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跡》中的第一功臣海倫·布魯克·陶西格

我們的診斷措施十分有限，血管造影也剛剛處於萌芽期，我記得Taussig醫生可以將查體發揮到極致，她只需將X線片置於光下，觀察肺窗，就可以判斷出是否存在肺動脈血供不足，這就是我們除了聽診器而外，唯一擁有的診斷手段。

——Denton Arthur Cooley

文 / 李清晨

醫學史學者們通常認為，標誌著心臟外科的開端性事件是1944年11月29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實施的第一例針對法洛四聯症的姑息性手術——Blalock-Taussig分流術。60年後，美國導演Joseph Sargent將這一激動人心的故事拍成了電影Something the Lord Made（中譯名《神跡》），影片藝術地再現了幾位醫學先驅為拯救法洛四聯症紫紺患兒，冒著極大的風險創立Blalock-Taussig分流術的故事。

電影《神跡》，艾倫·里克曼 、茅斯·達夫主演。

Alfred Blalock

Vivien Thomas

Taussig出生於波士頓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是哈佛大學的一位出色的經濟學教授，其母是畢業於拉德克利夫學院（該校為女子學校與哈佛大學淵源頗深，兩校於1977年正式合并）的植物學家。在Taussig 11歲時，母親死於結核，少年喪母的打擊非常巨大，這也許是後來Taussig選擇醫學的原因之一。很難想像這樣家庭的孩子居然會在學習期間飽受讀寫障礙折磨，在父親不懈的幫助下，Taussig克服了這一困難，並像母親一樣考入了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後，她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堅持申請繼續攻讀醫學學位，但哈佛大學醫學院卻拒絕了她，因為當時哈佛不收女生，哪怕你有一個身為哈佛著名教授的父親。後來Taussig輾轉進入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並最終成為了該院的一名醫生。

在20世紀初期，女醫生鳳毛麟角，更不必說在高手如雲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了。但Taussig巾幗不讓鬚眉，硬是以其優異的表現脫穎而出，贏得了導師們的稱讚，在前輩們的指導下，一手開創了小兒心臟病專業。當時，醫學界普遍認為，一個因先天心臟畸形而發生青紫的孩子，已超越了手術可以糾治的極限——也許這是造物主早已判定了的死亡。應該沒有誰比Taussig經歷過更多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的死亡了，在多次目睹並傾聽著這些可憐家長訴說的喪子之痛的人間慘劇之後，Taussig坐不住了，她決心挑戰這一手術禁區，為這些瀕死的孩子們找到生之路，向死神反戈一擊。1938年，她經過反覆觀察、系統研究之後發現，那些罹患法洛四聯症的孩子在其正常病程中，只有動脈導管閉合後才會明顯發生青紫。這一臨床觀察提示，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新的管道來增加肺動脈的血流將有可能緩解患兒紫紺的癥狀。

這一開創性的理論，當然需要一個有膽識的外科人才來幫助驗證，可到哪去找這麼一個合適的人呢？1939年，波士頓兒童醫院Robert Gross（1905~1988)報道了他於1938年完成的動脈導管未閉的結紮手術，由於這一手術開創了手術治療先天性心臟病的先河，因此為其帶來了巨大聲譽（其實德國醫生Emil Karl Frey已在1938年更早的時候完成了該手術，不過其發表較晚）。獲悉這一報道之後，Taussig認為，既然外科醫生可以將肺動脈與主動脈之間的管道閉合，那麼他們也一定能在肺動脈與主動脈之間建立管道，這對那些可憐的法洛四聯症的孩子們一定是有幫助的，這將改善他們肺部的血液供應。

1941年之前的某一天，Taussig輾轉找到了當時聲望正隆的Gross，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懇請他出手相助。可Gross仍沉浸在因他的創舉而帶來的讚譽之中，未能發現Taussig理論的價值所在，他直截了當地告訴Taussig：「我的工作是關閉異常開放的導管，而不是把已關閉的導管打開。」關於Gross的這一回應，後來被廣為引用，但在1979年的一個學術會之後的晚宴上，作為榮譽嘉賓的Taussig卻提供了一個另外的版本，她說：「既然Gross講了這個關於他自己的故事，那麼我也來說一說吧。當年我問他是否可以建立這樣一個人造管道時，Gross醫生回答道，Oh, yes!我已經這樣做好多了，小菜一碟。我幾乎是低眉順眼地說，這對那些因法洛四聯症肺動脈狹窄而發生青紫的孩子，將有很大幫助啊。可是Gross先生對此毫無興趣，我只好回到巴爾蒂摩等待時機。」但無論這兩個版本哪個更接近真實，可以肯定的是，Gross的輕率使他失去了一個足以使自己再創輝煌、登壇入聖的機會。

