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島日僑遣返親歷者細說70年前的那場逃亡 | 文匯獨家

文史 05-08

【導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10月25日，中美雙方根據《波茨坦公告》精神，確定了將滯留在各戰區所有日僑俘虜一律有組織地遣返回國。1946年5月7日黃昏，第一艘遣返船載著那些曾高唱著「這裡是故國百里之外，映耀著遙遠滿洲紅色夕陽」軍歌的「開拓者」們黯然離開葫蘆島碼頭。藉此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70周年之際，本文作者越洋尋蹤，有幸找到了當年的親歷者之一，年近八旬的柳澤隆行老人，親自講述當年那段難忘的遣返經歷及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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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澤先生回憶的閘門經由與作者的數封電子郵件及書信往來而漸漸打開

親歷者介紹

柳澤隆行，1939年11月生於偽滿洲國奉天省鐵嶺市。2000年退休前供職於東京電視台，任節目導演、製片人，作品《手啊腳啊，我還能攀登》、《集中營血淚》分獲日本文化廳藝術節優秀獎、日本放送批評懇談會銀河特別獎，動畫《寵物小精靈》製片人，《美女間諜鄭蘋如》一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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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澤隆行重走當年步行著逃離的山路

一

從「理想之國」逃亡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迅速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並制定了「武裝移民」國策。大量日本青年在「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口號下紛紛來到滿洲，欲在此建造一個「理想之國」，尤其是一貧如洗農民家的次子三子對「移民」滿洲充滿了熱情。

柳澤隆行的父親作為南埼玉郡黑浜村農民的次子抱著開拓新天地一生紮根滿洲的「移民」心態，1937年的春天，搭上了下關開往韓國釜山的渡輪，輾轉來到奉天（現瀋陽市）。次年5月，通過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的入職考試，成為滿洲鐵路大動脈「連京線」（大連到新京，現長春）鐵嶺列車區的列車長。1939年11月，柳澤隆行作為家中長子就誕生了。

開拓團的日本移民家庭

從珍珠港事件到太平洋戰爭的擴大，對於遙遠土地另一端的人們並沒有太多實感，大家還都過著平穩的日子，1942年7月弟弟照雄降生。那時，物資還很充盈，有餘力往相對貧瘠的日本老家送些大豆和棉布。但轉過年頭，聽聞山本五十六戰死、海軍某守備隊玉碎陣亡，關東軍開始慌亂起來。

1944年7月，在妹妹登美子出生前不久，塞班島陷落、東條內閣辭職，9月26日B29轟炸機編隊開始對鞍山、本溪湖的制鐵所空襲，母親挺著大肚子對父親說：「孩兒他爹，日本是要戰敗了！」這距日本投降還有10個月左右，這是一位在動蕩不安中養育三個幼子的母親的本能和直覺。

1945年，柳澤父親成為鐵嶺列車區最年輕的副站長，4月起全家離開鐵嶺遷往父親新的工作地安奉線的起點安東市（現丹東市）。

從滿鐵沿線各地來當時安東市小學上學的日本兒童

8月15日，烏雲密布，悶熱異常。收音機里傳來「那個人」的聲音磕磕巴巴帶著些許莫名的哭腔，身邊的幾位大人開始哭泣，可唯獨母親把我和弟弟擱到身旁一臉平靜。這是當時幼小的柳澤隆行對「日本最長一天」的唯一記憶。

8月17日早上，全家開始了四處避難的日子。由於環境惡劣、飲食不潔，他和弟弟同時急劇腹瀉。9月22日左右，哥哥已基本脫離險境可以下地走路，弟弟卻病情惡化根本無法起身。他那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萌態十足惹人愛的小臉兒已經乾癟得不成樣子。柳澤母親連續照顧弟弟三天三夜未合眼，終於在第三天時弟弟開始對著壺嘴吮吸起來，喝掉了近四分之一的汁液。母親興奮地大叫：「太好了！總算見好了！」可隨即弟弟拉出的黑便卻讓母親怔在原地。她聽說人將死前就會排出黑便。

