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停撥軍費 公款隨意挪用：落後的國家制度斷送了北洋海軍

人們可以把鴉片戰爭的失敗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畢竟，中英對抗是近代工業國家與原始農業國家的對抗，軍事技術的時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彌補的。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就不能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了，因為當時的中日兩國幾乎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靠購買西方武器來打仗的，就財富和金錢而言，中國甚至要遠遠超過日本。在既無現代制度支撐、又無賢明「人治」保障的情況下，清王朝選擇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於國防建設的資金挪用於奢侈的皇室享樂，活生生地斷送了北洋海軍和近代中國的軍事近代化。因此，從根本上講，社會制度先進與否決定著軍事現代化的成敗。

喪失制海權導致甲午戰爭徹底失敗

北洋艦隊作戰失敗構成了中國近代史厄運鏈上最重要的一環

十幾年前，我在閱讀美國著名海軍學者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傳記時，有一個觀點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馬漢對兩千多年來海權實踐所做的規律性總結：誰掌握了海權，誰就掌握了歷史的命運，海權是通過一場海上決定性會戰來決定的，而海上決定性會戰的勝負是由交戰雙方的戰術火力強弱決定的。在那個年代，馬漢的觀點讓我感到震撼。那本傳記的許多內容如今雖已淡忘，但是馬漢的這一論述卻一直留駐記憶之中。

我們知道，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最早受挫於「洋務運動」的失敗，而「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誌性事件則是「甲午戰爭」慘敗，這場慘敗引發了中國社會的長期動蕩，把中國現代化進程逼入坎坷兇險的途徑，並差點使我們民族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萬劫不復！

甲午戰爭慘敗源於1894年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的戰敗。當時，日本對戰爭的結果準備了三種預案：如果海戰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獲勝，則在中國登陸，打平的話，就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拉鋸。可見，中日海上決戰是一場決定兩個國家未來命運的事件，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的「決定性會戰」。正如以後眾所周知的那樣，我們在那場決定性的海上會戰中嚴重受挫，從而完全喪失了制海權，接著在日本海陸進攻下，輸掉了整個甲午戰爭，並以李鴻章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

細節決定成敗，細節決定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北洋艦隊作戰失敗構成了中國近代史厄運鏈上最重要的一環。然而，一個令人不太滿意的情況是：整整116年過去了，我們似乎還沒有在最直接的軍事層面上，對那場決定我國百年命運的海戰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確實是比較遺憾的。

長期以來，北洋艦隊的戰鬥隊形和戰術得失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國內各路學者也給出了不盡相同的解釋。許華認為：「陸軍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軍戰術，在北洋海軍的戰役指揮方面，明顯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失誤：一是在黃海海戰中採用了極為不利於實施戰場機動與發揚火力的錯誤陣法與錯誤戰法，造成北洋海軍在海戰中損失慘重。」楊志本則認為：如果北洋艦隊也擺出「單縱列」隊形，和日本聯合艦隊形成同向異舷交戰，戰役的過程和結局就可能完全改觀了。許華、楊志本和吳如嵩等先生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對甲午海戰失利的戰術原因的主要看法。

日本漫畫下的甲午戰爭

北洋艦隊戰敗的歷史教訓

封建專制制度導致國民財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轉化為國防軍事力量，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用噸位、火炮數量來衡量甲午戰爭時中日海軍的實力可能會產生一些錯覺和誤解，艦隊戰鬥實力的衡量當以實實在在砸下來的炮彈為依據，當軍艦的各種性能、技術、火炮口徑和射速相當時，以噸位、火炮數量作評估指標才可行（西方國家因技術相差不多，故以噸位計算），否則就會做出錯誤評估，在錯誤評估基礎上繁衍出來的經驗和教訓、評價和結論自然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當時海軍對抗取勝有兩種方式，一是用大口徑慢速重炮火炮擊中對方鍋爐房、彈藥庫等要害部位，使之喪失戰鬥力；二是使用大量中小口徑速射火炮，以急射火力大量殺傷人員和摧毀火炮器具，使之失卻戰鬥力。戰後軍事專家們一致認為，黃海海戰是速射火力戰勝慢速重炮火力的經典之戰。不幸的是，北洋艦隊採用的是前一種取勝之道，而日本聯合艦隊採用的則是後一種取勝之道。兩相比較，北洋艦隊若想獲勝，只能憑藉僥倖和運氣了，只能奢望自己的炮彈能夠命中對方的彈藥庫、鍋爐房或其他致命處。遺憾的是，在近5個小時的戰鬥中，幸運之神只讓北洋艦隊的兩發炮彈（有的記載說是一發）擊中日軍旗艦「松島」的要害部位，使之退出戰鬥，此外再無第三發恩賜了。

