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命案正午

文史 05-09

這不是一個驚悚的情殺案。這只是中國鄉村的普通一景。

鄉村命案正午

鄉村命案

文袁凌

上坡到了小鎮，一條彎曲的、提前黃昏的大街。又有一絲奇怪的光。兩個女人在零散堆著五金和粗瓷零件的店門閑談，我問了她們高家的地址，她們拿眼角瞥向坡下。

高家在下坡路的中段，是一座孤立的房子,式樣和鎮上別的樓房完全一樣，因此剛才路過時沒有印象。底層的門面頂著一個略大的二樓，用於居住,永遠遮著一幅過於寬大的窗帘，底層則開小店或者車鋪。這是一家名副其實的修車鋪，零件的布景在黑暗裡顯露出來，說不清有多少種類，地面正中有條地溝，積著油污。

這裡的情況還沒有來得及改觀，是因為一個人殺死另一個人帶來的改變太大了，來不及適應。眾多的零件吸收了光線，把其他一些質地的東西收藏起來，走到近處才看見劉蘇，和她身邊的方桌。

我介紹了自己，在成都時高政的一個堂哥已經聯繫上我，這個堂哥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哦」，劉蘇活動起來，些許擺脫了喪氣的外觀，現出一個原本有些風情的鄉鎮女人形象。

「我實在沒想到，他會做這樣的事情，他一直是特別老實的一個人。」她的手擱在暗淡的八仙桌上，這是一隻豐潤的手。由於豐滿，她的體態顯得慵懶，說悲傷不如說是不乏傷感。

四天以前，她的丈夫高政，這間修車鋪曾經的男主人在鎮政府持刀殺死了副鎮長黃富邦。根據堂哥電話里的講述，副鎮長強姦了她，丈夫知道後找副鎮長理論，經過調解打了兩萬元的精神損失費欠條，名義是修車費，但副鎮長不兌現，說是兩廂情願，還派了二流子上門威脅，高政氣憤之下到鎮政府找黃富邦，黃富邦仍然以勢壓人，高政一起之下捅了黃富邦幾刀。死者家屬還提出要求，要縣政府追認黃富邦為「革命烈士」。

「黃富邦以前認識你們嗎？」

「認識。」她有點遲疑，「也不算認識，就是我們搬到這裡修車後，他總到這裡修車，他有一輛捷達車，買的人家的舊的。」

黃富邦家在縣城，有一次下班後回家，車子下坡時壞了。「往後他開始經常來修車，就是保養一下什麼的，來得很勤，來了就和我說話。」

黃富邦戴著眼鏡，有些瘦。「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她回憶地說。

黃富邦和她熟了起來，談到她也見過世面，有能力，就這麼呆著可惜了，「女兒三歲了，我本來打算今年出門的，或者到縣城做個生意，高政硬要我再呆一年。」劉蘇說。後來黃富邦知道高政有個傻子弟弟，答應幫忙給她辦殘疾證，說有了殘疾證開店可以免稅。「後來我知道，其實要殘疾人自己才能免稅。」

個把月前的一天，黃富邦下班經過這裡，告訴她第二天到縣上找他，他帶著去殘聯辦殘疾證，殘聯主席是他同學。

第二天上午，她在縣電信大樓前見到了他，他請她吃了早飯，去殘聯卻沒上班，因為是星期六。「他說你到我家裡玩玩吧。我本來不想去的，他非要我去看看，我想還要他幫忙，就跟他去了，他說他老婆不在家。」

「進了屋，他就跟換了個人樣的，動手動腳――沒想到他這麼個人――」

「你沒反抗呼救？」

「我反抗了，他勁好大，我一個女人家。他又讓我不要喊，說喊出去他沒面子我也沒面子。我沒想好，他就――」她呲了一下嘴唇。

「有10來分鐘吧。後來他威脅我說，讓我不要說出去，他是鎮長，對我們沒好處的。想不到他會這樣，看上去文質彬彬的一個人――」她有些嘆息的樣子。

「回來我沒有告訴高政，想到他這個脾氣，肯定受不了。半個月他說證辦好了，讓我去取，我去的時候他又做了那樣的事。總共兩回。」

「那高政怎麼知道的呢？」

「雖然我沒說，但是有了這種事，神情會有些變化，我又一直在想要不要對高政講，他疑心了就逼我，我就說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的心是你的，吃了兩次虧也就算了，人家勢力大，沒想到他完全不能接受。」

她的眉頭皺起來，露出有點氣惱的豎紋。「我給他講了半天他也不聽。」

「那張欠條還有嗎？」

她拿著一張有些皺的紙下樓。「這個現在還有用嗎？」

紙在桌面上鋪展。這也許是一張沒有上漆的木桌，卻由於日常沾上各種油脂變得非常光潤，有橫七豎八的細小劃痕，桌中間擺著一把削水果用的刀。死者的簽字雖然是在被迫之下，還寫得中規中矩，保留著一個幹部的風度。

