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霽光先生的學術經歷與學術個性

摘要

谷霽光先生1907出生於湖南湘潭。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年後轉入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36年起，先後執教於南開大學、廈門大學。1945年11月開始，任國立中正大學(江西師範大學的前身)歷史系教授、系主任，至1993年去世，在江西工作近五十年，許多重要論文，也有意識地放在江西的刊物發表，學界早已將其視為贛籍學者了。先生畢生從事中國兵制史和經濟史的研究，以南北朝隋唐史為重點，代表作為《府兵制度考釋》。全部論著和講稿彙編為《谷霽光史學文庫》(四卷)，1996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方誌遠(1950--)，男，江西吉安人，江西師範大學教授。(江西南昌330022)

來源：本文原載《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9期，感謝作者惠賜稿件，此處略有刪節，引用以原文為準。

編排：津南笑笑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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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谷老

未見其人，先讀其文。第一次讀谷老的論文，感受是震撼：

王安石變法在當時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反響，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見的。……有關新法利弊問題、王安石歷史評價問題，從宋代以來人們一直爭論不休，沒有得到比較一致的解答。不同立場的文人和學者，對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過不同的解釋。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對派司馬光等人的性格執拗這點來說明兩派衝突的原因。姑且不談一個人的性格對於政治衝突和爭論會有多大影響的問題，究竟什麼契機使某個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麼執拗，那是我們所當首先予以研究的。有人從義利之辯上來考慮兩派的爭論。兩派對義與利的看法，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地方，並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馬光只言義。我們應該看到，世界上沒有什麼抽象的義與利，兩派對義與利的爭論具體體現在哪些問題上，倒是該當重視的。有人把兩派衝突歸因於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當時南北方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地區上的差異性是存在著的；但南北不怎樣懸殊。事實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錯雜於兩派之中，這足以說明這場衝突並不是起源於南北地區的不同。近來有些歷史學者，以存在於北宋地主階級內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的矛盾來理解兩派鬥爭。我們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分析每個階級以至每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和它們相互間的關係，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變法在客觀上也確實給予各個階級、階層以不同的影響。但是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作為整個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出現在當時政治舞台上，不管誰上台執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個階層，某一階層的利益不可能超越於階級利益之上。他們之間的鬥爭，一定有著它的焦點，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這是谷老《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一文的開篇。問題一個個遞進式地提出，事物的表象也一層層被剝落，事物的本質隨之呈現。剩下的便是通過綿密的論證，步步推進，最終對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這可以說是谷老進行史學研究的基本路數，而他深厚的學術功力、寬廣的學術視野，以及對相關問題的前沿學術信息洞若觀火般的了解，也在這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表現出來。再看另一篇重要論文《漢唐間賦稅制度的變化》的開篇：「漢唐間賦稅制度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漢唐間賦稅制度中有幾個較重要的問題，尚沒有獲得很好的解決，有的甚至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這些問題是：漢唐間賦稅徵收的主要依據是地？是資？是戶？是丁？或者說在某一時期某一項目內究竟以哪一個為主要依據？又從地、資、戶、丁徵收賦稅採用什麼樣的標準？或者說在某一時期中採用哪一種作為主要標準？又賦稅徵收的內容基本上是一脈相承，有的名稱變了，如由「賦」之變成「調」，為什麼會變？「賦」與「調」相同的是什麼？相異的又是什麼？又封建田制的改變，賦稅徵收也相應地有了改變，如北魏均田有新頒的賦稅制，它與以前的賦稅制有何差異？而基本相同之點又是什麼？又賦稅徵收在整個封建統治範圍內有著統一的標準，又表現為有著地區的差異，這在封建割據時期表現得極為突出，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我們如何來分析這種一致性和差異性及其主要變化的趨向？以上這些問題，都涉及這一長時期封建剝削的內容、形式與其本質，涉及整個封建經濟的發展變化，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涉及階級與階級鬥爭。弄清楚以上這些問題，會有助於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入。

