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懷坦蕩一書生——讀胡適有感
在民國寫思想史的諸位先生中，我最喜歡胡適。這個書生意氣十足的思想家，既有天真純樸的一面，又有寬厚豁達的一面。敢於批評，又能謙虛的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壯懷激烈而又不失寬容大度。
才華橫溢的適之先生，既不熱衷名利，亦不甘於碌碌無為。其著作，字裡行間，洋溢著先生對各種人生態度的臧否。
如其評論莊子思想時，說「但是後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淵明、蘇東坡；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瀟洒飄逸的竹林七賢中的劉伶，被後人譽為「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的酒鬼劉伶，在適之先生的筆下，成了達觀的廢物。
我認為一個知識分子，這樣的價值取向是需要的，倘若每個知識分子在精神領域，都是這樣一種頹廢的避世態度，我們這個社會就荒唐到無可救藥的程度了。即如今日，我們的知識分子，多數已經沉淪在拜物主義風潮之中，鮮有有資格出來擔當社會的精神領袖，引領一時思潮者。
今天我們讀書人雖然很多，但是多成了玩物喪志、紙醉金迷、炒房炒股的有錢的廢物，和貪杯好飲的劉伶並無二致。讀書人是社會的良知砥柱，如果每個讀書人自己都不把良知當回事，也就難怪要斯文掃地了。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充其量不過認識幾個字，對道義的擔當，幾乎是完全沒有的。
再如胡適對孔子的評價：「『知其不可而為之』，七個字寫出一個孳孳肯肯、終身不倦的志士」，雖然胡適對孔子的一些過度迂腐的地方略有不滿，但是對孔子的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胡適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的這種終身不倦的志士的精神，對中國知識階層的影響是深遠的。雖然印度的佛教哲學傳入中國之後，中國古代哲學顯得相形見拙，但是中國傳統的志士精神，卻對佛教也進行了大力的改造。如今中國的漢傳佛教，便不敢說自己完全與儒家精神沒有關聯。
晉代的法顯法師、唐代的玄奘法師的那種捨身求法的志士精神，正是孔子的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志士精神的真實寫照。倘若沒有這種志士精神，一個人是很難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清貧的生活和同樣惡劣的人的惰性的。
胡適本人身上所折射的，也正是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志士精神。在今天的全世界，這種志士精神都已經很少見了，最多的就是各種或達觀或悲觀或既不達觀亦不悲觀純屬麻木和扯淡的廢物。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下，大師級別的人物很難產生。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之所以能夠呈現群星璀璨的局面，與其時志士精神大行其道有很大的關係。
志士精神是一種不易被外界俘虜的獨立精神，是一種靠毅力和信仰支撐的終身不倦的上下求索的精神，是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這種精神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根本精神，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史賴之以延續和拓展。
喪失了志士精神，就產生不了足以引領當世思潮的國士，沒有這樣的國士，精神世界就註定了要淪喪。今天，我們的各種舞台上雖然充斥了可以口口聲聲談思想的人，但是這其中絕大多數人，會如流星一樣，一閃即逝。因為他們所講的，他們自己做不到。他們達不到「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標準，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講話成了空談。
所以我們大陸，無論是宗教界，還是思想界，今天所產生的均不過二三流人物。凡是不能知行合一的思想者，均不過夸夸其談的牛皮匠，望之令人生厭，聞之令人反胃。一個國家的書生們，都相繼淪落為靠嘴皮子騙吃騙喝的江湖人士，亦足可恥也。
胡適一生天真耿直，信口開河的虛雲大師，在自己的年齡上都造假，引起了胡適的義憤，胡適憑藉其過硬的史學功底，把虛雲和尚的履歷查了個底朝天，讓這位民國四大高僧之一，露出了其虛偽的一面，亦足以警醒世人。胡適批評蔣介石時也是不留絲毫情面，把蔣介石氣得夠嗆。
蔣經國則深受胡適影響，力促台灣走上民主道路。據說蔣經國解除黨禁報禁時，被人罵得吐血，身邊警衛氣憤不已，要去抓那些批評者。蔣經國勃然大怒，斥責警衛們，大意說，我自己提倡的開放言論自由，如今我自己因為一己之私去違反它，那才是最令我悲哀的。
蔣經國先生的這種胸懷，正是從胡適先生那裡繼承來的。胡適一生對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進行了批判，老來幾乎是眾叛親離，批判胡適的言論堆積如山，胡適儘可能全部找來看看，看後亦不過一笑置之。這樣恢宏的氣度，正是一個寬厚君子，在文化的涵養之下，修鍊出來的襟懷沖淡的偉大人格。
這種人格，亦足以鑄就成一座豐碑，必將影響久遠的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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