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的家庭，看中國式父母在教育上的普遍失敗

摘要他是處理朋友關係的高手，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有學識、氣質、脾氣、價值觀等方面的切合，同時也能滿足他好名之所需。但家庭關係，卻日積月累，時常摩擦。

作者：冉雲飛（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編輯，著有《沉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等。）

「大師的親情與傷痛：胡適家庭教育研究」系列之上篇，請讀者點擊查看《母親逼婚、無後主義與胡適的反孝道價值觀》

三

胡適早年缺失父愛，母愛雖多，但仍少不了大家庭的壓抑乃至受母愛的捆綁，這對他性格與為人處世，自有正面影響。但從負面角度來看，他受了母親的捆綁、干涉與壓力——婚姻遭受干涉，在美求學時還頻頻收到母親與二哥來信催寄錢——使得他多數時候看上去在「放養」自己的孩子，其實在骨子裡面他與江冬秀都有對孩子的控制慾望。這種慾望在小的地方才能體察出來，因為真正大的地方，在抽象理念上，胡適對自由的理解並不缺乏。換言之，在自由的理解與公共踐行上，在黨同伐異、仇恨遍地的二十世紀中國，很少有人能趕得上胡適，但在對孩子教育這方面做得就並不是最好的了。

由於中國的家庭權力構成、分配模式，多不把夫妻關係放在第一位，夫妻關係附屬於丈夫與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的家族之下，加以謀生所需之社會分工，而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從而形成了在家庭教育中，父親基本缺席，母親很強勢的格局。這在變化緩慢、注重經驗、推崇權威的農業社會，加之沒有其他社會治理樣態相比較，還看不到太多的問題。但十九世紀以降，全球化越來越劇烈，大規模學校教育成為常態，特別是今天互聯網普及的情境下，家庭教育的滯後性，愈加彰顯。胡適所在的時代，也是急劇變化的時代，西學東漸、歐風美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民主自由理念越來越深入民心，也使得那個時代的家庭教育在新舊適應上出現枘鑿扞格的局面。這一點在胡適江冬秀夫婦身上，也有不少體現。

胡適/金城出版社/2013年

根據目前市面上所出三種《胡適家書》（一為杜春和編，河北人民1996年版，二為陸春發編，安徽人民1996年版，三為未署編著之名的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統計出胡適寫給胡祖望的兩通、寫給胡思杜的五通。這數據肯定是不全的，且未收江冬秀諭兒信，給對他們家庭教育做出比較完整的判別增加了難度。但我們可以通過這些有限的信件，加以胡適日記及其他信件中所透露的信息，來對胡祖望與胡思杜成長的家庭影響，做一定的思考，以便引起更多關注家庭教育者的注意。

胡適1929年8月26日寫給10歲到蘇州上學的胡祖望的信，被很多人讚賞，因為他強調了孩子的獨立、合群、要用功這三點。特別是很多人讚賞胡適夫婦為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送10歲孩子到遠離自己的蘇州上學一事。因為胡適像許多中國人一樣，認為孩子如果不早點送出去的話，就不利於獨立精神的培養。胡適也許是感於自己12歲多就到上海求學而有所成，故希望兒子們接續自己的精神品格，但問題在於這實在是因人而異。其實只要留心胡適早期日記的人都知道他在上海過得比較糾結，陷入不愛學習與染上惡習的泥淖，靠他人的幫助與自製，特別是他二哥的監管，才得以終於確定目標，出洋留學。這種艱辛，在胡適後來功成名就後，或許他已經淡忘了。

除了資質、性格諸方面因素的差異外，胡適似乎忘記了他那時到上海近乎背水一戰——破敗的家庭，寡母的艱難與殷望，不自立便已無出路——而他兒子卻是生活在盛名冠天下的父親之蔭庇之下，其動力與壓力均大有不同。事實上，胡祖望到蘇州讀書不是出於父母周全的計劃，而是胡適到蘇州演講的臨時起意。那是因為在蘇州胡祖望碰到了喜歡的玩伴。