這一連串問題的急促提出，幾乎將讀者逼得喘不過氣來，而作者對問題的深思熟慮成竹在胸也躍然紙上。

谷霽光先生與江西大學的學子們

但是，第一次面見谷老卻是有些失望的。再普通不過的面容，比一般城裡人更黝黑的皮膚，抽著「壯麗」牌的低檔煙（「壯麗」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算是中檔煙，三毛四分錢一包，但到八十年初已是低檔煙了。谷老自稱這種煙中有薄荷，可以止咳嗽。）怎麼也和心目中的谷老形象攏不到一起。哪裡是享譽學界的著名學者？整個像是老農!但谷老就是谷老。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已經是快八十歲的老人了，仍然思維敏捷、記憶驚人，而且對學術界的新成果、新動態了如指掌。當我對此表示驚訝時，他那雙並不怎麼「炯炯」的眼睛突然現出狡詐的光芒：「你沒聽說秀才不出門，已知天下事？」就在這一剎那，我突發奇想，這才是真正的晚年穀老：大智若愚。

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為自己初見谷老時的失望而內疚。直到有一天得知，已故姚公鶱教授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曾贈谷老一詩，第一句就是：「天生一副農民相。」心裡才找到了平衡，說明對谷老有這第一印象的不僅僅是我一人，算不上是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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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歷程

谷老1907年2月2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烏石鄉白竹坪塔塘。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年後轉入歷史系。1933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此後受聘為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特約纂述與編輯，並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協助主持「史學」副刊。1936年9月，離京東去，到南開大學文學院任講師，兼任商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研究導師。1937年9月，隨南開大學南遷長沙。

從1930年由清華大學物理系轉入歷史系，到因日本侵佔華北而南下，這是谷老步入史壇並初步奠定其在中國兵制史特別是南北朝隋唐時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時期。而這一研究方向的確立，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個因素所決定。因素之一是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谷老自陳：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受陳寅恪先生影響至深，「每當聽陳先生講課時，不獨注意其傳授知識，而是更多地注意其傳授研究方法和經驗。特別是陳先生當時寫出關於《桃花源記》的社會政治背景的重要論文，認真閱讀後，受益大得不可估量。」而陳寅恪先生當時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因素之二是自己的最初研究成果受到學術界的認可。1935年，也就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谷老的《補魏書兵志》和《唐折衝府考校補》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這一事件視為他「步入史壇」的標誌。前一因素帶來的多為興趣，它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谷老將他的「斷代史」即研究時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後一因素帶來的則多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谷老將他的「專門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兵制特別是府兵制度。這種研究方向的選擇或確定的方式，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在許多學者的學術經歷中都可以看到。

陳寅恪：影響谷霽光先生學術路徑的人

這一期間還有兩件事情對於谷老日後學術生涯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國史學研究會」的組建。谷老在為湯象龍先生《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所作的序中說：「我不能不回憶1934年春象龍同志和吳晗等發起成立的小小『史學研究會』，最初人數不多，第一批會員只有十人，他(按：指湯象龍先生)任總務，吳晗和羅爾綱先後任編輯，我任文書。」由於這個「史學研究會」最早的成員只有十人，所以也稱為十人史學小組，主要發起者是十人中年紀較小的湯象龍先生和吳晗先生，兩人都出生於1909年，比羅爾綱先生小8歲，比谷老小3歲。這批年輕人都有志於史學研究，又都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他們在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創建了《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這是我國研究經濟史和社會史最早的學術刊物；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辦起了「史學」副刊，各出了一百多期。他們並以此為陣地，相互激發、遙相呼應，發表了大量的史學論文和雜文，人人都闖下了極大的名頭。谷老對這個群體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並在上序中逐個進行介紹：