柳澤一家遣返路線圖（文匯製圖）

柳澤照雄，1945年9月25日晚10點半，在中華民國安東省安東縣武營屯滿鐵宿舍終止了他三歲兩個月的生命。

母親親手制了一副小棺材，用二輪車推到大沙河的河灘邊進行了火葬。在家留守照顧妹妹的柳澤隆行，遠遠望見升起的黑煙，想到弟弟在焚燒，心中就湧出難以名狀的悲慟。

自那之後一年三個月，1946年10月起一家人歷時兩個月在遣返路上九死一生，終於在12月3日抵達博多港，先回父親老家黑浜村，之後再回到母親的老家群馬縣高崎市，給舅舅轉交了不幸喪生的舅媽母子的遺骨。柳沢舅舅對自己連面都未見到就夭折的孩子痛心不已，給他取了自己的名字，叫作要祐。

在日本博多港登陸的母與子

歸國後母親對照雄的死念念不忘，總是哼著他喜歡的童謠《山裡的杉之子》。哪怕到了滿頭白髮的年紀，也是學著弟弟稚嫩咬字不清的發音唱著高潮段落。她總說：「照雄怎麼能因拉肚子就死了呢。他還那麼小卻遭遇了很多不幸。這孩子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出生的呢？」柳澤想如果遣返路照雄也隨行的話，說不定死的就是他或妹妹。弟弟的小棉襖作為遺物留了下來，在遣返路上一直為妹妹驅寒，回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是妹妹夜裡保暖的必需品。是照雄犧牲了自己挽救了家人，時至今日柳澤一直用這個理由來說服自己。

2002年、2004年母親與父親分別以86歲、90歲的年紀與世長辭，生前未再踏上過中國的土地。母親臨終前柳澤曾問她，人生苦短還是漫長，她說浮生若夢，彈指一揮間，絕對不能到他國發動戰爭，愧對中國人。

在中固車站當地退休鐵道員帶柳澤隆行參觀其父當年的滿鐵官舍

2011年5月，時隔66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柳澤隆行重回了出生地鐵嶺市，探訪了其父在滿鐵工作8年間其中一個叫「中固」的小車站。在與當地退休鐵道員攀談的過程中，意外聽到了父親的故事。那位鐵道員回憶柳澤父曾表揚其父比日本人要優秀許多，非常愛護中國人的屬下。另外一位還帶著柳澤參觀了滿鐵官舍（機關宿舍）。他想像著父親在這裡作息、執行任務、表揚某君……父親年輕時的身影躍入腦海。他一直認為父親生前反思地不夠徹底，只是把自己當做「善良的移民者，對自己的中國屬下愛護有加」，而沒有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助推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野心。可那一刻，立身於保留了當年風景的田邊，聽到當地人們對父親勾連起的溫潤記憶，他暫時收起了對父親的批判，只是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亡父來看待。

柳澤的父親當年任職時的安奉線列車時刻表

在依稀能辨尋的自家門口，柳澤感動得渾身顫抖。對他來說，鐵嶺是他回國後一想到便淚流滿面的故鄉，這種故鄉感一直揮之不去，對於自己生於中國的悠久大地上他一直很自豪，內心深處並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日本人。

他吟唱著詩人室生犀星的詩歌「故鄉是遠在天邊的思念/是心底淺吟的悲歌/……身陷都心孤寞的黃昏/思鄉之情淚濕雙目」66年後，故地重遊。路經瀋陽，站在關東軍和日本財閥的舊址面前，槍炮的肅殺之氣撲面而來，不禁低下贖罪的頭，合掌默哀。

二

對談

「故鄉是遠在天邊的思念是心底淺吟的悲歌」

文匯：您怎麼會想到66年後重走遣返路？

柳澤隆行：在那條遣返路上我失去了弟弟，舅媽母子也不幸過世，一家人拼死拼活抵達了博多港，對我們來講有著不一般的意義。可說來可笑，雖然是當事人但對當時的路線完全不知，只是一味地被「搬運」到目的地。2011年重返鐵嶺後，我決定重走一遍，花了兩年的調查時間，憑著我兒時的記憶，2013年夏天，一個人回到丹東市。

