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族隔離嗎？——清代民族政策管窺

作者：丁萬錄

來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新清史」欄目編輯：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系博士候選人

清朝是中國2000多年專制帝國的最後一個王朝，不僅是漢、隋、唐、元帝國之後完成大一統的帝國，也是繼元朝之後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建立的大一統帝國，還是歷代對疆域內各民族實施有效統治最為持久與政策較為完備的王朝。如何炳棣先生言，清王朝是「中國漫長歷史上最大的、鞏固的、有效管轄的多民族帝國」。正是清王朝持久而有效的管轄與統治，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疆域基礎和民族格局。

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是什麼?具體包括哪些內容，又是如何實施的?如何評價清朝的民族政策?這些問題在國內史學界本已有了宏觀上的共識，以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為代表，認為「清代滿族統治者對於我國邊疆地區各民族創製、執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清王朝總體上「開放的、寬容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但近些年影響很大的美國「新清史」學派將清王朝針對中國疆域內不同民族制定的民族政策視作刻意與對中原漢區統治模式的隔離。國內亦有學人撰文批判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基礎是「族類隔離」。針對這些不同觀點，筆者藉此略抒淺見。

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羅友枝( Evelyn Rawski)、路康樂( Edward Rhoads)、歐立德( Mark C.Elliott)、柯嬌燕( Pamela K.Crossley)等為代表的「新清史」學派在美國興起，他們在閱讀滿文材料的基礎上，認為過去以漢文材料為中心的清史研究存在著片面性，應該重視利用滿、蒙等少數民族史料，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主張將清朝作為一個帝國與世界同時代的其他帝國進行比較，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的範疇來研究。

其理論創新在於用族群理論解釋滿族歷史和八旗制度，其關注點主要有滿族形成、滿族認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統治模式等;關於滿族「漢化」問題，「新清史」學派認為以往學者將滿族漢化簡單理解為漢族一方的主動灌輸與滿族一方的被動接受是片面的，有清一代，滿族儘管與漢族在某種程度上融合，但因為有八旗制度的保障，滿族並沒有被漢化，滿洲精英集團依靠八旗組織，成功維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認同意識，這是清朝統治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等等。清朝是距離當代中國最近的專制王朝，其歷史與當代政治關係緊密自不待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口、疆域和民族構成基本上繼承於清朝，所以像清史這種與族群關係、國家疆域、邊疆治理，乃至現政權合法性都息息相關的史學領域，就更容易受到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新清史」的聚焦點恰恰在於認同、族群和邊疆。其歸結點似乎又在於刻意強調滿族的清朝與歷代中原王朝不同，清朝的蒙古、西藏、回疆(主要指新疆維吾爾地區)等周邊民族政策與其中原政策完全不同。

「無怪乎會在中國大陸引發爭論甚至是敵意。」學無止境，我們應該肯定「新清史」學派借鑒人類學理論視角的研究方法和閱讀挖掘滿文材料的功夫與能力，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們參考與借鑒。但「新清史」學派強烈的研究取嚮應引起我們的警惕:不能無視清朝入關後對中原政治機制、社會倫理、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繼承而只關注清朝與中原歷代王朝的不同，更不能將清王朝針對疆域內不同民族的經濟方式和文化特點而制定的治理模式視作刻意與對中原漢區統治模式的隔離。

同時，近些年國內民族理論界也有學者以批判的視角撰文否定清朝的民族政策，藉以證明當代民族宗教政策的優越性。如刊登在《中國民族報》2010年8月6日第7版的一篇文章，其題目《族類隔離:清朝民族政策的基礎與前提》即開宗明義，總結出「族類隔離」的結論，表明了作者對清朝民族政策的否定與批判。同一作者在同一份報紙2012年8月13日第7版的《族類隔離:清朝民族政策的失敗及其遺產》一文開篇即指出: 「全面了解清朝的族類隔離政策之後，就可以清晰地認識到，清朝的藩屬制度和羈縻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封禁、封閉的制度，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著天壤之別。清朝族類隔離政策的失敗，實際上也就是古代中國皇權專制制度和華夷思想的失敗。」這些學者可能並沒有參考借鑒「新清史」學派的研究成果，但他們的觀點與「新清史」學派的研究取向及結論不謀而合。

「新清史」部分代表作

二

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基礎和前提真是「族類隔離」嗎?

