然當年校慶的時候，似乎也沒什麼感覺，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們又剛好畢業，但是這個日子，畢竟為我們喝酒吃飯增加了一個理由。

但是當時有同學就說，其實五四並不是北大的校慶，這是後來改的。至於後來是怎麼改的，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了。

正好今天看到北大新傳社發布了一篇文章，這是2009年出版的《老北大的故事》中陳平原先生的考據文章，這篇文章寫於1997年北大百年校慶之前。原文比較長，現在只節選其中主要的考據過程。按照陳平原先生的考據，北大校慶從12月17號改成五月四號，其實是出於「時代需要」，但是他認為，這卻開了個危險的先例。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麼辦？

北京大學最大的「身世之謎」，除了戊戌年間的創立，當屬校慶的改期。前者因年代久遠，資料匱乏，難以辨證尚在情理之中；後者近在咫尺，其時北大早已名揚四海，檔案制度也相當完備，居然也會「失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依照常規，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當事人的意見。即當初將北大的校慶紀念日，從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

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中，找到了如下含糊其辭的描述：

1949年5月4日，即「五四」運動三十周年時，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師和學生代表共23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湯用彤教授任主任。

為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此後，北京大學將每年的五月四日作為校慶日。

這段話給人的印象是：北大校慶的改期，是在1949年或1950年。遍查這兩年的《人民日報》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務委員會成立的詳細報道，卻未見改變校慶紀念日的隻言片語。

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1949年12月16日)刊出湯用彤、羅常培紀念校慶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1950年2月1日)報道北大師生舉行校慶紀念集會，馬敘倫、徐特立發表講話。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1950年12月16日)上，也有校慶五十二周年活動的預告。

也就是說，起碼在這兩年內，北大仍堅持在十二月十七日舉行校慶紀念。

1951年4月3日，《北大周刊》改為《北大校刊》。同年10月21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校刊》上，刊出《北京大學一九五一年度校歷》，依然規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慶放假一日。」

按理說，此事再簡單不過，繼續追蹤《北大校刊》就是了。可很快地，《北大校刊》停辦。等到其後任《北京大學校刊》面世，已是1953年10月1日。

正是在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慶的改期。

持此說的理由是：1953年年底，沒有關於校慶的報道：第二年5月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校刊》15期上，通欄大標題為「紀念五四青年節，祝賀校慶五十六周年」。同年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也發表了題為《北京大學熱烈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的新華社通訊，開篇便是：「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三十五周年紀念日，隆重地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 ?

有了上下限時間，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底是何時、由何人提議、並以何種理由決定改變北大的校慶紀念日？翻遍這兩三年的有關報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迹，實在不可思議。

原以為此舉關係重大，定會引起熱烈的爭議；即使不允許討論，也會由校方刊出公告，並略做解釋。

結果什麼都沒有，就這麼「不明不白」地轉變過來了。

終於在北大內部發行的《高等教育論壇》1995年第三期上，找到了兩年前便已完成的結論。

由王學珍等先生撰寫的《北京大學大事記》，在1951年12月7日那一天，記載了這麼一件「大事」：

湯用彤副校長建議把北大校慶改為5月4日。他認為現在的校慶時間(12月17日)臨近期末，師生都很緊張，不宜搞大的活動(這一建議當時雖未在一定會議上形成決議，但此後校慶的紀念活動實際上已逐漸改到5月4日)。

這段話，可與流傳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種解釋相印證：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經進入冬季，天寒地凍，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開的「五四」，返校、踏青兩不誤。

這兩種「說法」，一著眼於校內，一著眼於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愛。

可二者都迴避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校慶紀念不同於旅遊度假，並非取決於天氣或者閑暇。

不能隨意更改的校慶，竟被如此輕而易舉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奧秘。

先不討論結局是否合理，單是「大事記」中的這段話，便是個很大的懸念：如此大事，為何沒有「形成決議」？沒有正式決議，如何「逐漸改到五月四日」？「逐漸」二字，更是令人疑竇叢生。