「史學研究會」的往事至今我們還是記憶猶新的。……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的作者)、劉雋(研究中國近代鹽政史的，發表過多篇論文，而且是1934年全國鹽政研究會論文比賽第一獎的獲得者)，兩人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去世了。朱慶永(東歐史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梁方仲(明代經濟史專家，原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吳晗(明史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解放後任北京市副市長)三人在十年動亂中被「四人幫」迫害去世。夏鼐(考古學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毓棠(中國近代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也於最近逝世了。十人之中只剩下象龍、爾綱和我三人。

可見，雖然存在的時間不長，但這個研究會對於包括谷老在內的所有成員的學術生涯來說，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則是1936年谷老離開清華大學、往南開大學任教。幾乎所有有關谷老生平的文獻均載，1936年9月，也就是他清華大學畢業留校三年多後，離開清華，去了南開，在文學院任專任講師，兼商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這一選擇，對於谷老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進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時進行經濟史研究，並將兵制史的研究納入經濟史研究之中，或者說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經濟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谷老為何棄清華而赴南開，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不見任何文獻記載，至今仍為謎團。須知當日的南開大學與清華大學不可同日而語，況且清華大學有谷老所崇敬的陳寅恪、雷海宗先生，北京有他的許多摯友。

羅爾綱先生為谷老史學論文集《史林漫拾》所作序言有這樣一段記載：

47年前(按：序寫於1981年2月4日，47年前當為1934年即谷老在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期間)，我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整理藝風堂金石拓片工作。霽光同志每天從西郊清華大學進城，到我的工作室來，閱看那塵封已滿的北朝、隋、唐的金石拓片。……後來，霽光同志去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工作，每星期六下午來北京，住在我家，星期天下午回天津。他這樣每周必來北京為的是要到北京圖書館去看書。

羅爾綱先生這段記載的本意，是強調谷老對學術的執著和勤奮，卻透露出谷老當時的無奈。我今年（2005年）7月27日上午7點30分從北京馬甸江西駐京辦事處乘計程車到北京火車站南站，勉強趕上8點35分從北京開往天津的快速列車，9點50到天津站，出站後再乘計程車，10點40到南開大學。花了三個多小時。按1936年的交通狀況，從南開大學到天津火車站，再乘火車到北京站，再到北京圖書館，需要大半天。反之從北京圖書館或羅爾綱先生家到南開大學，也需要大半天。花去如此多的時間，只能在北京圖書館看半天的書，其間的艱辛自不待言。這就不由得再次產生這樣的疑慮：谷老當初為何去南開？谷老的助手、江西師範大學已故左行培教授生前告知，谷老曾在一個場合對他說了這一選擇的原因：1935年下半年或者1936年上半年，清華大學聘了谷老的低一班同學、同是十人史學小組成員的吳晗為講師，但比吳晗年長兩三歲，自認為教學科研絕不下於吳晗的谷老則沒有受聘，仍然是助教。表面謙虛平和，內心卻自視甚高的谷老不服氣，出於對清華大學的不滿，而南開大學又急於網羅一批人才，向谷老發出了邀請，谷老遂拂袖而去。

日本侵略軍對華北的佔領，迫使北方一批著名高校的南遷。谷老先後供職的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以及北京大學，都遷到了雲南昆明，並組建了著名的西南聯大。谷老的同學和朋友吳晗先生也去了西南聯大，但他自己卻因病滯留長沙，於1938年輾轉到了福建，受聘為廈門大學歷史系，為副教授，1940年晉陞教授，兼學報編輯。1945年11月，應聘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代理總務長，直至1949年10月南昌解放。

谷霽光先生

由清華大學歷史系，到南開大學文學院和商學院，再到廈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作為一位學者，谷老完成了他由單純的兵制史研究到兵制史和經濟史結合研究的過渡。同時，作為一位著名大學的講師、副教授、教授，谷老也完成了由單純的學術研究到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過程。對於這一結合，用谷老自己的話說：「教學是基礎，科研是主導，教學促進科研，科研提高教學，二者互相促進，互為因果，並不斷使二者向廣度、深度發展。」他曆數了在這一時期所做的教學工作：