「在這張桌子上，高政拿著刀逼他簽的，就是這把刀。」她拿了一下這把小刀，「黃富邦不承認，說不是強姦，高政就發火了，拿刀抵著黃富邦的脖子，黃富邦就簽了這兩張欠條。說是一次一萬塊。當時我在邊上。」

黃富邦後來給了五千塊，說其餘的他沒那麼多錢了，他老婆管錢不給他。高政找了他兩次，兩個人吵起來。後來由黃福邦的堂哥出面，在縣城一個茶樓調解。

調解不歡而散。

「第二天來了兩個人，在門上問高政，高政當時在樓上，我看兩個人光著上身，一個還有文身，一看就是二流子，就沒敢說高政在。兩個人看只有我一個女人家，站了一下就走了。回頭我告訴了高政，他說其中一個昨天調解時見過，是黃家請來扎勢的。他很氣，坐在這把桌子邊上，拿刀插桌子，說一定要找黃富邦算賬。當時他神情嚇人，我勸他也勸不住。」

第二天發生了命案。當時她不在家，回家刀不在桌子上。過一會鎮上有人往這邊跑。

* * *

我們走上公路。

兩旁都是稻子收割後的田野，濃厚的氣息中，感覺缺點什麼，又多了些什麼。每一個進入田野的路口有兩三穿著白襯衫黑西褲幹部模樣的人站著，多半斜倚著一輛摩托車。劉蘇說這是縣鄉的幹部，嚴防農民燒稻桿肥田，發現了不光罰款要拘留。一架飛機隆隆地掠過田野，體形龐大。

劉蘇說，她娘家在金堂縣，她和高政是在廣州打工認識的。他們同歲，都在外面打過三四年工。認識之後，兩人就一起回來，結婚又生了孩子，又起了這幢房子。她本來想趁年輕還出去打工，但孩子太小實在走不開。現在孩子上了幼兒園，她就想再出門打工，沒想現在――

我們走進一條通往田野深處的小路，路口的鄉幹部看了我們一眼，他的行頭是一輛金獅摩托。他在這兒呆了大半天，顯然有些無聊，探究地看著她和我，我們沉默地走了一段，她重新開口說，這些幹部都很壞，他們不知道怎樣在傳這件事情。

窯廠在高坡上。走近之後，打磚機的聲音震得什麼都聽不見，機器下面似乎還有一個大洞。很多男人在棚子里圍著機器忙活，一輛拖拉機超過我們在廠棚附近停下，兩個人抱著磚塊過來裝車，她對其中一個使勁喊了幾句，雖然她就站在拖拉機旁邊。那人用力聽著，聽懂了，走回那一堆圍著打磚機的人又喊了一陣，就有一個人往我們走來，他習慣地低著頭，到了近處才抬頭找尋我們，臉上露出迷茫的微笑，他走路的姿勢和笑容都顯出一種特徵，一種和正常人稍有區別的東西，就像一個沉迷於內心世界的人，對外界只是被動地反應，因此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慢半拍。這就是高政的殘廢人弟弟。他站住了，笑著看她，她走近大聲對他喊了幾句，用的聲音比先前要更大，又指指我。他啊啊了兩聲，似乎聽懂了，慢慢向我走來。這時我想到自己沒有多少可以問他的。

「你是高政的弟弟？」大聲地喊，他沒聽見，繼續迷茫地微笑著，劉蘇幫了一句「他問你是不是高政的弟弟？」他點點頭。我感到他不像有些傻子那樣傻得厲害和冥頑不靈，他和正常人之間只有一點點區別，可這一點點區別像岩層，把他和世界永恆地隔絕開來。

「高政殺人你知道嗎？」我又大聲喊，他再點點頭，我感到他並未聽懂，只是出於一種點頭的習慣。劉蘇叮囑他一句什麼，他也點點頭，慢慢轉身往回走。

劉蘇說，這個殘廢弟弟很好的，很聽話，高政一直對他很好，今後不知道怎麼辦。這件事顯然又使她傷感起來。

* * *

一個老人在路旁擔水，他站起身看著我們走近。劉蘇喊了他一句什麼，說我為了高政的事來的。老人拄著扁擔，說高政這娃可惜了，我看著他長大的啊。

劉蘇走到前頭去了。老人說，高政小時候脾氣很倔，不愛說話，可是人特別老實。上學成績一般，初中他就不想上學了，硬是退了學出門打工。可是他尖心，肯鑽，手上的活一學就會，小時候就愛修理，老人會修收音機，高政認真跟他學過。出門之後，高政在大地方學會了修車，一門好手藝，帶回了媳婦起了樓房。沒想到現在這樣。

老人望著她的背影說，媳婦沒娶好啊。光是長得好，不是好事。他說了這一句似乎覺得不妥，馬上止住了，佝身挑捅。桶里水清凌凌的，水紋層層晃動，老人的影子也在裡面動蕩。

劉蘇站在路旁，看著路下的溝渠。她低頭的姿勢顯得費事，似乎在這需要佝腰討生活的平原地帶，她的高挑並不適宜。我趕上她，劉蘇說自己要看車鋪，很少出門，好久沒到田裡來了。