「祖望很好，這回遊蘇州，我吃了苦，他卻很高興。廿五日他跟我丁大哥去上了一天課。他很喜歡那學堂，先生們也喜歡他。下學年似可把他送到蘇州去學，你看如何？」（1928年2月29日）

胡祖望在這件事關他的重要事情上的權重，大約由於年紀小被忽略了，而身處故鄉為胡適祖父母、父母打墓碑的江冬秀，本不擅於管理孩子，自然也樂觀其成了。

胡適在美讀書七年之久，觀察美國的大選及日常生活不可謂不仔細，加以他作為教育家、哲學家杜威的弟子，對教育也有超出常人的理解——事實上他在留學前於《競業旬報》上所發關於教育的系列言論，已迥出同儕也——但他對美國家庭如何培養孩子的獨立品格及能力，似乎沒有措意過。我不知道彼時美國是否已經重視孩子12歲前不能一個人獨自留在家中，但至少在小學階段讓孩子住校絕對是非常稀少的，且可以得知胡適對教育心理學似乎沒有特別研究。與同樣師出杜威的陳鶴琴（彼時陳已著有《家庭教育》等）和陶行知在對教育特別是家庭教育上的理解與實踐，還是有相當距離的。譬如陶行知提出的「六大解放」——頭腦解放、雙手解放、眼睛解放、嘴解放、空間解放和時間解放，若是做得好，在家裡培養孩子的獨立能力，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當然，前提你要肯花時間，但這方面胡適夫婦做得似乎不夠。

事實上要培養孩子的獨立能力並不一定要讓孩子儘早離開父母，這一點陳鶴琴在胡適有小孩子後不久就出版的《家庭教育》一書里，對培養獨立能力與人格，均有比較清晰的理論與實例。比如陳鶴琴認為培養孩子獨立能力的做法有三原則：常帶孩子上街觀察、凡小孩子能做的事不替他做、讓小孩子做難易均衡的事。當然如果加上讓小孩子參與家庭事務的會議，為家庭決策提供建議的話，那就能保證孩子能在逐步學習的過程中獲得獨立能力，正如我的朋友高天參用羅伯特議事規則正在推廣的「家庭如何開會」，就能達致如此目的。但這一切無不決定於你得花心思與精力在孩子身上，陪伴他共同成長，無疑胡適江冬秀夫婦在這方面，像我們尋常人一樣欠缺較多，只是我們尋常人的失誤沒被記錄下來罷了。

1960年3月9日，胡適與長子胡祖望、長媳曾淑昭、長孫胡復在南港寓所前。

胡適在1929年寫給胡祖望的這封信，其中當然蘊含著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對具體生活的指導。但其中對於學業的過分強調，卻不無可商之處。「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好孩子」。胡適自己的功課算不錯，但算不上最優等，留美考試他也只列第五十五名。

胡適的品行成人後不錯，但未成年時還是毛病不少，至於要做最上等人，這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現代版，也和「成王敗寇」的叢林社會法則暗通款曲。沒有人皆是受造物的思想，自然很難有真正平等的理念，胡適也不例外。對「上等人」的觀念之提倡，若不是自我崇拜的優越感在作怪，那就是自我稱義的道德至上，「以期成聖」的父訓在胡適心中積澱甚久的結果。事實上，不在良好的制度建設上努力，看不到人靠自我修練無法達至所謂的聖人之境，就會用聖人之教來壓制人應當有的權利。