有人認為，北洋艦隊的速度不如日本聯合艦隊也是北洋艦隊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艦隊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軍強弱的重要指標之一，但唯獨黃海海戰，這一重要指標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日雙方主帥都意在藉此一戰決出雌雄，雙方都死戰不退，沒有一方準備退縮，根本沒有出現一方逃跑時被另一方追上後將其打敗的情形。就像兩個人作生死決鬥、扭作一團時，一方比另一方的百米跑速度快一些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太大意義了，更何況當時想跑的也都跑掉了，如「濟遠」、「廣甲」、「比睿」、「西京丸」等艦。

北洋艦隊戰敗最直接的戰術原因，是我方的火力處於絕對弱勢，那麼，我們進一步要追問的是：為何決戰將臨，我方火力弱勢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誰應該為此負主要責任？根本原因是什麼？

我們知道，李鴻章根據丁汝昌、劉步蟾的建議給朝廷上奏摺要求「添船更炮」，翁同龢等「清流」昏庸無知，慈禧腐敗奢侈，朝廷決策者們居然在1891年中日海軍競爭已經白熱化時反向操作，不僅不追加軍費，而且還停止海軍撥款兩年，並挪用海軍衙門750萬兩白銀，修繕「形象工程」頤和園以供皇室驕奢淫逸。臨戰前，北洋艦隊準備花32萬輛銀子購買12門速射炮，居然因無法湊到這筆款子而放棄。日本海軍戰前實現了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裝備了最新式的大小口徑速射炮共173門。如果戰前750萬兩銀子不被清朝廷挪用，可增添最先進的大小口徑速射炮280門，這樣一來，在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要比日本艦隊多107門速射炮（原有小口徑速射炮和「廣丙」艦3門國產120毫米速射炮尚不計算在內），即使不能徹底擊潰日本的聯合艦隊，起碼也能在兩軍對壘中佔據上風。

清廷先是戰前停止撥款，繼而要求北洋海軍決戰必勝，實際上陷入到「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荒唐邏輯中，這就直接決定了李鴻章和北洋將士們的悲劇命運。以北洋艦隊官兵在戰場之「均獰厲振奮、毫無恐懼之態」的忠勇表現，他們在海上決鬥中已盡了中國軍人的最大努力，他們雖敗猶榮，對海戰失敗不負任何責任。真正可恥的是把失敗強加給他們的清廷決策層。

也許有人說，如果不是昏君當朝，而是秦皇漢武當道，中國就不會有如此的歷史命運。問題在於，幾千年雄才大略的「明君」畢竟寥寥幾人，國家長治久安豈能依賴人治？所以，從根本上講，封建專制制度導致國民財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轉化為國防軍事力量，皇室可無限制地挪用國家公共財政，甚至可以挪用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國防經費，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從根本上講，社會制度先進與否決定著軍事現代化的成敗。德國在近代解決了現代化國家制度問題，即使國家在「二戰」中被打得稀爛，其後照樣快速崛起。前蘇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現代化國家制度問題，縱然一時成為超級大國，也難免曇花一現。北洋海軍的失敗只是作為一個反面的例子，提前一百年把現代化國家制度與軍事現代化的關係揭示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北洋艦隊的戰術火力之弱、以及「最糟糕」和「最合理」怪異組合的尷尬戰鬥隊形，根本上是封建專制政體、即落後的國家制度決定的。

文 | 倪樂雄 節選自《文匯報》（微信ID：wenhui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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