溝渠里的水很清，幾乎和桶里的一樣，順著道路蜿蜒，穿過了一些樹叢。她說，她家鄉的水田沒有這樣多，因為水不夠。家裡也沒什麼人了，她跟高政來這裡，心裡是情願的，想一輩子幸福地生活。「誰知他啊！」

她說，高政知道之後，她一再勸他，她是真的愛他的，只要他真心愛她，他就不要太看重這些，「他欺負了我的身體能得到我的心？」她和他要好好幸福地生活，本來起房子落了債，她想出門掙點錢，他不想讓她出門打工，她也就不出去了，辦殘疾證也就是為了這件事。房子錢過兩年還請了，孩子也大了，上學了，一家人倖幸福福地生活。

可是現在他把人殺了，什麼都沒有了。她勸了他那麼久，勸不住「男子漢」的那口氣。

「我覺得他也愛我，也不愛我。」她說。過一下又自問：「你說你這樣，是愛我呢，還是不愛我呢？」

這個問題顯然讓她一直苦惱，似乎想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出事了也不讓去看他，律師去看過一次，他還說他不後悔。你不後悔，你老婆娃兒怎麼辦呢？人怎麼這麼倔啊！」

她問我殺了人是不是都要判死刑。

一般故意殺人都要償命。他這個情節有些特殊，是被人欺負在前，但是他衝到鎮政府殺人，情節比較惡劣，又會從重懲罰。加上對方是副鎮長，可能會找一定的關係。最好的結果，或許是死緩吧。

劉蘇點點頭，又說黃富邦看上去文質彬彬的一個人，實在想不到他會做那種事。你就算滿足了慾望吧，如今人也死了。何苦呢。過一會又問，如果判死緩，是不是比無期還重。

我說確實死緩比無期還重，但中國只要判了死緩，過兩年表現好都會減成無期，以後會減成有期。

「有期會坐到多少年？一二十年？」

我說差不多，有坐10幾年的，一般要到15年以上。

她沉默了。過一會說，怎辦啊。要是坐六七年牢，我就可以等，今年25歲，七年後也就是32歲，還可以好好生活。可要是坐十幾年，人都老了，怎麼辦？「心裡一點底都沒有。」

劉蘇慢慢地走著，似乎「七年」是個分界的門檻，她掂不起更重的分量，眼下的前景使她無可奈何。但即使如此，她身上的活力也沒有完全消失，手指偶爾去觸一下路邊伸上來的那些植物花葉。

那些年輕人已經不再在村莊路口。公路上的幹部也不見了，大約臨近下班，提前開小差。我似乎看到哪裡冒起一束濃煙，細看又一無所有。路的另一旁，翻過的田裡有些人在幹活，其中一塊田裡是高政的父母。我們跳下坎子走過去，半干半稀的水田裡老人們在載蘿蔔苗。

她指著遠處一幢房子說，那就是高政的家，他們結婚後在那裡住了兩年，家裡窮，結婚時沒有起新房，她倒不在乎，高政講志氣，一定要有個自己的新房，起了房才搬到街上。

高政的父親拿著一束蘿蔔苗，他剛才已經佝了很久，還不習慣站得很直。我問高政的情況，老人有點激動起來，「高政可是好娃子啊，對老的孝順，他哪裡會殺人啊！」母親還佝著身子點苗，也直起腰茫然地聽著。

老人說出事那天他在鎮上，聽見殺人了，跑到鄉政府門口，剛剛看見兒子拉上車，幾個警察架著，「臉上打得不成樣子了。」他只看到了一眼睛，車子就飛快開走了，他呆了。

「可要救他一命啊！」

「他臉上打得都是血。」

有風，老人靠著田埂站著，手裡的小苗微微顫動，背景里是拿袖子拭淚的老婆子。

* * *

鎮政府已經下班了，空蕩蕩的門洞里，掛著一個橫幅，「嚴厲破除燒稻桿陋習，保護機場安全」。

向相鄰的煙店老闆打聽，說你來得晚了，事情已經兩天了。

去問對面的理髮店嘛。

理髮店裡有好幾個女孩，溫暖的燈光，一字排開的理髮椅，很多的鏡子和像飾物閃閃發光的工具，一個男青年在理髮，一邊和女孩們說笑。「我天天來你給不給理」，男孩說，女孩回答，「你頭髮能天天長出來，我就敢天天理」。

一個女孩問你理髮嗎？聽到我的來意，她有點為難。「那天我只是遠遠看了，看不清楚。」我問高政被押上車臉上有血嗎，她說好像有，好像又不清楚，她顯出不是不想理我，但不知道怎麼辦好的神氣。其他兩個女孩也說那天放假，沒看見。