依我的淺見，並非當事人思慮不周，或校史專家筆力不濟，而是別有苦衷。正是這無從定義、不容辯白的「醉眼朦朧」，最能體現此事之「妙不可言」。

先把「大事記」未曾言明的「逐漸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

因應「湯用彤副校長建議」，原定十天後舉行的校慶五十三周年紀念活動取消。既然是「除舊布新」，照常理，新的校慶紀念日當即生效。

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學生舉行隆重集會，紀念的是青年節，而非校慶。第一次大張旗鼓地將青年節與北大校慶捆綁在一起「隆重紀念」的，是在1954年。也就是說，舊校慶廢於一九五一年；新校慶始於一九五四年。

換一種表述方式：首先是舊曆的不合時宜，而後才有新曆的取而代之。

依我的淺見，「舊曆」之不合時宜，並非有礙學生的複習考試，而是因其象徵著舊的教育體制；「新曆」之獨具魅力，也並非時人貪圖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徵著與老北大傳統的決裂。

此舉須與「時代潮流」相參證，方能明了其準確含義。

就在北大決定取消舊校慶的前後幾天，《人民日報》特辟「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專欄，發表

清華大學營造系主任梁思成《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

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侯仁之《學習文件使我進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學習態度》

等一系列文章，共同譴責舊大學之違背人民立場。

緊接著，湯副校長連續發表講話，「發現過去的北大像衙門，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統治著北大，要把這些髒東西清除掉，必須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繼續下去」；否則，「趕不上國家的需要，也對不起人民大眾」。

對於北京大學來說，一九五二年，確實是大轉折的緊要關頭：院系調整，遷居燕園，禮聘蘇聯專家，批判周、朱等，都預示著其發展方向，難怪時人津津樂道「新北大」。北大確實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標誌，改變校慶紀念日，似乎順理成章。

提議改變校慶紀念日的是副校長湯用彤，可主張與老北大傳統決裂的，卻是屬於那個時代追求進步的眾多知識分子。

改朝換代後的第一次校慶紀念，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還只是批評老北大的「為學術而學術」，并力圖重新闡釋「兼容並包」口號；對北大傳統深有體會的羅常培教授，更發表《祝北京大學的新生》(《北大周刊》21期)，率先清算老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北大的思想自由傳統在過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動社會發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義時代它卻可以阻礙社會的發展。

這種否定老北大，自覺「加緊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論，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

此後幾年，北大人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一方面加強自我清算，另一方面重新詮釋北大傳統——作為「除舊布新」的表徵，便是此校慶紀念日的改期。

問題是，同處「思想改造」的大潮，為何只有北大必須改變校慶紀念日？

老北大傳統實在頑強，思想改造任務十分艱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隱患——這是一種假設；北大師生善於追趕時代潮流，總是能自己提出並解決問題，自覺順應變革的需要——這又是一種假設。

還有一種說法，或許更實在些：並非每所大學都有如此輝煌的傳統——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供「開發利用」。

以上諸說，均屬宏大敘事，有道理，可又都難以實證。我只想補充一個小小的細節，希望有助於理解北大校慶的不得不改期。

就在解放軍進城前夕，北大校長鬍適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出走。這位被共產黨公布為「戰犯」的文化人，其生日恰好與北大校慶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適與北大淵源殊深，而顯得格外醒目。

1958年，針對大陸的批胡運動，在台北大校友會大張旗鼓地為北大和胡適祝壽稱：

適之先生象徵北大精神，所以我們為適之先生祝壽，也就是為北大精神祝壽。

北大校方組織撰寫的《北京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也認定這兩個生日的重疊，大有深意在。

比如，胡適之熱衷於紀念校慶五十周年，便是「為了抬高自己」，蓄謀「以慶祝校慶來為自己做壽」。

大規模的批胡運動，1954年方才開始；可1949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第二年9月《文匯報》刊出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大陸之「徹底清算胡適思想」，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面對此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與胡適關係最為密切的北京大學，不能不有所警覺。

當然，為了撇清與胡適的關係而修改校慶紀念日，未免顯得太小氣了點；可附著在「思想改造」這桿大旗上，可就理直氣壯了。

與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

改組學校領導、重新確定教育方針、增設馬列課程等，此乃大勢所趨；至於必須用改變校慶紀念日來表示進入新時代，則屬於北京大學的創舉。

除了北大曆來關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風氣之先，更與毛澤東本人的「引導」不無關係。

