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談論羅馬

文史 05-09

歷史,遠比小說曲折波瀾壯闊許多。《盧比孔河》被譽為「一卷在手，激蕩的古羅馬共和國晚期百年風雲盡收眼底」。請欣賞同樣精彩滴書評：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西方人至今仍是羅馬人……

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談論羅馬

段超文

《盧比孔河：羅馬共和國的衰亡》

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談論羅馬

（英）湯姆·霍蘭著

楊軍譯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公元前49年，愷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歷史從此改寫。關於羅馬的種種歷史，人們今天仍然在津津樂道。它究竟給後世留下了什麼？通過《盧比孔河》這本書，或者能找到部分答案。

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談論羅馬

結束高盧戰爭後凱撒大帝穿越盧比孔河回到義大利，從此獲得羅馬的統治權。

羅馬共和國的最後一百年

公元前49年，古羅馬舊曆1月10日，征服了整個高盧的愷撒率領軍團渡過法定國界盧比孔河，進軍羅馬，開始同以龐培為首的共和派逐鹿於整個地中海世界。公元前48年，法薩盧斯戰役，凱撒以少勝多擊敗龐培；公元前47年夏，凱撒在小亞細亞向羅馬發送戰報：「吾到，吾見，吾勝。」公元前46年夏，北非落入愷撒之手，元老加圖自殺；同年冬，龐培之子在西班牙的叛亂被平定。至此，愷撒取得了整個羅馬世界，開始在共和國的廢墟上著手建立自己的帝國。

回頭看看，當年愷撒渡過盧比孔河，似乎是共和國蛻變為帝國的「第一推動」。然而歷史並沒有回車鍵，英雄造時勢，時勢也造英雄。自誕生之日起，羅馬共和國便孕育著矛盾的種子，既自我實現又自我否定，方生方死又方死方生，直到帝國脫胎而出。在這個意義上，英國歷史作家湯姆·霍蘭的敘述史《盧比孔河》雖以「羅馬共和國的衰亡」（The Last Years of the Roman Republic）為副題，亦可被「誤讀」為「羅馬帝國的誕生」。書中重點講述的羅馬共和國最後一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既是共和衰亡的輓歌，也是帝國誕生的序曲。

對於書寫2000年前的羅馬史而言，「敘述史」這一體裁具有明顯的優點——便於表現人物的行動，進而號准歷史的脈搏。因為正是行動引發了事件，事件又交織成了歷史。霍蘭拉長了歷史的鏡頭，聚焦於古羅馬那些偉大的名字：七次擔任執政官的平民派領袖馬略、貴族派獨裁者蘇拉、「前三巨頭」（鎮壓斯巴達克起義的克拉蘇、「偉人」龐培、愷撒）、共和國元老加圖和西塞羅、埃及豔后克婁巴特拉、本都國王米特拉達特斯、「後三巨頭」（安東尼、雷必達、「奧古斯都」渥大維），甚至還有形形色色的政客、士兵、平民和奴隸。在霍蘭筆下，這些名字不再是刻板的歷史符號，而被賦予了血肉和靈魂，演繹著羅馬共和國晚期跌宕起伏的政治風雲。霍蘭的敘述龐雜而不失連貫，節制而不失生動，兼具古典風格和現代張力。

正如作者所言：「成功的敘述史需要人為構造一種模式，自圓其說地將雜亂的事件一一編排進來。」《盧比孔河》做到了。

不僅如此，它還寫出了在共和向帝制轉型的過程中，羅馬人綱常失序的焦慮與異教英雄主義衝動相交雜的集體心態。這就避免了線性敘事的單薄和專題研究的狹隘，達到了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平衡，表現出歷史寫作應有的厚度和寬度。

克婁巴特拉見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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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至今仍是羅馬人

古羅馬之後，西方再也沒有出現大一統的帝國體制。羅馬漸漸積澱、內化為西方政治傳統的故國情結，後世無數君主王朝或民族國家一再從中汲取靈感，夢回羅馬。君不見西羅馬帝國消亡後，羅馬教皇的精神帝國崛起，扶持神聖羅馬帝國影子般地存活一千年，直到1806年被拿破崙取締。英、美、法三國都將羅馬當作立國樣板，克倫威爾和拿破崙各有側重地繼承了愷撒的文韜武略，而聯邦黨人幾乎言必稱羅馬。

18世紀的法國革命好比一場穿著古羅馬服裝的歷史劇；19世紀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可能是距離「羅馬夢」最近的一次；20世紀的「瘟疫」法西斯主義更是直接得名於古羅馬執政官的儀仗——束棒（fasces）。

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西方人至今仍是羅馬人——我們重述或重讀羅馬史的理由或在於此。

然而羅馬畢竟是一個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將其與當今世界相類比，是一種危險的誘惑，一不小心就會掉進「濫用歷史」的陷阱。霍蘭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羅馬人的生存背景與我們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質、精神和知識領域都是如此。當我們驚奇地發現自己可以理解羅馬文明的某些方面時，有時我們真的理解了，有時則不是。」作者小心地恪守「史德」，述古而不諷今，把「誤讀」的權利留給了讀者。福柯有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故事的時代。」

任何歷史作品都不可能做到絕對的中立、擺脫時代的印記，《盧比孔河》也不例外。書中專節講述龐培掃清海盜，解除了共和國的海上威脅，並取了一個時髦的題目——「反恐之戰」。此後龐培被元老院任命為東方總督，征服敘利亞，威懾亞洲，開創了「羅馬主導下的世界和平」之局面。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和平」。「9·11事件」之後，美國奉行對外強硬、對內右擺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出兵阿富汗，進軍伊拉克，英法諸國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儼然成了「新羅馬帝國」。考慮到《盧比孔河》成書於2003年，其時「伊戰」伊始，「反恐」正酣，作者的「執筆意圖」就很明顯了。

