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 流浪、创作，这种职业就是寻找快乐
年过半百的杨辉与他剧中人物一样命运波折。
杨辉的新戏《边界》讨论了一个国际性话题，「我们讲人性，讲平民受到的战争的伤害。」
因为热门舞台剧《战马》和《大先生》，一度无人问津的「偶戏」在近一年里拥有了颇高的曝光度。两部戏让很多人发现，原来偶戏不只是演给小孩子看的，舞台上栩栩如生的偶，不仅能同真人演员一样表情达意，有时还更抢眼球。旅欧的中国偶戏大师杨辉（Yeung Fai），4月受台湾国际艺术节之邀，在台北首演新剧《边界》，跨越中国传统布袋戏与西方当代表演艺术的边界，演绎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离散、漂泊与寻根。如今年过半百的杨辉，旅居海外二十余载，与他的剧中人物一样命运波折。新京报专访杨辉，讲述偶戏大师背后的故事。
出 身
他是漳州布袋戏世家的第五代传人
因代替生病的二哥演出，从而开启事业
留着长发，身材精瘦的杨辉，一口闽南口音，长相酷似印第安人。他生于1964年，是漳州布袋戏世家的第五代传人。父亲杨胜是「北派布袋戏宗师」，对台湾布袋戏也影响深远，大哥杨亚州是木偶雕刻家，二哥杨烽曾任中国木偶皮影协会副会长。杨辉从小跟着二哥学布袋戏，14岁考入福建省艺术学院木偶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国内的偶戏很不景气，剧团也总演一成不变的传统戏，这让杨辉深感苦闷，一度想放弃家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出国潮中，杨辉去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打工，后因生计所迫干回老本行演起偶戏，渐渐地足迹遍布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一次，因代替生病的二哥去西班牙演出，杨辉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台下的一位法国观众，这位观众恰好是法国一家戏剧中心的制作人，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杨辉开始到法国发展他的事业。转战欧洲后，杨辉开始大量接触西方当代艺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想，「欧洲当代艺术很多的象征、写意，其实都是受中国戏曲的启发，为什么我们不行呢？」他也越来越意识到，偶戏不是没人看，作为表演艺术的偶戏要与当代结合，才能找到当代的观众，「打动观众，偶戏也做得到」。
杨辉在欧洲发展的另一位贵人是法国斯特拉斯堡青年剧院的院长Grégoire Callies，他们曾于2004年合作改编元杂剧《窦娥冤》，以《六月雪》为名搬上舞台，杨辉在剧中操纵了二十多个偶。此后，他们又相继合作了融合漳州布袋戏与日本传统文乐木偶戏的《堂吉诃德》，以及《奥德赛》的儿童版《奥德赛1-2-3》。杨辉曾在斯特拉斯堡住了八年，对那段时光充满了感激。「如果说福建省艺校的五年是我的小学，斯特拉斯堡那八年就是我的中学，我在那里看了很多戏，看了很多当代艺术」。
流 浪
24岁起辗转居住多个国家，是个「世界人」
到现在也不是很稳定，经历太多悲欢离合
迄今为止，杨辉创作了六部偶戏作品，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二十多年前，他的独角偶戏《京剧之景》曾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的艺术节上演。2009年他受瑞士洛桑剧院委约创作了改编自他个人家族史的《操偶师的故事》，三年演出超过360场，巡演至全世界二十多国，曾登上香港艺术节和台湾国际艺术节。2013年，杨辉再度与洛桑剧院合作偶戏《牛仔裤》，以记录的视角聚焦牛仔裤生产的过程。
2015年，他的偶戏《茶馆》在欧洲著名的「沙勒维尔国际木偶戏剧节」上演，讲述过去操偶师在茶馆演出，同时扮演教育与文化的象征，而今却被其他现代的娱乐方式所取代。此次在台北演出的《边界》，同样未演先火，开演前几周票就全部售罄。在法国，杨辉是著名的「莫里哀戏剧奖」史上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表演嘉宾，还是法国沙勒维尔-梅济耶尔市国立高等偶戏艺术学校唯一的亚洲教师，这所学校是欧洲公认最重要的偶戏学校。
杨辉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流浪」，自24岁离开中国内地起，他辗转居住过多个国家，「到现在也是很不稳定，命运非常坎坷，人生的悲欢离合经历太多了。这个月在瑞士演出，早上6点还要去移民局排队办身份」。如今的杨辉，拿着香港身份，有四个国家的居留证，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人」。他的偶戏作品在全世界巡演，受邀在纽约林肯中心、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等知名剧院演出。除了闽南话、普通话，他还会讲英文、西班牙语、法语、粤语，「都讲得不好。我儿子在法国出生，我跟他学法语；英文会讲，但写起来要用谷歌翻译。语言是我的弱点，所以我就创作少语言的作品」，杨辉说。
每回出国巡演，杨辉领着四五个人的小团队就出发了。2008年，因在Callies导演的项目中合作，杨辉与法国操偶师、演员Yoann Pencolé相识，后者追随他至今，「这些学生都跟了我很多年了，我喜欢小的（团队），大家在一起也很好玩」。
新 戏
《边界》灵感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讲的还是情感与人性
杨辉的新戏《边界》是一部60分钟的偶戏，宛若一部诗意铺陈的电影，以战争为背景，运用多重叙述视角编织成一幅浩瀚时代下的历史缩影。他介绍说，戏的灵感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人不得已离开家乡，一生颠沛流离，让我深受感动。我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明确，到处流浪，我对二战时期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访问了很多家庭。在那个大变迁的时期，平民百姓没有选择权，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想这可不可以用偶戏创作出来，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虽然描写血淋淋的战争，但讲的还是情感与人性」。