男青年扭頭說，鎮政府不讓她們說的。你再去問問對面的煙店老闆，他知道的。

走出理髮店，溫暖的光投上街道，形成長長的一道，洗髮水的香氣也飄散出來。

我搭了一輛回城的中巴車。下坡經過高家，車鋪的卷閘門已經關上，只留最下面半膝高一道縫。黃色的燈光，似乎有意將女主人的影子在地上鋪開。

鄉村的夜晚沉入黑暗，坡旁有不少的類似高家修車鋪的房子，卻如同實心的水泥盒子，不透出一絲光線。

* * *

正午陽光強烈，鎮政府門洞依舊沒什麼人。我懷著警惕心走進院子，看到一個不錯的禮堂，是新起的，放在過去也許誇張了點。

辦公樓二層幾乎沒有人。只有一間副書記辦公室開著，好幾個人抽著煙屈膝坐在沙發上，神氣似乎是討個說法，副書記在解釋政策，聽得出「退耕還林」「指標」的字眼。我等了一會，人們出來了，副書記在幾個人簇擁下急匆匆走過來，抬頭看了我一眼，還算和氣的說他正要出門，有急事，有什麼事找辦公室。說完這一堆人很快走掉了。

辦公室里有兩個女人。

「黃鎮長的事啊，真的不知道怎麼講好，按理我們不該講――」她顯然有點為難地說，一邊給我端來茶。她穿戴挺乾淨，白衣黑裙，身在基層又不必日日風吹日晒，她們有著某種不失純樸的精緻。

我打著剛才那個副書記的旗號，使她不好完全拒絕我。

事件發生時她是在場的，那是一個蠶桑工作會議，據她說，事情發生在會議結束之時，大家紛紛朝外走，黃鎮長因為整理材料落在後面，這時兇手衝到面前，不由分說就行兇，黃鎮長還沒作出反應就倒下了。她一直使用「兇手」這個詞。她走在前頭，聽到黃鎮長的呼叫回頭看時，兇案已經發生，黃鎮長已經倒下，手還捧著自己的腹部。她說到這裡就停住了。

辦公室里一直有人進出，我們的問答斷斷續續，另一個女人則一直在接電話和抄什麼。辦公室牆上貼著秋播進度和種子發放統計表，電話里講的是蠶桑收購。你看到了，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一天忙也忙不完的。黃鎮長出事後，我們都感到特別擔心，心裡寒，我們這辦公室是最經常跟群眾打交道，要產生矛盾的，哪天一個農民因為他家的豬多交了幾塊屠宰稅，蠶桑少賣了幾塊錢，拿著刀就衝進來怎麼辦？

似乎確實為此感到了憂慮，她答應帶我去看兇案現場。

大會議室的白色廳堂造型在鎮政府院子里顯得特別，她告訴我這是前年才蓋的。會議室門虛掩著，由於窗戶大，裡面一排排座椅顯得很明亮，主席台黑板上寫著「緊抓禁燒秸稈工作不鬆懈全面鋪開秋季蠶桑動員」的標語，她說這就是那次會議的標語，還沒有擦掉的。她領著我到主席台下，我看到了一方陳舊的黑色的印記，「洗過了的，還沒有完全洗掉」。「黃鎮長有沒有和兇手搏鬥呢？」「沒有，黃鎮長想抓住匕首，他的手心被匕首割破了，但是他沒有力氣了。」

黃鎮長倒下後，兇手「繼續拿著匕首」，這時蔣書記對兇手「大喝一聲你要幹啥子」，兇手被鎮住了，蔣書記拿起一把椅子，打掉了兇手的匕首，其他兩個人也一起上前「制服了兇手，直到110趕到。」

我問兇手殺傷黃鎮長後有沒有繼續行兇的意思，自己放下的匕首還是被打掉的，她說是被打掉的，又說自己當時太吃驚，都記不起來準確的情況了。那兇手是不是挨了打？我記不起來了。有人說他上車時滿臉是血。我沒看到，當時我受不了就走開了。

陽光很強烈，地上的黑色印記卻已陳舊，兇案似乎已發生了很久，使人有一種奇怪的感受。她說，刀捅得很深，但黃鎮長沒有流多少血。她說這點時似乎還感到奇怪。我蹲下腰拍照，按照拍攝的要領，要把她的身影拍進去。她忽然感到了，往後退，我仍然抓拍到了有她身影的照片，在強烈的陽光里她顯得很遠很小。她問沒拍我吧，沒拍到吧，我說沒有，她不放心地來看，我把剛拍的兩張放給她，說沒有吧，她還是不放心，說還有，你再放給我看，你拍了的。我說沒有了，真的沒拍你。她顯然非常疑慮，還有點生氣，又不知怎麼辦好的樣子，說早知道我不帶你來了。

在大院一個玻璃櫥窗里，我看到黃的職務，排在領導班子第四位，主管建設、退耕還林、民政。

* * *

正對街頭的一家茶館放著許多竹椅子，圓滾滾的椅子一直堆到大街上，在陽光下有一層光澤。幾個老頭打著長條的川牌，臉上的色澤也和椅子近似，偶爾的幾句話和煙霧一起揮發飄散，我以為自己聽到了關於黃富邦的一點什麼，趕忙過去又什麼都沒有了。