關於羅馬共和國衰亡或者說羅馬帝國誕生的原因，在第一章《自相矛盾的共和國》中，作者就做了明白的揭示：

「一方面，不同的階級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另一方面，他們又能分享一種宗教般的共同體感。」

其實，「共和國」是個具有誤導性的稱號，羅馬共和國是個徹頭徹尾的貴族政體，公民嚴格按照財產的多寡劃分等級，而這種等級制度又決定了投票與競選的權利。

這種貴族共和政體有明顯的局限。對此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有論述：「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擴充。它在小型且均質的社會中表現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城市國家或早期的羅馬。這些共和國因征服或經濟增長而日見壯大，難以維持曾凝聚他們的社群價值。隨著疆域和居民的擴展，羅馬共和國面臨無法解決的矛盾：誰該享受公民權，如何分配國家的戰利品。君主制最終戰勝希臘城邦國家，羅馬共和國經歷漫長內戰，最終也變成帝國。」在管理一個龐大帝國時，君主制較共和制有著明顯的優勢，羅馬帝國就是在此種政治制度下達到鼎盛。正是國家的無度擴張和階級矛盾的持續激化，不斷推動羅馬從王政走向共和、從共和走向帝制、從帝制走向衰亡。

觀念世界裡的盧比孔河更難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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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凱撒

在西方，「愷撒渡過盧比孔河」早已成為諺語，意指義無反顧之抉擇。在正文中，霍蘭對愷撒這一創造歷史的行動一筆帶過，集中筆墨敘寫事件的後果和影響，反而更加凸顯了其歷史意義。這實在是一種高明的史家筆法。或許是考慮到讀者的興趣，或許是為了「點題」，作者在序言中又以文學的修辭再現了這一場景，尤其提到了愷撒當時的豪言壯語：「孤注一擲！」遺憾的是，霍蘭將凱撒的行動解釋為「賭徒心理」，未免有失簡單。對此筆者更認同馬基雅維利的解釋，後者在《君主論》中將此類行動歸因於古代政治家特有的「德性」（virtus）——一種對形勢做出準確判斷的直覺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果敢相結合的能力，這是最為「時運女神」所青睞的陽剛氣度。蒙森亦甚為推崇凱撒的這一德性：它集「清明」和「瘋狂」於一身，僅見於愷撒這位「登峰造極的政治家」。幸與不幸，此種古老的政治德性隨著基督教的興起漸漸失落了。

與政治地理上的盧比孔河相比，觀念世界裡的盧比孔河更難跨越。「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對羅馬人而言，共和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甚至上升到信仰的層次，即便愷撒也無力一掃而盡。《盧比孔河》一方面展現了愷撒以「槍杆子」取得的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另一方面也刻畫了其深陷共和派重圍，用「筆杆子」孤軍奮戰的悲劇形象。共和國的道德化身加圖自殺後，愷撒悲大於喜，致悼詞曰：「我嫉妒你已死去，正如你嫉妒我有饒恕你的機會一樣。」死後的加圖成了愷撒無法戰勝的敵人。

西塞羅趁機為加圖撰寫訃告，鼓吹共和，不啻討伐愷撒的檄文。被激怒了的愷撒立即撰文《反加圖》回擊，此舉反而更加抬高了加圖的聲譽。翌年，即公元前44年的3月15日，愷撒被以布魯圖為首的共和派貴族所謀殺。又過了一年，共和國最後的代言人西塞羅死於安東尼之手，頭顱和雙手被釘在演講台上。霍蘭評論道：「他的舌頭受過針刺，如今沉默了；但在羅馬人的眼裡，它依然雄辯滔滔。西塞羅曾是共和國無與倫比的政治演說家。而現在，演講和自由政治的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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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羅與喀提林

鑒於共和主義傳統的巨大慣性和壓力，奧古斯都採取折衷主義政策：一方面將自己打造為羅馬的神聖化身，獨攬帝國大權；另一方面以高超的宣傳手段號召同胞們鑄劍為犁，和他一起投身於「恢復共和國」的偉業。這位帝國的「始皇帝」同時繼承了凱撒和加圖的衣缽，扮演起羅馬古老的雙面神雅努斯的角色：一張臉朝向過去，另一張臉朝向未來。他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此後二百年間，他的帝國一直保留著共和的形式。奧古斯都「發明」了一種新的政治德性——妥協與權變，從而開啟了政治實用主義、相對主義的先河。共和時代理想主義、絕對主義的價值觀念一時退隱了。

通過敘述人物的行動及其效應，《盧比孔河》完整地講述了羅馬從七丘之城發展到三洲之國的偉大曆程，生動地展現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變遷、國家勢力的擴張、統治階層的分化、權力譜系的更迭以及政治秩序的整合。囿於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視角，此書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但它令人信服地喚醒了凱旋門浮雕上羅馬人的面孔。在與羅馬人的對視中，我們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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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霍蘭 Tom Holland

英國暢銷歷史作家，尤其擅長古典歷史文學寫作。就讀於劍橋大學。代表作《盧比孔河》與《波斯戰火》出版後，被《星期日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獨立報》《衛報》《觀察家報》等多家媒體評選為年度最佳圖書，《盧比孔河》被授予赫塞爾—蒂爾特曼歷史學獎，並被提名塞繆爾·約翰遜獎，《波斯戰火》被授予「朗西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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