對功課要考最優的苛刻要求，馬上就收到了胡祖望讓他失望的「回報」，使胡適爆發了少有的失態。胡適是一個在公眾乃至私人生活中都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謹記他母親叫他不要跌其父的股。黃炎培第一次遇著胡適，就說胡傳（黃炎培之父與胡傳於清末同在著名疆吏吳大瀓手下共過事，黃父給黃炎培講起過胡傳的出色）應該有這這樣出色的後人，他忍不住將此喜悅寫與家人同賞。因此胡適有名父必有名子這樣的心結，也不讓人感到意外。但他1930年6月29日寫給胡祖望這封措辭十分嚴厲的信，在80年後我這個外人看來，都替11歲的胡祖望感到受傷。兒子得到八個「4」的成績，被學校要求補習，自然被父親剝奪了他參加暑期旅行團的資格，還得到了如下比較狠的警告：「你這樣不用功，這樣不肯聽話，不必到外國去丟我的臉了。」

寫胡適的傳記，研究胡適的文章車載斗量，但很少看到真正研究他家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文章，難道是研究者認為這件事不重要麼？或許在不少中國父母看來，像如上這樣的話，是他們也經常說的，並不感到奇怪且覺得有研討的必要。後來胡適在教育兒子上頻頻受挫，他對孩子的成績才沒有一開初就有的這種熱望。其實放低期望是件好事，後來胡祖望相對「聽話」（從今存的13封稟胡適的信亦可看出），到了胡適母校康奈爾大學讀書，中規中矩地畢業並過了一生。但父親這樣的話，對他的傷害，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地體會。作為名人之子本來就很有壓力，胡適對臉面的看重又甚於常人，作為11歲的孩子就受到這樣「不必到國外去丟我的臉」的教訓，恐怕是終身難忘的。

胡適書札

胡祖望對胡適江冬秀夫婦的考驗還不算大，真正考驗他們的是小兒子胡思杜。說考驗是比較客氣的說法，以胡適家書及日記的記載，再加以胡思杜自身的言行來看，說是「折磨」也不為過。現存《胡適家書》里胡適有五封短簡寫給胡思杜，前兩封分別寫於胡思杜七歲時，因彼時江冬秀帶著胡思杜在胡適故鄉辦事，兩封信總共四句話，皆是親切的問候性話語。1938年至1940年三年各一封，前兩封分別由正題與娛樂（習好）相配。練書法（為他積攢郵票寄給他）、勸其用功學英文（告知彼時天文學家們正觀測十五年中離地球最近一次的火星）。最後一封全談學習，即主張他獨自到昆明上學，學會獨立生活（因為胡思杜十八歲多了還沒離開過父母），暫時反對他到美上學，因為手中無錢。

現存胡思杜寫給胡適的信只有三封，均出自他十八歲的1939年。顯然胡思杜喜歡研讀文史，希望讀人文社會科學——不像胡祖望喜歡理工科，故只好與胡適談生活瑣事——與胡適有更多的交流話題，所以三封信基本上都與廣泛地讀書有關，如他覺得曾國藩比姚惜抱眼界要高，在我看來是比較有觀察力與判斷力的。因為胡適不同意他也跟著其兄胡祖望立即到美國去，因為負擔太大。「關於我去美國一層，我想假如使你負擔太大，我想可以不必使你經濟緊縮，因為我覺得我如學政治，並非如工業、理科一樣，非去外國不可，無妨等一半年，美金價縮的時候去。」（1939年8月22日）

胡思杜是體諒父母的，但他想學政治就引起了他媽媽的不滿。江冬秀非常反對胡適進政界，哪怕是戰時被政府徵調任駐美國大使，她也常常寫信讓胡適趕緊辭職，因為她認為官場不是個乾淨的地方。不特此也，胡適之母在他剛從美國回來，即反對他進政界，認為到北大教書進教育界才是很好的選擇。一聽說胡思杜要學政治，江冬秀馬上寫信給胡適說小三是如何的沒有出息，居然要學政治，去做那狗官。學政治就要做官，可見那時對政治學存在多大的誤解（思想有點左傾的胡思杜也許和他媽想的一樣，但或許不會是做官）。不過，胡適知道跟江冬秀解釋不清楚，於是他來個借驢就坡的解釋：「小三要學政治，也不要緊。小孩子學什麼說不定後來都改變了。我初學農，後來改了多少次，你不用著急！」（1939年7月31日）