Robert Gross

並不氣餒的Taussig最終同另外一個外科醫生聯手開創了一個時代，創立了一個以二人名字命名的，一直沿用至今的經典姑息手術方式——Blalock-Taussig分流術，這一巨大貢獻使其名動天下，一舉奠定了二人在心臟病學專業領域內的大宗師級的地位。彼時，Gross是否會因為自己的錯失良機而懊悔萬分？ 2006年一位當年曾在Gross手下學習的醫生提到這件往事，他說Gross後來十分懊悔沒能對Taussig的理論給予足夠重視，輕易錯過了這個本可改寫心臟外科歷史的機會。也許是造化弄人，上帝為了使這一段歷史群星燦爛刻意剝奪了Gross一枝獨秀的機會，轉而去垂青另一個幸運兒了。

這幸運兒是Alfred Blalock（1899 ~1964），這個後來大名鼎鼎的心外科奠基人之一，其早年的經歷卻遠說不上幸運。1927年，鬱郁不得志的布萊洛克得了嚴重的肺結核，要知道真正有效的抗結核抗結核藥物異煙肼和利福平分別於1952年和1965年才出現，可Blalock居然奇蹟般地挺了過來，也許是因為他在等待他事業中的那位幸運女神Taussig。

Alfred Blalock

Blalock與助手Vivien Thomas（1910~1985）曾試圖通過吻合鎖骨下動脈和肺動脈，來建立肺動脈高壓的動物模型，不過，他沒能通過這種分流如願地建立肺動脈高壓的模型，這說明在肺循環中，可以在不增加異常壓力的情況下增加肺的血流量，而這不正是Taussig所需要的么？1943年，Taussig找到了Blalock，動情地向Blalock描述著那些可憐的孩子的慘狀，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通過外科手段讓肺得到更多的血液。Blalock接受了這一理論，通過系統的改進，Blalock-Taussig分流術的雛形得以確立——吻合鎖骨下動脈與肺動脈。

患兒是一個叫Eileen Saxon的15個月大的孩子，已出現青紫了。由於Blalock的助手Thomas是個天才的實驗員，手術技巧十分了得，為保證患兒的安全，Blalock要求自己先作為手術助手協助托馬斯，在狗身上做一次，然後再由自己主刀，Thomas作為助手做一到兩個。但準備工作還沒能如期完成時——Blalock只作為手術助手協助Thomas做了一次動物實驗，患兒的病情就開始迅速惡化了，再拖，就一點兒機會也沒了。

Vivien Thomas

1944年11月29日，護士將那個已極度脆弱的孩子轉運到手術室，手術中Blalock要求不能上台的Thomas和Taussig都要在手術室。當時還是低年資住院醫的Denton Arthur Cooley（Blalock的眾弟子中最為出色的一位，也是一位心臟外科的先驅，創立了德克薩斯心臟中心)記錄到：「1944年11月29日，這是一個在心臟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Blalock醫生將第一次施行這樣的分流手術。當手術結束嬰兒的嘴唇顏色由深藍色的發紺轉變為令人愉快的粉紅色時，可以想見我們當時所感受到的興奮，這可能是心臟手術時代的正式開始。」

這種手術雖然沒有改變心臟的畸形，但由於增加了肺的血供從而使患兒的青紫情況明顯得到緩解，運動的耐受性也得以極大提高。到1949年，已有1000多符合手術條件的兒童實施了Blalock-Taussig分流，心血管外科以無可辯駁的益處迅速推廣。當Blalock和Taussig提倡的原則被醫學界確切接受時，心臟外科也開始在世界範圍內被外科醫生承認，正式成為現代醫學中一個重要的分支。

Taussig一生在小兒心臟病領域建樹頗豐，1954年她獲得了美國拉斯克醫學研究獎（號稱「美國的諾貝爾獎」，是醫學界僅次於諾貝爾獎的一項大獎），1959年她成為了霍普金斯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全職教授……但其最卓越的功績還是參與創立了Blalock-Taussig分流的手術，1986年5月21日， Taussig在結束了一次會議之後死於一場車禍，那一天距離Taussig的88歲生日只差3天。

李清晨| 《心外傳奇》作者，最傑出科學家的最平凡繼承者。

本文已發表於中國心血管雜誌,2011,16: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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