等到終局洗牌，我問起命案的事，一個老頭說，那天他們都在忙著打牌，沒看到什麼。不過關於黃富邦的事，可以去找老武裝部長，他今天打了兩圈牌就回家了，住在北街。

北街是一片新的住宅區，沒有平整好的地面裸露黃土，顯出當初的鄭重和事後的半途而廢。老部長家二樓望出去，是一片沒有平整過的窪地，叢叢植物在夏天冒得很高，看上去可以捉迷藏，老人說這裡在規劃中是一個集貿市場。「不知他們怎麼弄的，反映了多少次也沒用。」

老部長的妻子回家了，提著一個籃子，把一堆暗青色的瓜和竹筍放到木桌上，準備晚飯。老部長抗過美國，去過西藏平叛，因為想竹子和米回了家鄉。六年前退休，還有一個退休黨員支部書記的身份，時常到鎮政府參與一些評議會議，直到去年換了書記。

「老黨員的意見沒人聽了，支部生活也沒人關心了，有事情也不叫我。他們不叫我么，我也就少去，不叫人家心煩。鎮政府那個院子我好久沒進去了，聽他們說起了新的大會議廳，黃富邦就是在裡面被殺的吧？還沒造起好久。」

老部長說他和黃富邦不熟，沒見過幾次，也說不清這人的好壞，但「他是我手上送的兵。」鎮子里所有的兵都是老部長送出去的，人數有一個連了。

我問老部長黃富邦經濟上的事，他說聽到過影子，不是太清楚。不過，黃在管建築上還是弄了些錢。「你去問三師父，她可能清楚這些事。」

* * *

坐三輪車穿過擁擠的街道，在一處特別熱鬧的地方，看到了一塊民政局立的建寺善功碑，密麻麻排著捐款人名字。走進緣空庵的大門，看到走廊下有一處茶館，開著四五桌麻將牌。我打聽三師父，人們指指後面正殿三間大房子，說在偏房裡歇晌。

正殿里的觀音像算是比較大的，金身也光鮮，應該是不久前重塑過。偏房裡空間不大，一個尼姑摸樣的人靠在竹椅上打盹。我叫醒了她。三師父因為天熱光著頭，穿著一身細棉的直裰，顏色灰黃，應該是顯示住持的地位。她用江浙一帶的口音抱怨自己身體不好，天氣一熱就乏力。三師父在31歲上出家，今年是第19個年頭。那一年她剛到這廟裡，只有兩間破房子，發願要起一院房子，塑兩尊金身。以後到幾個省掛單化緣，用了10年才修起了這座寺。

提到黃富邦的事，三師父點點頭，遲疑一下說，他是管廟子的，是他的工作，我們也不好說得，有些事情。總體說是好的，也支持，比起別的人來還算是好的。她像有一件極想說的事情沒說出口，因而非常遲疑。

我問這廟翻修的時候是不是黃找的施工隊。三師父說那也不是黃個人的工程隊，不過是他打了個招呼，「他作為領導，定方案嘛，我也沒多大個意見。」反正找別的施工隊也是修，承包價上面差一點，也沒什麼辦法，出家人不能計較這些，錢本身是化緣來的，也是花在佛祖身上。

我問一些細節，三師父說記不清了，那些賬她也不懂，反正是原來計劃塑三座金身，現在只塑了一座，門口那個碑她也不滿意，太小了，她想的是和龍台寺一樣，有個牌坊，現在只搞了這麼一塊石碑。「我說這些沒什麼吧？」她忽然問我。

我說沒什麼，本來就是真實情況嘛，你還是說的好話。三師父想想說是的，我一個出家人也不怕什麼。但她依舊顯得心事重重，我索性問：

「聽說黃富邦出事後你去了鎮政府，是為他欠你的錢，鎮政府怎麼說的？」

看來這正是三師父想說的，她說鎮政府告訴她，這是黃富邦和她之間的私人債務，要她找黃富邦的家屬。

「他追悼會的時候，我去了，送個人情，也給他家裡人提了一下。他愛人我很熟的，以前經常到廟裡來，逢年過節也布施，人家現在剛死了人，我也沒好多說。」

三師父停一下，加了一句：

「你說他不在了，這賬還算數吧？」

我說如果他簽了字，按道理他的家屬應該承擔。「他當時是為什麼借錢？家屬知道嗎？」

三師父說黃當時告訴她弄了一塊退耕還林的指標，想種山藥賣，需要幾千塊錢。這一回借錢黃的家屬是知道的，以前還借過幾次，那幾次家屬未必知道，大體上都還了。「我本來不是太想借錢，我一個出家人能有什麼錢，但他是領導，平時也還關心緣空寺。說了兩次，他就發脾氣，說不相信他。」

錢是春天借的，說好三個月後還，但沒還上，據黃說是山藥走症，收成不行。「不過我聽說山藥賣了些錢。因為他賠了高家兩萬塊錢，手頭就緊了。沒想到他又出事了。」

三師父起身上樓拿借條給我看。這是一張撕了一半的作業本紙，寫著「今借到釋永信現金3000元整。黃富邦 2005年4月5日」，看來釋永信是三師父的正式名字。字跡略為潦草但還認得出，和修車店裡的借條出自一人。