這時，我在教學上，主要表現為專中求博，博中求專，而在主觀願望上，則更主要的在於專以求通，通以益專，并力求做到專通結合。當時由於教學的需要，我講授的課程很多，除「中國通史」常教外，先後開設過「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中國近代史」、「歷史研究法」、「中國史學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歷史文選」、「史學概論」等十多門課程。除口授外，有的課程，還編寫印出了教材，如《中國通史資料簡編》、《史學方法實習題匯》、《魏晉南北朝史講義》等，還有後來在原講稿基礎上編印了《中國歷史文選》、《中國通史》(上、中、下)等講義。

《谷霽光史學文集》第三卷為《隋唐宋元史》，實由「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兩門課的講稿整理而成，30餘萬字。第四卷收錄了谷老的《史學方法實習題匯》，約6萬字，序言(含：課程性質、教學現狀、改進由來、改進步驟、實習注意)之外，共分16目：史料搜求、卡片應用、撰人考訂、地域考訂、時代考訂、史料校讎、正誤、辨偽、史料詮釋(一、二)、史料綜合(一、二)、史篇編撰(一、二)、綜合複習(一、二)。每一目均有注意事項和習題，讀來令人驚嘆和感動。須知當時一切均為手工操作，一字一句都要在紙上寫下來。可以看出，當時儘管處於戰爭時期，各高校的管理仍然十分規範，大學教授的敬業精神仍然十分強烈。經過如此訓練的學生，專業基礎想不紮實也不可得。如果今天的大學教授們能夠交出類似谷老當年《實習題匯》的練習冊，交出類似谷老當年《隋唐五代史》的教案，各高校在接受教育部本科評估前便大可不必驚師動眾、勞民傷財了。

結合教學，谷老的科研也大大突破了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他曆數了自己在廈大五年所從事的研究課題：

轉輾來到廈大以後，因原曾擔任過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導師和《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的特約纂述與編輯，因此，這個時期除兵制史外，經濟史研究自然成了我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後來，教學工作的實際需要，促使我在學術研究上不得不與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因此，這時的成果，除《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再論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遼金虯軍史料試釋》、《秦漢隋唐間的田制》、《明清時代之山西與山西票號》、《戰國秦漢間的家業生產》等兵制、經濟史論文外，其他專題非常之多，上起秦漢，下迄明清，各個斷代，均無不涉及。政治史有如《宋代繼承問題商榷》、《南北的和戰關係》，民族史有如《東胡氏姓研究》，社會史有如《六朝門閥》，地理沿革有如《安史亂前的河北道》、《唐六典中地理紀述志疑》，版本目錄學有如《廿二卷本雲麓漫鈔志疑》、《大清宣統政紀(草本)校記》，金石學有如《孝文吊比干墓文碑跋》等等。

當然，谷老在這五年間更毋論在1933年至1949期間所撰寫和發表的論文遠遠不止上面所列舉的篇目，但其研究的領域就「斷代史」而言，上起秦漢，下迄明清；就「專門史」而言，包括政治史、民族史、社會史、歷史地理學、版本目錄學、金石學等。周鑾書先生或許比谷老自己說得更確切：「教學的範圍有多廣，研究的範圍就有多廣，其實研究的範圍要更廣泛得多。上逮遠古，下至晚清，涉獵數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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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從1949年10月到1966年6月間的谷老，經過了「八一」革命大學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近兩年時間的學習，又先後擔任了國立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江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南昌大學副校長，當選了江西省和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後，谷老是江西大學的名譽校長。由單純的學者，擁有了學者和官員的雙重身份，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他的學術研究。他回憶當時的情形：