文匯：與您有相同遣返經歷的作家安部公房曾說：「養育我的奉天之地，是煞風景的滿洲中尤其煞風景的地方。但是，就是這煞風景之處反而深深地吸引著我，這果然就是因為它是故鄉吧。我卻不能斷言這是故鄉，何故？作為個體，我的父親只是個溫良的市民，可作為整體的日本人我們卻在進行武裝殖民侵略，想必是因為這個罪過，我們連稱奉天為故鄉的資格都沒有。甚至，連稱作故鄉的地方都沒有。在奉天時，我夢到日本，從日本回來，我夢到奉天，我時常感到自己就像『亞洲的亡靈』一樣徘徊在故鄉的邊緣，卻始終進入不了。」您稱鐵嶺為「故鄉」，請問您對這個故鄉抱有何種感情，與安部公房所言是否有共鳴？

柳澤隆行：當時我們住在中國人不被允許進入的日本人街道，為保有一個特權地位，無法與當地孩子接觸。所以，我有和日本小孩子玩的記憶，卻沒有與同齡中國小孩玩的記憶。最初接觸到中國小朋友是戰後在安東時候的事了。但我們從滿洲回來後，又被貼上「遣返者」的標籤，長時間受異樣眼光的蔑視，居無定所。對於「遣返者」的生活狀況，我想可以作為日中戰爭史另一個視野來研究。安部公房把移民滿洲的行為認作日本全體的武裝殖民侵略，這點我認同。我對自己生於中國的悠久大地上一直很自豪，內心深處並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日本人。從這層意義上講我像是徘徊在中日間的「亡靈」。

文匯：您有沒有思考過是什麼原因讓你們遭受了這種悲慘的命運？

柳澤隆行：我們全副武裝蹂躪了中國大地，結果遭全世界的唾棄。雖說當時是在滿洲建立「王道樂土」，但實際卻是建立殖民地，這個目的一目了然。但當時大半的日本人，利欲熏心、自以為是地想要把滿洲變為日本的自由之境。這種錯誤的決定，是軍國主義所為，其實大半國民也無形中助長了這種狂妄。中國的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然作為個體很多人只是把自己當做「善良的移民」，但大半的遣返者已認識到這是咎由自取，甘心承受著戰敗後自己悲慘命運的苦果。

三

「故鄉」註定纏問一生的哲學命題

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遍亞洲各地，對殖民地進行侵略和掠奪，令許多人背井離鄉，雖然人人皆有故鄉，可是那些「開拓團的兒童」們不得不終其一生面對「失去故鄉」的哲學命題。

有著「日本卡夫卡」之稱的戰後先鋒派作家安部公房深受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影響，他把自己的滿洲體驗寫在其長篇小說《野獸們奔向故鄉》里，思考有著戰敗體驗的他們，在喪失了對國家、鄉土的歸屬感後，人的存在到底意義何在。

把安部公房推上文壇的作家埴谷雄高則形象地描寫了自己的殖民地成長體驗及對非人道戰爭下人性的自我覺醒：「如果我是在自己的故鄉長大, 那麼我大概會生活在貼近大地的日本式感官和日本式的美中。但是, 因為我成長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世界, 所有日本人都是令人厭惡的印象逐漸烙印在我心裡……那時, 對於日本式的東西有一種本能的、天生的、原始的厭惡開始在我內心生根。」

開拓團兒童從偽滿洲的滅亡中經歷了「國家」的解體, 體驗了他們奉若神明的權威、價值觀念的崩潰。安部公房說：「我在瀋陽一年半的時間裡, 目睹了社會根基的徹底崩潰, 完全失去了對恆常事物的信任。生活在長時間無警察、無政府的狀態下，世界觀多少發生了些許變化。並且那時的我，對社會科學知識一無所知，就像從叢林放出來的野孩子一樣。」經歷了日本戰敗體驗的人們，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位置互換、價值觀顛倒讓其「失去故鄉」的問題愈發深刻化。而這種「失去故鄉」象徵著身份危機。如果人被社會、故鄉拒絕排擠，就喪失了自我確認的可能性。被「失去故鄉」的孤獨感包圍著，永遠找不到自我歸屬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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