我沒有布施離開了緣空庵，答應替三師父向黃富邦的妻子提借條的事情。

* * *

回到縣城已經天黑了。黃富邦家住的單位小區有些偏僻，院子里不少直立的植物，衝到很高的地方，像這裡的秩序一樣齊整。

四層正對樓道的房門緊閉著，貼著個小紙條，上面寫著一些小字和圖案，是道符。敲了三下門，似乎是敲在自己心上。終於裡面輕聲、警惕地問：誰呀？

我說自己從三師父那來的，替她來看望問候的。

她站在門內，沉默陰冷。我又說了一遍我和三師父的事，急促而含混。她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顯然仍沉浸在她處於的陰冷寂靜的境況里。是那個廟裡的三師父啊，她問，我說是的。她想了一下。顯然她很煩擾，最終她讓我進屋，她關門和向沙發走去的樣子顯示出忍耐。

沙發上還有一個男孩，拿著一本圖畫書。她把男孩摟在懷裡。顯然她們這樣呆著已經很久，沒有移動的想法。我說自己也去了鎮政府，單位的人都說黃鎮長工作認真，挺好的。縣政府有沒有提追認黃鎮長為烈士？

當然我們提了，可是上面怎麼想就不一樣了。她的語氣含著深刻的失望。

「剛開始發生的時候，都說得還好，縣長當場要求嚴懲兇手，還說要安撫好家屬。可是過了兩天就變了，追悼會上縣領導都沒有來，也沒人送花圈，只有鎮政府來了兩個副職，正職都沒有現個面，這幾天也沒有人來看我們，連一句慰問的話都沒有。我們去問，也沒有答話，只是讓我們等著。我們等了這幾天也沒有說法，也不知道啥子原因！」

她的語氣充滿氣憤和無助。

「聽說高政家裡有人，要不敢在鎮政府殺人，他不是有個堂哥在成都，路子好寬？我聽人說，他放了話的，他勢力大，殺個鎮長也不怕！」

我忽然想到自己是否真地潛意識裡站在了高家一邊。這間屋子裡的痛苦，眼前孤單的母子，和修車鋪中經受的喪失一樣真實。

黃鎮長生前很愛你們吧？

她連忙說他是個特別顧家的人，尤其喜歡孩子。雖然他在鄉下工作，但每天都回家，為這他才買了個奧拓。有一次開三干會，在別的鎮子上，會開完都晚上了，他還是趕回來。他特別喜歡孩子。她摸了一下男孩的臉，男孩一聲不響。這幾天我們兩娘母在一起，孩子好懂事的，只說他想爸爸。我那天聽到他爸出事了，神志就恍惚了，人家把我送到醫院的。

她說，她沒去看丈夫死後的樣子，怕看了受不了。火化她也不在場。她在娘家住了幾天回來的，這幾天神志還是惶惶忽忽，怕得要命，聽見敲門就以為是兇手來殺人的，人家叫她請道士，又貼了符避邪。

有沒有聽到什麼風聲，關於黃鎮長生活方面的。

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年來，沒聽過一點風聲，從來沒有，包括和女同事都沒開過玩笑。他是個很靦腆，很本分的人，只愛看書，愛工作，沒有那些壞脾氣，酒都不喝的，是知識分子脾氣。他就是因為工作認真得罪了人，才落得這個結局，政府卻沒有個說法，倒好像我們犯了什麼罪，叫人寒心。

我請她拿了相冊來。相冊上的黃富邦個子不高，看起來是個普通的鄉鎮幹部。

工作怎樣得罪人的？

他的工作分管基建的，高政家起房子，因為地基的事，有些人提的無理要求，他又堅持原則，就得罪了人。「出事前一周，有天他回家來直嘆氣，我問他，他說他管地基，得罪了高家，高家要報復他」。只是沒想到兇手會這樣有恃無恐。還敗壞他的名聲，其實死者的老婆，「出了名的，你肯定也聽到了，老公也不止10個8個，倒來毀壞他爸爸的名聲，哪個相信？」