平時陪孩子沒時間，捨不得花時間花精力，一旦孩子找到個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想讀的專業，只要不符合父母的理想與要求，就去反對。你以為這只是我們普通父母的專長么？不是的，像胡適夫婦也難免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們也沒有邊界地侵蝕到孩子許多領域，如胡適曾謂：「上次我在施太爾先生他們幾個照的你們幾個人的電影片里看見小三走路有點搖頭擺耳的神氣。我盼望你時時注意，叫他自己留心，不要養成這種不好看的樣子。」（1941年1月20日）走路的姿勢及樣子都要管，你說這孩子還有什麼活力可言？這是誰在世上活呢？不特此也，胡祖望寄了一張自己喜歡的女孩子的照片給他媽，江冬秀嫌女朋友比他大幾歲，不好看（1939年5月11日）。培養感情的時候捨不得花時間，一旦侵蝕別人自我選擇的時候，就非常來勁，中國有幾個父母不是這樣的呢？

胡適常在給江冬秀的信中抱怨說孩子們不多寫信，其實他這方面雖然做得比孩子們好，但胡祖望也給他寫信說：「我已有半年沒接著你的信了，希望你能在百忙之中寫幾個字給我。」（1939年2月13日）這說明互相的溝通雖然有，但的確遠不像梁啟超與他的孩子們那樣順暢無礙。「我和你兩個人都對不住兩個兒子。現在回想，真想補報，只怕來不及了。以後我和你都得改變態度，都應該把兒子看作朋友（這兩句話有著重號——引者）。他們都大了，不是罵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這話對不對？」「高夢旦先生待他的兒女真像朋友一樣。我現在想起來，真覺得慚愧。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對他們工課不好，習氣不好。」（1939年9月21日）胡適總算是有自省精神的人，不會像許多中國父母做錯了，還一味無愧不認錯到底。

「應家父母真都是有神經病的，兒女都受夠了罪，此時不怨恨，就算好的了」，「我看這種父母是不必敷衍的了。」（1940年5月1日）這是胡適書信與日記里，對為人父母最狠的話了，我不知道這對父母做了什麼，讓素來溫和剋制的胡適說了如此發狠的話，但我想父母要避免這樣的責備，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四

胡思杜到美留學後，多門功課不及格，學業很差，讀歷史而最終沒有拿到畢業證。但他1947年畢業回國後，鑒於他是胡適之子，仍有學校如山東大學歷史系邀請他去任教。胡適深知此子不是當大學老師的料，不讓他去「毀人不倦」，愛惜羽毛的胡適極力阻止。這樣做得到了許多人的讚賞，我的朋友、研究胡適的青年學者林建剛在2015年3月6日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胡適之子緣何未去台灣》一文，甚至拿這事，與胡適阻止羅爾綱去清華接替蔣廷黻教書一事相類比。

這類比對不對呢？很難用簡單的對錯來說。我覺得於公來說，讓不合格的教員不要到教學機構去「毀人不倦」，誠然是對的。胡適對胡思杜一直以來的否定性評價，以及對他各方面的干涉，其實與胡適在朋友及公共領域方面的寬容，還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們都知道，國人越是對至親如子女，越是恨鐵不成鋼，所以頻繁干涉子女的諸多選擇，就成了一種眾人完全習焉不察的行為與心理習慣。胡思杜沒有公然用胡適之子的名義去謀職位，或者說讓胡適替他去說項，我覺得胡適就應該寬容了。因為胡思杜走過的彎路或者說在讀書上的一些不良習慣，與他們夫婦倆此前在陪伴上的缺失是有關的。我覺得胡適應該與胡思杜及山東大學商量，讓他先當某一個史學教授的助手，而不是馬上上課。或者說上課，先上入門課試試。沒有拿到畢業證，上課就一定不行么？這裡面並不存在邏輯上的必然順延。如此細緻的商量，一定比峻拒胡思杜自謀的選擇，讓他感受到更多的尊重。