滿族入主中原統一全國後，遇到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消除大漢族主義「嚴華夷之大防」觀念使政權合法化。清前期諸帝以宏大氣魄繼承和拓展了中國傳統的大一統觀念，在開疆拓土、穩固統治的同時努力學習儒家倫理文化，推崇孔子，倡導儒學，借鑒吸收中原政治機制，消弭「華夷之分」。「康熙帝一生尊孔崇儒，讀經重道，向海綿吸水一樣充分接受漢文化的浸潤和滋養。」曾赴曲阜孔廟行三跪九叩大禮，並開博學鴻儒科吸納籠絡漢族英才。

雍正破曾靜案後編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反駁呂留良等「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論」思想，刊行全國使家喻戶曉，欲使人人「覺迷」。其中「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一段話既反駁了夷夏之別觀念，又反映了雍正對清王朝大一統的驕傲。

乾隆帝「一生徜徉於漢文化的海洋中，從容不迫，揮灑自如，達到了極高的造詣，自謂『即以漢人文學而論，朕所學所知，即在通儒，為肯多讓，此漢人所共知』」。從其各種言行看，乾隆自統一新疆完成對天山南北各民族的直接統治後，逐步形成了大清統一國家的觀念，即:包括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等清王朝直接管轄的地理區域為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中國。正是「清朝皇帝從民族認同到統一國家的認同，清朝治下各民族從民族認同到統一國家的認同」，才有清帝退位詔書中「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中國大一統的認知。

在大一統觀念下，隨著清前期對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的統一，清朝統治者借鑒歷代治邊政策得失，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恩威並行，順著以德服，逆者以兵臨」，「損益隨時，寬猛相濟」為基本方針的邊疆民族統治政策。

在中央設立理藩院管理全國少數民族事務，並先後頒布《理藩院則例》《蒙古律例》《回疆則例》等法律條文加強對各民族地區的法制與規範管理。在地方，根據不同民族地區情況設置不同行政機構「因其俗以治之」。在東北地區實行軍府制度，設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將軍管理軍政與民政，並防範沙俄入侵。東北是滿族的發祥地與清王朝龍興之地，清政府自然高度重視對這一地區的保護與管轄。就在清王朝興起及南下統一中國之時，沙俄武裝不斷入侵黑龍江流域，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清政府多次派兵圍剿，並從吉林將軍析出北部區域設立黑龍江將軍，加強地方管理並防範沙俄入侵。

康熙二十五年( 1686年)清軍取得雅克薩之戰勝利，二十八年清政府全權使臣索額圖和沙俄全權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簽訂《尼布楚議界條約》，明確劃定中俄兩國東端邊界，從法律上確立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屬於中國領土。尼布楚條約以主權國家間正式條約形式劃界，文本凡與俄國對稱均用「中國」一詞，是清政府對中國疆域的有力保護。

在蒙古地區，清王朝採用「眾建以分其力」的盟旗制度，總之以軍府、都統、辦事大臣、參贊大臣等軍政機構監督管理。滿蒙聯盟是清朝統治全國的重要基礎，所以清統治者對蒙古貴族優渥有加，封賜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爵位，「親如骨肉，結為姻親，累世寵榮」。清王朝還利用藏傳佛教籠絡蒙古，雍和宮乾隆御筆《喇嘛說》碑文言「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班禪)，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清王朝在喀爾喀蒙古設有烏里雅蘇台將軍(亦稱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庫倫辦事大臣以監督管理漠北蒙古地區，其中庫倫辦事大臣有蒙古大臣與滿洲大臣之分，蒙古大臣主要管理漠北喇嘛教事務，滿洲大臣則負責處理恰克圖中俄貿易、邊界卡倫察看等涉外事務，體現了清政府民族政策「損益隨時」的時效性與靈活性。

在漠南蒙古設有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熱河都統等軍政機構。康熙「躊躇滿志地認為: 『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至明，歷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