高政判什麼罪法院有沒有消息？你們作為家屬有什麼要求？

判什麼罪？殺人償命，我們首先要求殺人償命。我們上法院去過一次，不讓我們說話，說是會依法審判。我想對方有天大的本事，殺人償命這條是變不過來的吧？

她看看我，我感到這件事對她來說雖然不容置疑，內心深處卻並不能達到完全的確信，需要一個來自政府的認定，這是她痛苦的原因。

茶樓上談判的事你知道嗎？

對方拿刀子逼他打欠條，回來他給我說過。我讓他去報警，他說算了，對方是亡命徒，怕報復。他說自己能處理好，叫我莫操心。哪曉得第三天兇手就行兇了，還是在鄉政府。

我說拍一張你們母子吧。她答應了，想了一下又說孩子不能上報紙。我說孩子的頭埋在你懷裡，看不見臉就行了。我給她們拍了兩張。

離開那裡的時候，我讓她保重身體，兇手已經抓起來，就不要太過害怕了。

縣城沒有什麼夜生活，街上九點多已經空了，路燈缺了很多。

* * *

早晨的陽光照進修車鋪，油膩的八仙桌有了微黃的光澤，小女孩難得地倚桌站定了一下，回憶那天的經過。

那天她正在家裡玩，爺爺忽然來找母親，看到只有小女孩在家，說：「你爸爸被抓起來了！」小女孩跟著爺爺跑到鎮子上，最後一眼看見的是爸爸被綁著手押上警車。爸爸沒有看見人縫裡的她，使她驚奇的印象是，爸爸臉上有那麼多的汗。

小女孩笑著跑到了地溝邊去玩，她對於這條地溝顯然很熟悉，不覺得什麼畏懼。她蹲到了地上，地上由於機器的油污有些地方是黑色的，但整體看仍是乾淨的。劉蘇一隻肘枕在八仙桌上，望著地溝邊的女兒，說小孩子真是沒有憂愁，玩了吃吃了睡，像個小貓小狗，這幾天我倒想跟她換個個兒。她的那隻肘非常豐滿，肘角卻輪廓鮮明，從我這裡望過去，小女孩被她圈在肘部形成的三角里。

這裡似乎是缺少某種得體的悲傷，但並不乏憂鬱。我問有高政的相片沒有，身份照就行。劉蘇上樓去拿照片。

小女孩重新湊到了桌邊，對於我提出的問題，幾年紀，學習如何，喜不喜歡爸爸什麼的，她總不認真地回答，只是嘻嘻笑，走到了那面放滿汽車零件的高大柜子前面去，不知怎麼在那裡站住了。在這個從上到下充滿了零件的空間之前，她很小，有一種柔和的調子，那些零件也有暗淡柔和的光，顯得深。

劉蘇下樓來，拿了一個小本子大的相冊，裡面有他們在照相館拍的結婚照，和城裡人一樣穿著西裝和婚紗，背景是雅典衛城。她說，這是她覺得很重要要拍的。相片上她蓬鬆豐滿，裙裾斜拖過畫面，雖然她是倚在新郎身上，也願意造成這種依賴的感覺，效果上卻顯得是她一個人佔據了主要畫面，被西裝和領結束縛著的高政甘願居於一角，神情過分的嚴肅，濃厚的眉毛甚至有點皺。「他不會拍照，所以拍得少。」她說。據說眉毛是吉凶之徵，我努力想從高政的眉毛中看出一點牢獄或性命之災的痕迹來，但並無所得。她收起相冊，另把一版高政的身份照放到桌面上，「這是高政補辦身份證照的。現在還沒補辦下來，他倒坐法院了。」

現在她坐在桌旁，兩個有關係的男人都離開了，其中一個是鋪子的頂樑柱，只剩手邊的女兒，和每天的生計。我問那天來嚇她的小夥子住在哪裡。「他們都是地痞，晃來晃去，在離這裡蠻遠的一個鎮子上。」劉蘇說。

* * *

這個小鎮看起來更為偏遠，街上白光光的，靠近大橋茶館裡幾個老太在搓小麻將，真的是很小的那種麻將牌。我說了王惠月的名字，她們告訴我他家在河對岸菜地，只是不知道在家不。

從我看到的跡象判斷，這是個蔬菜大鎮。過了橋就走入肥大的蘿蔔、油菜的領地，菜苔在遠方形成彎曲的天際線。這個世界被烏油油的河水哺育，長出來的房子也比街上的好，大都是獨門宅院兩層小樓，在正午的魔法下安睡著，只是走過門口就有一些狗暴吠起來。

我來到最後一個院子，鐵門緊閉，陽光使這裡生了銹。我擔心他可能出去了，敲了兩下沒有動靜。鐵縫裡看進去，院子挺長，有南瓜、近於乾涸的池塘和花棚，但似乎埋伏著危險，因為我尚未聽見狗吠。我鼓足勇氣用力喊了幾聲，敲打幾下鐵皮。有點出於意料，樓房的一層出現了一個人，他沒有問來的是什麼人，開始向大門走來。

他打開了鐵門，裸著上身，遇到赤裸的上身對我不是什麼好事，但他這副屬於年輕人的上身肩膀寬闊，色澤健康，似乎正適於在陽光下袒露。我簡單講了我的來意，說是黃鎮長家屬讓我來的。他隨即開了門帶我進院，顯出一副慵懶的態度。這時我看到兩條一大一小的狗穿過院子向我們走來，它們體型龐大，幸而也顯得慵懶，似乎這麼來一下不過是盡義務，既然主人已經通過了。它們和我們會合後一起往屋子走去。