那時，我除了所管轄的日常工作以外，幾乎每天都有會議或其他應酬，這是「八小時以內」的公事，盡心儘力做好，一點馬虎不得。但「八小時以外」的時間，則由我自己支配，即回到家裡，閉戶不出，伏案著述，長年如此。當時有些人對我不理解，甚至有些受「左」的思想影響的人，說我上班時無精打采地應付「社會主義的公事」，養精蓄銳後好下班回到家裡精力充沛地種「資本主義的自留地」。我對此權當沒聽見，或視為無知可笑之至，不予理睬，只顧照做去做，心裡感到非常踏實和無限欣慰。

人與人之間是不同的，有人在擔任了行政工作之後做不出學術或不再願意做學術、有人在運動之中沒辦法做學術或不敢做學術。但谷老一生最好的學術恰恰是在這時做出來的。

作為多年的摯友，又同是十人「史學研究會」的成員，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先生在論及谷老的學術研究時，歸納了谷老的「四種研究方法」：第一、留意於通與專的辯證關係。第二、注意於現象與本質的區別。第三、注意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關係。第四、注意源與流、因與果的辯證關係。

但是，谷老的這些研究特點或者說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種本能或者說是潛意識。儘管已經是譽滿學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經濟史專家，但谷老仍坦言當時他的學術研究其實已進入困境。雖然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成果也十分豐碩，一旦向縱深發展時，便受到理論和方法上的障礙。谷老在《治學自述》中說：

我以前治史，總想以博求通，結果是談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論史實的縱橫聯繫，往往就歷史的現象諸方面，就事論事，流於客觀主義。這樣，局部的片斷的史實似乎可以說得通，整體的卻又不通；諸般現象上似乎可以說得通，本質上卻又不通。這是由於當時自己的學術觀點主要屬於「經濟史觀」範疇所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得有機會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經過「八一」革命大學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近兩年時間的學習，不僅在政治上進行了徹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堅定了社會主義信念……而且在學術研究上，通過馬列主義的學習，並以此為指導，重新審視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衝決藩籬和羈絆，最終懂得了史學研究上的「通」，就在於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透過歷史發展的諸般現象，闡明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並刻意朝此目標努力，從而使自己的史學研究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天地。

這段話在今日一些「西化」比較徹底的學者看來，在一些並沒有接觸多少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青年學者看來，可能難以接受，可能以為谷老是在唱高調，是言不由衷，甚至是為了討好當局。但只要認真研讀谷老在接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前後所寫的學術論文，就不難發現，無論就考證問題的嚴密性還是洞察問題的穿透性，後者都比前者有突破性的進步，更毋論氣勢的宏大和視野的開闊。

府兵制度研究可以說是谷老畢生學術成就的核心內容，從1934年撰寫《補魏書兵志》、《唐折衝府考校補》，對府兵制度的具體構件進行考訂；到1937年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發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後的「再論」(《廈門大學學報》第2集，1944年)、「三論」(江西師範學院《科學與教學》1958年第1期)，對府兵制度的起源、變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徵集、訓練及調遣，府兵的組織及演變，府兵的階級成份等進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釋》出版，對府兵制度進行總結性研究；乃至此最後的「四論」(《江西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五論」(《江西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對府兵初期資糧與軍備、對作為國家軍隊的府兵制度形成過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過程進行再探討。整整五十年的時間，關注著同一問題，可見谷老對這一課題的傾心。需要注意的是，以《府兵制度考釋》為界標，以前所寫的相關論文如谷老自己所說，雖然考訂較為嚴密，但主要還是探討事物的「是什麼」、它在當時起著何種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釋》中，以及在此後的相關論文中，則不僅僅是探討事物的「是什麼」，而且在此基礎上，自覺地探討事物的「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探討事物和當時的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繫、探討事物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處的地位，將研究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同時也全面體現和提升了作者的史學、史才和史識。正如他在《府兵制度考釋》的「引言」中所說：