胡祖望到美後慢慢走上了正軌，而胡思杜卻依然像在國內一樣難以進入學習狀態。因此1944年7月1日胡適在寫給好友趙元任的信中，就給胡思杜設計了學好楷書，替他抄書，然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道路。我讀胡適的日記與書信，沒看到他與胡思杜探討過他是否喜歡做圖書館的工作，1948年8月30日胡適當天日記只有一句話：「思杜今天到北平圖書館去做工。」這句話是不是有一種「終於搞定了」的如釋重負之感呢？我想只有胡先生自己知道了。你說他到山東大學教書是沾了胡適的光，那這進北平圖書館還是胡適主動托毛子水幫助的呢，這裡面到底哪種行為才更值得讚賞呢？如果我說胡適愛惜自己的羽毛，以及他骨子裡面有種難以撼動的固執，勝過了對孩子擇業的尊重，希望讀者從胡思杜的角度來想一想，是不是如此？

誠如林建剛在文中所披露的一封胡適致杭立武的信，謂胡思杜有騙取國家的回國費用之嫌，讓胡適對胡思杜徹底喪失了耐心。胡適的信寫得還算平靜，但你細味其言詞，用震怒來形容他的心境都不為過，也許他這時候不停想起自己媽媽教訓他不要跌父親的股的話，不禁有悲從中來之感。胡適為人處事圓通細膩，寬容尊重他人，但卻在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做得不夠好，這是令人遺憾的。即便再為此事震怒，也不能不尊重兒子自謀職業的選擇吧，雖然這其中可能有沾老子之光的嫌疑。但你胡適之光在彼時可謂普照，作為他兒子要想擺脫又是那麼容易的么？當然隱姓埋名的話，自然是可以做到的。在我看來，胡思杜不找你胡適先生求難以根除的陰影面積，就應該感謝上蒼了。

到了北平戰事非常緊急的1948年12月，胡適夫婦乘國民黨搶運著名知識人的飛機抵達南京，胡思杜並沒有同行。江冬秀傷心地替他準備一箱金銀細軟，以備將來生活與結婚之用。胡適的內心一定也非常不好受，但他的情感要內蘊不外露得多。林建剛的文章將胡適震怒於胡思杜騙國家回國費用的事，作為胡思杜不同行的一個重要依據，我認為這是小看了胡適胡思杜父子長期以來的矛盾累積之所致。胡思杜成長的時候，左傾思潮激蕩固烈，誠然可以說明左傾及唱高調切合年輕人的荷爾蒙衝動與烏托邦理想，但其父也是天下影從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家，其價值觀卻無法影響自己孩子的選擇，沒有親密的父子關係以及比較和美的家庭溝通，絕對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組織啟發下所寫的《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說其中有些言詞對胡適來說堪稱侮辱是不為過的，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的震動。胡思杜這文章對胡適的震動是否高過五個月之前，他的好友陳垣所寫的《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我想很難做量化比較。但兒子的文章，一定比好友的文章讓他更為痛苦，所以他沒有像對陳垣文章一樣寫篇跋文來反駁，除了一句「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的附批外，幾乎只是不露心跡地將胡思杜的文章剪貼在9月27號的日記上。