他的老婆在一樓的客廳里幹什麼活，似乎是撕筍子，客廳迎面有很大的一副玻璃框山水畫，帶鐘錶的那種，顯得舊了，側牆上卻掛著一個繪川劇變臉圖案的葫蘆，比起攤子上賣的，線條較為潦草，他說是自己學著畫的。另外還有一副像是素描的東西，還沒有成型，說不出畫的是什麼。兩條狗也進來卧著，一隻卧到我腳邊，似乎已經把我當作了自己人。

他說，雖然他和黃富邦算是表兄弟關係，但一個在鎮長一個在鄉下，平時不來往，黃富邦死了三天他才知道，那時他才從鄰鎮拉白菜回來，是公安局來找他調查他才曉得。

他起身拿一個軟皮本子出來，上面是他給派出所寫的情況，密麻麻的幾頁。「他們讓我寫好了拿過去，我還沒寫完。」他的字跡是一個二流子可能的那種字跡，非常難於辨認。在我辨認這些字的時候，他似乎為此感到不好意思。

本子上非常明白地說，黃富邦和劉蘇有關係，高政知道以後拿刀去找黃富邦，逼迫黃富邦打欠條。王沒有能力付清欠條。「半個月以前的一天，表哥打電話給我，說了這回事，讓我和他一起去酒樓參加調解。」這次調解是高政的堂哥找到黃富邦，約定在縣城的明誠茶樓談一次，高政和他的堂哥還有堂嫂出席了，這邊則是黃富邦、王惠月和另外一個開沙場的老闆，也是黃富邦的朋友，但王惠月和他不認識。

調解很不順，「高政的堂哥很占勢，一定要賠兩萬塊錢，表哥拿不出來，他就說自己有很多關係，讓表哥要考慮自己的前途，表哥很生氣，說我的前途關你什麼事，吵起來。」我問最後結果如何？他說看到調解不成自己就走了。

我不太相信他在現場無所作為。

第二天你們去了高家？你們嚇了劉蘇？

沒有，我只是順便去看看，我們從門口路過，就進去看看高政在不在，只有他老婆在，我們就出來了。

你們兩個人一起去的?

我們在鎮子上碰到的。

狗仍然卧在我腳邊，龐大的身體很和平，把我當作了這裡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是含蓄的防範，眼前這種和平的狀態也許是一張紙忽然會破，這裡的一切變成我的敵人。

我出去解手，陽光毒烈，幾株傾斜的藤架後面，一個剩了一半水近於凝滯的池塘，十幾個散在台上和地上的花盆，有的一半歪在土裡，暗青色的植物隨地攀爬，似乎這裡的一切都被一雙手布置到了一半忽然被遺棄了，如同牆上沒有補畫細節的鬼臉瓢，以及那張算不上真正畫作的素描。我感到在這裡消磨著的，是怎樣一種熱烈又無望的東西。

他要送我到鎮子上搭車。妻子仍然在做著什麼，兩條狗懶懶地起身，想跟著他出來，被他喝了一句又回去了。兩個人穿過院子，他仍然裸著習慣於陽光的有光澤的上半身。這個上半身並非像打了氣一樣肌肉鼓脹，胸部並不特別發達，但是由於肩膀很寬，肌膚有光澤，沒有通常的「赤膊」可能給人的猥瑣感覺。那種健康的光澤是他無形的一件外衣，披過整個夏天。

你這種身板，應該去練體育啊。

是的，我高中就在練體育，那時是擲鉛球，標槍，鐵餅。後來高考成績不好，上的體校，練划艇，差一點去了全運會。

為什麼沒去成呢？

當時在省隊集訓了半年，訓練成績一直跟全國紀錄差不多。可是開幕前三個月，取消了男子四人划艇項目。

挺可惜的。

後來當體育老師，是代課，轉不了正，當了一段不想幹了，就回來了。

也好。

我想到了他剝筍的妻子，在他身邊沉默安心的姿態。他在小鎮上的生活，漫長的遊盪，偶爾的安分。他肯定帶給她很多痛苦，但也有取代不了的安慰。

我倒沒什麼，我有個朋友，練鐵餅的，把腰扭壞了，老師當不了，回家啥也做不了。

我們穿過了菜地，穿過鎮子的公路在橋頭交叉，路上沒什麼車，烈日下一溜茶館也沉默著。我們在路旁擺著的一些竹椅上坐下來，他說車等一下才會來，要請我喝杯茶，我說不用了，他已經跟老闆打招呼倒茶。這裡的人看來都和他熟絡，平靜地對待這個一直裸露著上身的人，其他人即使敞著胸，至少是搭著一件襯衫的。他掏出兩塊錢給老闆開始喝茶，他的規規矩矩竟然使我感到微妙的遺憾，似乎這不應是本來的他。

上車的時候，我朝他揮揮手，他也朝我揮揮手，轉背往回走。我想到我再也不會來到這個鎮子，也不會再見到他。而他在這鄉村的深處無聲地遊盪老去，所有開了頭的故事都不會有結果。

只有逝者黃富邦得到了結局。

袁凌，作家，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從出生地開始》等著作，他最新的書是《我的命這麼土》，《現任《鳳凰周刊》主筆。

題圖：朱墨

本文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