作為封建主義上層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府兵，是與當時封建經濟基礎的變化相適應的，是與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它隨同階級鬥爭形勢的發展而演變著。毫無疑問，府兵制度研究，不僅涉及整個西魏、北周和隋、唐的歷史發展規律，而且涉及到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我們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研究府兵制度，旨在加強對中國中世紀史的規律性的了解。例如府兵由家兵、部曲轉化成為皇朝直轄化的軍隊和兵士自備資糧，是以統一的物質條件與封建佔有的均田製為其基礎。研究府兵制度，即在於闡明這些問題，從而為進一步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歷史，提供一些有益的論證和資料。

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的固然是宏觀或整體問題，但對微觀或具體問題也同樣具有指導作用，加上谷老純熟的考證功夫，所以更能高屋建瓴、運用自如。如關於府兵制度與其他兵制的並存問題，關於府兵宿衛和禁衛軍並在問題，谷老強調指出：

府兵制實行的同時，還始終存在著其他兵制。即使府兵成為最主要的軍隊的時候，其他軍隊的重要作用，仍然不能予以忽視。西魏以來，州郡兵一直不曾削弱，有時候還有繼續加強。隋的都尉、唐的州都督府，兵數是增加的。另有鎮戌兵，唐代更在邊疆設置軍、守捉等，名目也不少。至於臨時設置的有如隋的驍果，臨時招募的有如唐的猛士，也很繁多，而且有許多屬於中央軍，隋的驍果還可以擔任宿衛。……楊志玖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綱要》中對唐代的兵，只講了府兵，不曾提到其他軍隊，而且說：「(府兵)因有這些優點，所以唐朝便擁有雄厚的武力，保證了初唐對外戰爭的勝利。」由於忽視了其他兵制，就不免誇大了府兵的作用。岑仲勉先生估計唐代兵數單是邊兵一項就有49萬；府兵約60萬人，一般以六番計算，在番的只有10萬人，「不得不取資於別項兵源」，這話是正確的。至於對外戰爭的勝利，固不能完全看兵的數量，府兵一度是比較精銳，作用是大一些，但是如果完全忽視其他軍隊的職能，單純歸功於府兵，必然不符合於當時的實際情況。

府兵是不是封建皇朝的一種禁衛軍呢？應該說是的。……不過府兵只能說是禁衛軍的一種，有時雖屬於最主要的一種，也從來不是唯一的，另外總是有一種稱為禁軍的禁衛軍存在。……禁軍與府兵同屬宿衛，具體任務卻有所不同，雖然有時府兵上番可以調歸禁軍統領，這只是承擔宿衛時如此，組織系統始終區別開來，不會混淆。唐長孺先生把北周二十四軍宿衛與禁軍宿衛等同起來，誤以為禁旅全屬二十四軍的軍人或軍士，因而忽視了禁軍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其原因就是不了解府兵與禁軍始終同時並在這一普遍事實。

在這段文字中，谷老對府兵制度與其他兵制和兵種的關係進行了清晰的論列，同時對岑仲勉、楊志玖、唐長孺三先生的相關成果進行了討論。既採用了岑先生對唐代邊兵和府兵數的估計，用以證實自己的論點，也對楊先生論唐代兵制只說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將禁軍宿衛和府兵宿衛等同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無論是表示贊同還是表示異議，均建立在對整個唐代兵制、對府兵制度從起源到解體的全過程進行全面考查的基礎之上，所以言之鑿鑿，有理有據。

何茲全先生讚揚谷老的這一研究是用豐富的材料分析說明府兵制和魏晉以來軍府領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淵源關係，使府兵制的出現和漢族皇朝的兵制聯繫起來，和鮮卑拓跋氏的兵制聯繫起來，使府兵制和當時的社會聯繫起來，「使府兵製成為歷史發展中相互聯繫的一環而不是孤立的現象。」同時又指出，由於史料缺少，有關府兵制度的許多問題一直沒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問題在《府兵制度考釋》中得到了解決。他以初期府兵的軍備給養問題為例，《北史》和《鄴侯家傳》所載相互矛盾，成為研究中爭論的問題。谷老卻指出，這正是私家的私兵、部曲中央化過程中的現象。「這是谷先生從發展上看待歷史問題，辯證的看待歷史問題的結果。看來似乎是矛盾的現象，卻原來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前後相連續的現象。矛盾的問題解決了。」