在《边界》的开场，三层嵌套式帷幕的舞台层层打开，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舞台上人偶同台，杨辉与两位台湾演员洪健藏、陈佳豪合作，以近40个手制的布袋偶、提线偶、手套偶，融合灯光与影像，将故事娓娓道来。被迫卷入异国战争的士兵，父亲遇难的孤儿，因边界漂移、家乡变异乡的难民，甚至是巢穴被占的乌鸦……故事中，角色没有名字和清晰的故事线，而是以意识流的叙述串联起来。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演绎的是内战中的同族相杀，杨辉左右手各持一只偶，上演「两手互搏」，背景如同庙宇的祭坛，这些牺牲者何尝不是战争的祭品呢？正如杨辉所说，「对我来说，人类的开始没有边界，边界是人为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划线。但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处于边界之间，很多边界也是尴尬、模糊的」。
新作《边界》中还插入了一段与创作者自身相关的记忆。杨辉将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变成剧中的一段戏中戏，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法德边界的斯特拉斯堡，杨辉曾在那里居住了八年，汲取欧洲当代艺术的营养。「斯特拉斯堡在历史上一会儿归法国，一会儿归德国，那里的人身份很不明确，尤其对处在成长期的人来说影响很大。有的家庭两个兄弟，一个参加德军，去东线作战，另一个在法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边界》讨论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我们讲人性，讲平民受到的战争的伤害。偶戏是很单纯的东西，而艺术的基本点是人性。以前演传统戏，我差点要转行，因为情感输送不出来。后来自己做戏，《操偶师的故事》就是我爸爸的故事，还有《边界》，每次演都有很多回忆涌出来。这就是剧场，观众在那边，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偶戏是人类的智慧，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家族」，杨辉说。
Q&A
1
新京报：这次剧名叫《边界》，在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边界上，你经历了什么？
杨辉：非常困难，因为要打破很多东西，传统就是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因为有规则。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做你爸爸的东西。其实我爸爸跟我爷爷也不一样，我爸爸也在我爷爷基础上创新。我们家五代人，每一代都有留下一些偶。欧洲的偶戏来自街头，我们以前是乡村，一个村子就一条街，偶戏在茶馆演出。以前的偶都是说书人演，那时候没什么娱乐，也不是人人都识字，我爷爷、曾祖父都是识字的说书先生。我看到我爷爷的偶非常小，他说书，就在茶馆的桌子上演偶戏，后来慢慢加了乐师，有了表演。闽南的偶戏一开始也不是京剧，我父亲是北派创始人，把京剧系统跟偶结合起来。所以，什么叫传统？谁可以代表传统？在什么时间点上你代表传统？我后来就说，管他呢，我就做我自己。我在国外如果只做中国传统偶戏，没有人会支持我，给我钱，我怎么生活下来，我一直靠偶来生活。
2
新京报：在出国前你已经有了过硬的传统技术，出国给你带来什么刺激？
杨辉：国外更多是自由的空间和想象力。我们以前读书比较缺少这个，但我们的基本功都很扎实。从亚洲出去的艺术家，包括舞者、画家，底子都很好，外国人学画画的，你叫他画素描他可能画不了，都只会当代的抽象的东西。技术通过以后，你可以飞得更高更自由，有技术来支持你的想法。我在法国教专业，就是让亚洲学生和欧洲学生互相平衡一点，亚洲学生让他们更自由地去想象，欧洲学生就要他们练一下功。
3
新京报：国内也有很多偶戏和偶剧团，但市面上能见到的演出却不多。最近一年是因为《战马》中文版在国内演出很受欢迎，很多人才注意到偶戏。
杨辉：我们和《战马》的南非剧团Handspring（掌上乾坤剧团）一起在林肯中心演出，他们也邀请我去他们剧团教课。他们的偶是南非的传统技术，用藤条编成，英国的沙发椅很多也是那个做的。《战马》也是把传统技艺当代化，做得很漂亮。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的传统技艺太多了，欧洲现在常见到很多大的纸偶，造型抽象，非常当代，这个技术和我们以前烧给人往生的那种纸人、纸房子（祭祀用品）差不多。
4
新京报：你认为偶戏适于表达什么样的故事？有没有它自身的局限？
杨辉：偶是没有边界的，根据需要，做什么都可以。创作最难就是找到体现的方法，是用偶，还是用手，还是人偶关系。我们基本上都是没台词或少台词的，《战马》他们都是画故事板的，台词最后写上去。我跟《芝麻街》他们关系也很好，去他们工作室，整个桌子都是故事板，也是画出来的，我们也是这样。
5
新京报：你也在国内学传统偶戏，对今天偶戏在内地没什么市场怎么看？
杨辉：80年代文化部派我去美国访问演出，我接触到日本当代偶戏，才发现我们的舞美不行，故事不行，感情是假的，那时候就想要出去学一下再回来。国内的偶戏团，被国家养起来，人就懒了，不演戏，就做偶卖游客，变成做生意了。全部保护反而没有了空气，还是需要一点自由，不然人都是有惰性的。都保护起来是养熊猫，离开那个环境就不行了。我们这些人出去，会灯光，会舞美，会开车，会去跟人家谈巡演，什么都会。
6
新京报：你的演出都很多，但欧洲这些年经济状况不好，是否有影响？
杨辉：我们做得越多，缴税越高。欧洲有经济问题和治安问题，日子不好过，但是偶戏我可以做小的，欧洲不行我就去南美，我是从那边一路走来的。我们演出都是这个节目把钱赚回来，再用到第二个制作里，我是很厉害，都不会亏本。我做很多独角戏，我在舞台上很享受。艺术家生活简单就好，又不是歌星、影星。这种职业就是寻找快乐，有时候觉得也挺酷的。
新京报记者 陈然 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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