為什麼胡適不在胡思杜的文章後面寫個跋文呢？除了要反駁的內容在陳垣那封信的跋文里已經表達外，如果要批駁兒子的說法，需不需反省自己對兒子教育的失誤乃至某種意義上的失敗呢？這看起來容易，但做起來難度不小，且不免尷尬。因為這與其說是對胡思杜失望，不如說是對自己處理家庭及子女關係能力的失望。9月29日胡適的學生、好朋友傅斯年致信《中央日報》認為胡思杜這文章是共產黨官方組織捉刀，強迫同意發表所為，說胡思杜雖然不好學，成績差，但天性醇厚。此並非替胡思杜推過，更主要是在為老師緩頰——這相當於說胡思杜的品德沒有問題，與胡適的家教沒有直接的關係——多年後給唐德剛《胡適雜憶》寫序的夏志清還將胡思杜發表此文，斥之為「不成器」！

朋友們有這麼多關切與議論，但胡適從未公開對胡思杜一文及留在大陸發表過看法。一來是怕給留在大陸的胡思杜帶來更多的麻煩，二來是實在傷心到無話可說。但你真認為他就心如止水到完全不提不想胡思杜了么？肯定不是。胡適看了一眾老友對自己的批判，知道彼時大陸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了，他當然深知並理解自己小兒子處境的艱難與危險。我推想胡適的心路歷程是這樣的，只要胡思杜能拿批判他來過關，少受整，也算減少一點他作為父親的愧疚。這種愧疚是雙重的：一是作為共產黨欽定的「戰犯」父親，對兒子帶來的天然壓力；二是愧疚於自己沒能教育好兒子，跟著他離開大陸。

研究胡適的人多是政治學、社會學、史學方面的學者，很少有研究家庭教育與教育心理學的學者，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胡適晚年生活為什麼看上去那麼落寞，不無灰頹，史學家唐德剛用近乎有些油滑的筆調記述他的「寓公生涯」。大多數人只說得出他在大陸兩岸都不受待見的命運（大陸有批胡運動的整肅，台灣也有《胡適與國運》等圍剿），類似於彼時《四郎探母》在兩岸都不受官方歡迎一樣。但很少有人真正思索到胡思杜留在大陸對他的致命打擊。可以這樣說，不理解「胡思杜事件」對胡適晚年生活無所不在的影響，我們就很難讀懂存留於他個人回憶與談話錄中，看上去不好解釋的片言隻語。

史學家何炳棣心細若發、洞燭機微，真配得上他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的名字。何柄棣最後一次與胡適海闊天空閑聊時，胡突然問何一句，你相信胡適的兒子會在大陸罵他老子嗎？何當時的簡要回答是「不會」。胡適去世後，他再度回憶反思起這句突兀的話，「才感覺到當時胡先生的一種相當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說而不肯說的話說出，平常不會提出的問題提出。最後問我有關思杜（胡先生留在大陸的次子）的問題，內中似乎有隱痛」（p.322）。這傷痛埋伏得如此深沉——胡適惜羽毛愛名譽，且又是導師型的人物，你可以想像那封攻擊侮辱的信若是出於兒子胡思杜的真切想法，胡適會是何等崩潰。這對主張能靠自我修行成聖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尤其如此，因為「養不教，父之過」啊——像唐德剛這樣以了解胡適著稱的人，可能都忽略過去了。當然，大約是胡先生不談，唐德剛也不好提，因為怕觸及他的隱痛。但果真如此，我要是唐德剛的話，撰寫《胡適雜憶》一書，整體不妨以幽默出之，但拿一章作為附錄，沉鬱細膩地分析出胡思杜事件對晚年胡適的影響。

胡頌平記錄的《胡適晚年談話錄》里有兩次提及胡思杜，你若不對胡適一生及其家庭教育有整體貫穿性的了解，你很難理解這兩次片斷性的言語。「思杜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之後就沒有信來過，恐怕是不免了」（1961年4月30日），胡適的政治洞察力與敏銳度，是同時代中人少有的，他實在不願去想兒子已經出了大問題乃至不在人世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對任何人都是難以逾越的難關。這語氣很淡，淡到好像自言自語，其實這比那些他說朋友如沈從文、朱光潛等之遭難「聽說過得非常的苦」，更加的沉痛。有說1958年5月4日胡適做關於五四運動的廣播時已從泛亞社獲知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若此說屬實，那麼就是他不相信，因為彼時謠言很多。他自然願意往好處想，存一點念想，這樣反過來更好證明「不免了」之讓其如何傷心。倘若想起四十年前的1919年，胡適在主張他「無後主義」時曾解釋，「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下禍根」，他會否有一種悚然而驚的讖語之感？