羅爾綱先生更敏銳地看到，谷老對府兵制度的研究，其實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而這一境界的進入，是由兩個方面所造成的。其一是五十年如一日的對史料搜集的極其重視，是資料功夫之所致。為了到北京圖書館讀書，便每周往返於京津之間；為了不遺漏史料，讀書便是「倒架」地讀、「倒本」地讀，將圖書館的書從第一架讀到最後一架、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其二便是解放後經過了「行政工作和社會工作鍛煉」，「很好地把社會鍛煉、業務鍛煉與研究三結合起來而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實是經過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與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是一定歷史時期人類認識社會的最高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直至今日，它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分析和解剖人類社會歷史的有效理論和方法。作為繼承了中國古代學術傳統和初步接受西方學術理論、又歷經社會動蕩的谷老，以及和他同時代的學者，一旦迎來了新中國的獨立和解放、一旦接觸到了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獲得獨立和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其喜悅和激動當是發自內心的，其對理論和方法的追求和學習也是如饑似渴的，其結果如谷老所說，是「從而使自己的史學研究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天地」。至於此後的一連串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已經無法改變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來分析和解釋歷史和現實，已經成了他們的習慣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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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風格

由於在中國兵制史和經濟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谷老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二十世紀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但正如弗蘭茨?梅林在《馬克思傳》的序言所引用的傳主那句名言一樣：「人所固有的我無不具有。」任何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其決策總是難免有失誤；任何一位偉大的研究者，其成果也總是難免有缺憾。谷老的研究也同樣如此。

周鑾書先生是谷老的學生，也是谷老五十年代的助手。他回憶說：「無論是編講稿還是寫文章，他(按：指谷老)總是在搜集大量材料之後，才開始充分醞釀，有時如達摩面壁，久坐不動，反覆思量。一旦貫通，即奮筆疾書，中途從不停頓。5000-10000字的論文，往往一天或一晝夜完工，可謂一氣呵成。從來沒有見過他邊看邊想、邊想邊寫的情況，沒有什麼拼湊成文、草率成篇的事。」已故左行培教授也是谷老的學生和助手，他回憶當年穀老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約寫作《府兵制度考釋》，主要是依靠暑假的時間，基本不用草稿，每寫完一章即行謄錄，然後寄出，出版社收稿後便進行排版，而谷老又在進行下一章的寫作。

從這些回憶中可以看出谷老的成就其實不僅僅靠勤奮，還應該有他的天賦，熟悉史料、駕馭史料、統馭全局的天賦，以及超常的寫作能力。但不管怎樣的記憶力，中途不停頓地疾書5千至1萬字的學術論文，其疏忽和缺漏總是難免的。而近30萬言的《府兵制度考釋》，寫一章即寄一章排版一章，不事修改，其間的缺憾和重複也在所不免。所以儘管他的成名作《補魏書兵志》受到好評，並被收入《二十五史補編》，近日編輯《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術論文集》時，陳金鳳博士對該文進行校訂，卻校出史料確有訛誤者近十條。而何茲全先生在《讀後》一文中，一方面高度評價了谷老對中國兵制史研究所作的貢獻，一方面也指出該「文字上不免使人有瑣碎甚至重複之感，大的系統線索也因之不夠鮮明突出」。不能不佩服何先生讀書的細緻，他可能並不知道谷老寫作此書仍各章分別而就，但問題正出在這裡。一次和谷老說到何茲全先生的這篇文章，谷老稱道何先生讀書認真、仔細：「我意識到的問題他發現了，我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他也發現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故研究員熊德基先生對谷老的勤奮和認真讚嘆不已，並且特別指出：「如果他不是這麼勤奮的博覽，焉能每一個朝代都有論文發表呢？」但谷老自己對此卻早有反思，他在說到自己根據教學的需要，研究範圍擴大，上起秦漢、下迄明清之後說：「教學工作的實際需要，促使我在學術研究上不得不與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我當時採取這樣的一種研究途徑，於提高教學質量，多少是有好處的；而對於學術研究中的真正融會貫通，開拓出新的境界，則得少而失多。」對於研究領域的拓展，谷老自己的評價是「得少而失多」。對於自己研究中的缺憾，谷老不斷地進行解剖，毫不掩飾；對他人的成果，即使是前賢或摯友，谷老也同樣進行解剖。