在新疆地區，清政府經近百年努力，先後平定了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輝特部阿睦爾撒納，回部大小和卓等叛亂，統一新疆後，於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設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簡稱伊犁將軍)管轄天山南北軍政事務，下轄烏魯木齊都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各城下設辦事大臣)等機構。因民族成分不同，社會習俗各異，清政府在新疆各地實行不同管理機制。北疆厄魯特蒙古地區採用盟旗制度;東部烏魯木齊一帶設迪化州、鎮西府等，實行州縣制;在南疆回部(維吾爾)地區，因襲原有社會機制伯克制而加以改革，保留最高職官阿奇木伯克及以下各級伯克名號，但廢除其世襲制，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提名推薦，中央直接任命，品級最高之阿奇木伯克行使職權時須經稍低的伊沙克伯克同意認可，當地人不得任當地伯克，「這一政策對於統治南疆各族頗見成效」。

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

在西藏地區，清政府通過樹立藏傳佛教格魯派達賴、班禪兩活佛系統實現地方政教合一管理體制，並設立駐藏大臣直接管轄。清朝未入關前，五世達賴即遣人入覲清太宗(皇太極)，與清建立聯繫。順治十年( 1653年)，達賴進京入覲清帝返回西藏時，世宗封之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賜滿、漢、藏、蒙四種文字金印金冊，其封號及在西藏的政教領袖地位由中央政府確立下來。

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清廷又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賜金印金冊，其封號和政教地位正式確定。此後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一度進入西藏，清軍入藏平定後，廢除了蒙古諸部對西藏的統治，取消第巴總攬行政大權制度，設立四名噶倫共同管理政務。雍正六年( 1728年)清政府任命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管理西藏事務。乾隆時期，清政府又先後制定《酌定西藏善後章程》和《欽定西藏章程》，確定金瓶掣籤制，進一步完善了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加強了中央對西藏的管理。

雍正初年，清政府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後，在青海設立「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青海辦事大臣，亦稱西寧辦事大臣)，負責管理青海蒙古各旗和藏族部落事務。在西南民族地區，清初沿襲元明時期的土司制度，但流弊叢生，雍正時期始強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使清政府完成了對西南地區的直接管轄，也有利於西南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上述史實充分證明了清王朝的民族政策雖「因俗而治」，但其目標和實際實施的都是「因俗而治」原則下的直接管轄，既非「族類隔離」，也非「長轡遠馭，羈縻不絕而已」的羈縻政策。自然，也不能想當然地說「清朝族類隔離政策的失敗，實際上也是古代中國華夷思想的失敗」。清代嚴加防範的正是華夷思想!

三

清王朝的民族政策，是在對帝國內各民族生產方式、宗教文化習俗等充分了解的基礎上，針對不同民族制定不同政策，並隨時損益，不斷調整，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適應性。正是在這種「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原則下，「因其俗以治之」的不同具體政策使清代邊疆各民族「一心歸之」，對中央有著高度的認同。一方面使清政府對各民族實施著直接而有效的統治，另一方面使各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經濟文化多有了較好的發展，為現代中國疆域和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礎。

我們從清王朝民族政策中看不到新清史學派認為的清政府對疆域內「內亞」各族的統治模式自覺與對中原漢族地區統治模式相隔離的史實。我們也很難認可將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基礎與前提歸結為「族類隔離」的觀點。

毋庸諱言，清代的民族政策是為其統治服務的，自然也有其自私的一面，如對藏傳佛教的提倡，其目的在於使「眾蒙古」和藏族「一心向善」，服從清王朝統治。藏傳佛教雖是蒙藏等民族人民虔誠信仰的宗教，但以僧為貴的信仰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使蒙藏各族人口持續減損，社會及經濟亦處於停滯發展狀態，這與清王朝的大力倡導密不可分。同時，不管哪個民族，只要敢於向清王朝統治權威挑戰，自然會受到殘酷鎮壓，乾隆時期的大小金川之戰便是例證。

（註：由於篇幅原因省去原文注釋及摘要。）

欄目編輯：@蔡偉傑 編排：@鄭羽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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