另一處是胡適回憶說，父親節胡適主動聯繫胡思杜，思杜曠課、欠債、典當文具，「後來他回來了，我也沒有責備他」（1961年5月14日）。這次談話在「不免了」之後，更有一種希望哪怕是往日的「問題胡思杜」重現眼前的迫切感。正可以回應何炳棣所說的胡先生有「一種相當神秘的迫切感」，既怕他「不免了」，又希望他還在人間的糾結與椎心之痛。其實我們沒必要為賢者諱，胡適與胡思杜的溝通不暢尤勝於與他與胡祖望之間，只舉1940年下半年就可以概其餘：「小三決定進學校了么？叫他寫信給我」（7月29日）；「小三為何不寫信？」（9月29日）；「小三現在何學校？學的什麼？望他常常寫信給我」（11月16日）；「小三現在進了什麼學堂？望你叫他寫信給我」（12月10日）。終於在12月23日「收到了兒子小三的信，我很高興」。可是查這半年好像胡適也沒有主動單獨給胡思杜寫信，卻只叫別人寫，這可否算是一種強權與情感勒索的單向度要求呢？

不妨直說，胡適惜羽毛好名譽，好到了他更喜歡花時間接交外人，而較疏於與家人溝通的地步。1950年9月11日，就在那篇著名的《對我的批判——胡適的批判》發出前的十一天，已遷居紐約的胡江夫婦收到了胡思杜的信，信中特別醒父親「少見客，多注重身體」。知父莫若子啊，這裡面當然有對父親的敬愛，要其愛惜身體，但對比胡適一生過於愛熱鬧，把時間貢獻給人來人往，此句「少見客」就不無深意藏焉——當然格於當時的政治高壓，胡思杜也是怕胡適見客多了，說話多了難免可能出格，言多必失，會危及他自身——除愛熱鬧外，胡適之愛書有目共睹，聰明的胡思杜當然不會忘了說一句「書都還存在北大，安好無恙」。但九年後，嗜書如命的父親卻對書籍有痛徹肺腑的灰槁之感：「我的書將來還不是圖書館的書嗎？我的子孫是不會看這些書了。」（1960年5月13日）這些對理解胡適晚年心態最值得注意之處，往往容易被人忽略過去。或許決定一個人讀書的品質，不完全是道理上的理解與否，而是有沒有同理心所致。

父親早逝，寡母在大家庭中受不盡的氣，巴望胡適早點出人頭地，也就儘早失卻了兒童的天真。胡適是母親唯一的希望，因此干涉他的婚姻，在物質與情感上十分依賴他，給他帶來了不少困擾，這種困擾在胡適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體現得相當明顯。很少有人看到胡適十二歲多就離家到上海求學對他一生的負面影響，他不擅於處理親密關係，與妻子和兒子的關係顯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般美好。他是處理朋友關係的高手，因為這是自己的選擇，有學識、氣質、脾氣、價值觀等方面的切合，同時也能滿足他好名之所需。但家庭關係，卻日積月累，時常摩擦，在這個缺少心理界線的國度，實成為互相傷害的溫床，使我所說「生活的一部分叫傷害」，成為家庭人際關係的日常狀態。胡適這位二十世紀中國所謂的「完人」，其處理家庭尚有如此的局限，何況我們普通人呢？

（2016年3月28日至4月1日，竟五天之力寫就。4月1日修訂於成都。）

【注】本文原標題為《大師的親情與傷痛：胡適家庭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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