梁啟超是谷老敬佩的清華前賢。但於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谷老則明確表示不予苟同：

維新事業的最初發動，在於京外的軍需工業改革。曾(國藩)李(鴻章)的發動和清廷的允可，都原於平亂迫切的關係。當日清廷首先所最感到切膚之痛的，莫過太平天國之變。正因為這種革命，清廷有即時傾覆之可能。至於外人內侵，其危險可至民族危亡，但從清廷的立場看起來，其禍尚不致推翻本朝，所感的恐怖，也就大為減少。所以鴉片戰爭後，不能引起一種維新運動，正是這個原因。其後維新事業，著著遇到阻礙，個別的原因雖然很多，但主要的恐怕不是苟且偷安的心理所造成。大抵患難不迫，一般守舊分子，但可從容議論，大弄唇舌與文筆，維新人物，也就多著一層阻礙。……梁謂李鴻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自然是後來人的觀點立論，不是站在同光時代的環境中去批評的。後來人對於李鴻章，固然也可以如此希冀，但當事人的大小環境，也應當注意到。否則歷史上的人物，都難有公允的診斷，也未免失之過苛。

評價人物，「必須注意到人的大小環境，否則難有公允的診斷」。谷老由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延伸到了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梁啟超及後人對李鴻章評價的偏差，正出在違反了這一原則。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歷史研究中，這一原則不斷被違反，評價的偏差也就不斷地出現。

羅爾綱先生是谷老的至交好友，谷老對其《太平天國史綱》的四、五、六章給予了肯定的評價，認為「最為謹嚴、最為切要」，但對於一、二、三章的敘述和論斷，則明確表示「有商榷餘地」，並逐條進行討論。

學術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也是谷老學術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附記：探討谷霽光教授的治學歷程和學術個性，在當今江西學界中，我以為至少有三位比我更有資格。第一位是周鑾書教授。周教授是谷老的入室弟子，長年任谷老助手。文革初，北京揪「三家村」總店掌柜鄧拓、吳晗、廖沬沙，南昌揪「三家村」分店老闆谷霽光，周教授榮膺「少老闆」美譽。第二位是黃今言教授。黃教授也是谷老的弟子，得谷老經濟史與軍事史互動研究的真傳，在秦漢史研究中已蔚為名家。第三位是邵鴻教授。邵鴻學術根基深厚、視野寬廣；九十年代初江西師大副校長鄒道文教授與我論及為谷老配助手事，我推邵鴻為首選。其他如趙明教授為谷老關門弟子，於谷老的學術品質獨有心得；梁淼泰教授關於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和明代九邊研究，頗具谷老學術風範；周升柱教授曾為谷老秘書，對谷老的生平及晚年思想知之甚詳。他們也都是寫作此文的當然人選。

當年鄒道文校長還有一問：你們這一輩中，邵鴻之外，誰還可做谷老的學術助手？我冒昧回答：恐怕是區區在下。正因為有此一答，故余悅教授力邀我寫作此文時，略作推辭，便欣然應允。但隨即忐忑，不勝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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