新政權建立之初，毛澤東與北京大學有過三次交往(參見蕭超然《從圖書館助理員到共和國締造者》，《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五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給「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回信：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體師生的名義，再次給毛澤東主席寫信，稱為了慶祝五十一周年校慶，準備在十七日上午舉行簡單的儀式：

我們熱烈地盼望您能在這一天，回到學校來，給我們一點指示！要是您有空，無論如何希望給我們寫幾句話，給一點指示！還有一件事要麻煩您，最近我們要制新的校徽，想請您給寫「北京大學」四個字，希望您能答應我們。

這封信遲遲得不到迴音，後來才知道，此前幾天毛澤東赴蘇聯與斯大林談判去了。回國後，毛澤東補寫了校徽，對參加校慶一事未做任何評論。

1950年的「五四」前夕，「國立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再次上書，要求毛主席為即將舉行的「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史料展覽」題字。收到信後第二天，毛澤東題詞：

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專家們從題寫校徽，讀出了毛澤東對北大的特別關懷。我則希望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毛主席對五四時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對十二月十七日的校慶相當冷淡。兩次收到關於五四紀念活動的上書，均迅速答覆；至於北大校慶，則不置可否。

毛澤東對五四時期北大的好感，主要基於其理論體系，而不是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三、四個月的個人經歷。這一點，《新民主主義論》中早有充分的表述。

新政權建立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高度評價，實際上成了北京大學尋求變革與發展的「護身符」。舉個例子，平常每日四版的《人民日報》，專註國內外瞬息萬變的局勢，文化單位的消息絕少能擠上第一版。而北京大學竟數度獲此殊榮，這全托「五四」的福。

1949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報》出版《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強調如何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新政權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突出渲染，無疑有利於北大的重新佔據中心地位，並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年的「五四」，《人民日報》接連兩天報道北大的紀念活動。

「五四」的急劇升溫，使得原先的北大校慶相形見絀。

《北大周刊》第63期(1950年12月16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慶將到，慶祝辦法以舉行展覽為主》，宣布不另舉行慶祝儀式，展覽的重頭節目則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覽」。

據校方稱，「這雖是北大的校史展覽，但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幅縮影」。此說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對五四運動的高度評價為準的。依此思路鋪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漸隱人歷史深處。

三年間，北大對待校慶紀念活動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第一年，邀請毛主席出席並講話；第二年，改為舉辦以革命史料為主的展覽；第三年，臨時決定取消任何紀念活動。

假如當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會，或者五四運動的光榮不屬於北大，我很懷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慶，是否還會因影響複習考試或天氣寒冷而被取消。

對於大學來說，如何在歷史轉折關頭，抓住機遇，站穩腳跟，為日後的發展打下有利的基礎，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慶的改弦易轍，我以為乃出於深思熟慮的「高招」。

若做如是觀，對先輩愛護北大的心情，當有較為深入的體貼；對其不得不採取的策略，也會有較為通達的理解。實際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漸淡出，乃其時的「大氣候」所決定，非關個別人的提議。

儘管如此，我對於賦予校慶紀念日以特殊意義，仍深感不安。

校慶紀念以及校史的寫作，表面上是指向過去，實際上是在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也是校慶之深受校方重視、而且也值得史家認真品讀的原因。說低點，是在歷史坐標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說高些，則是在述說傳統的同時，標舉一種理想、一種精神。

可有一點，常被世人所忽略：

任何一所大學的優良傳統，都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與具體的生日沒有任何關係。

一旦生日被賦予特殊意義，而且可由後人自由選擇，那麼，不確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滄海桑田，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其校慶紀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斷變遷，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將招來無數不必要的煩惱。

北大之修改校慶紀念日，固然有利於弘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卻開了個危險的先例。生日的確定，本來只是考據問題，一旦轉化為價值判斷，過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現令人尷尬的局面。隨著詮釋框架的改變，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麼辦？難道說，另外選擇一個光榮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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