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嚴肅：厭惡感使我們成為了人？

文史 06-12

利維坦按：我相信大多數人如果看到牛皮癬、白癜風、兔唇或胎記等面容缺陷時會產生一些下意識的反應，如在公交車上坐得離這些人遠一點，與他們握手時會有些猶豫，甚至流露出厭惡的目光。這幾年的研究顯示，這些厭惡反應來自於一個古老的防疫系統，通常是為了防止我們罹患疾病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把面容上的缺陷當作傳染病來處理的。

所以，你是否想過一個問題：我們人類厭惡感的來源？現在有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厭惡情緒與恐懼是相似的。恐懼可使你遠離外部環境中那些想吃掉你的龐大動物，而厭惡能使你遠離身體內部那些能殺掉你的小生物。我們的潛意識在不斷地掃視環境中潛在的疾病徵象，如果發現了一個，我們便會產生厭惡情緒，像躲避瘟疫一樣避免與這個物體或人接觸。

文/Kathleen McAuliffe

譯/夜之帝王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how-disgust-made-humans-cooperate-to-build-civilisations

我們的祖先會對寄生蟲產生極度的反感，而這是所有道德準則、禮儀規範、政治和法律的開端。

有個年輕人曾與自己的狗有過獸交行為。實際上，那條狗奪去了他的處男之身。他們的關係仍舊很好；那條狗似乎對此也沒啥意見。但是從此之後，小夥子天天飽受自己的良心拷問：這是否真的違背道德？

為了尋求指點，他郵件求助了在紐約康奈爾大學教授道德心理課程的大衛·皮薩羅。而皮薩羅最開始以為他只是開玩笑。於是他給那個年輕人發了一篇關於獸交的文章過去，心想這事兒也就這麼結束了。但是小夥子回信十分積極，並提出了更多的問題，「我才意識到這小子沒在和我鬧著玩。」

雖然皮薩羅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但他也很難給出一個確鑿的答案。「我在回信的最後寫道：『我個人不會將其視為一種違背道德的行為。但是在當今社會，大部分人都覺得這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而這是你必須面對的——畢竟這事的確很詭異，並不是大家喜聞樂見的事情。』然後我又繼續說道：『你希望你的女兒與一個和狗做過愛的男人約會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而關鍵是：你也沒法讓動物寫一篇文章來說明它們是怎麼被虐待的，就算它們能寫字也不一定會寫，它們對人類的情感根深蒂固。』我希望能幫到這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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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皮薩羅

本質上來說，皮薩羅認為這個人的行為的確很不正常，知道的人會對此有所顧忌且容易因此而煩躁，但是他並不想因此而展開道德說教。如果你沒法接受這個，你也許會被腦中人與狗的獸交畫面噁心到。但是這個男子的行為真的是不道德的嗎？至少在該男子的認知中，那隻狗並沒有受到傷害。

如果你正在嘗試分析這個男子的行為究竟哪裡有問題，心理學家對你現在的顧慮有個特定的稱謂——道德失聲（道德錯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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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所以會進化出厭惡的情緒，是為了讓自己遠離寄生蟲。

皮薩羅和其他人在此層面所做的調查如同滾雪球般越來越多，但都表明一件事：當我們去進行道德評判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每次都會深思熟慮一番之後再下結論。有時即便我們無法指出具體哪裡有問題，我們也會覺得某一行為是不對的。我們倉促地做出一個結論，然後正如紐約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專家喬納森·海特所言——我們習慣於在事後才為自己的結論尋找正當的理由來輔證。而根據一些調查所得出的結論，這種直覺緣起於厭惡情緒。而人類之所以會進化出厭惡的情緒，是為了讓自己遠離寄生蟲。當碰觸到如排泄物、臭蟲、水蛭以及任何會讓人犯噁心的東西時，我們會因恐懼而以閃電的速度縮回手，然後發出「咦」的嫌棄聲。而過去我們對動物屍體或者腐敗氣味的不待見，逐漸開始作用於我們的信仰——從倫理道德和政治觀念到宗教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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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William Heath於1828年所作的蝕刻版畫《泰晤士：怪物濃湯》，只比1832年霍亂爆發年早了幾年。再想想現在的泰晤士河乾淨的水質，這幅畫或多或少暗示了當年倫敦飲用水情況的糟糕。

道德直覺上的厭惡感通常與這幾個詞相關：骯髒的行為、卑劣的行徑、流氓。與之相反，潔凈往往意味著高尚。我們追求的是心靈的純凈。污穢的舉措會玷污自身，所以我們都在盡量與邪惡保持距離。

對於厭噁心理能否作為評判道德規範的標準，皮薩羅表示極度懷疑。他提醒道，如果人們依靠這個來做決定，只會越走越偏。他認為，因厭惡而譴責同性戀行為就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例子。「我告訴班上的學生：作為一個異性戀的男性，並不是說你給我看兩個男性的做愛照片我不會感到厭惡。但是我的任務是告訴你們：這跟我的倫理準則壓根兒沒有任何關係。我告訴他們：兩個很醜的人做愛的想法同樣也會讓我噁心，但這並不會讓我覺得有必要立法來阻止醜人做愛。」

流浪漢是另一個容易招致偏見的群體，也許是因為他們同樣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整個社會也會傾向於以特殊眼光看待他們，以及給他們冠以值得商榷的罪名。「我必須要確保，這種可能會踐踏他人人權的情緒不能影響到我自己。」皮薩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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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避免讓自己的厭惡感滲入到自己的道德評判中其實很難，而皮薩羅也深知這一點。在為道德論證課備課時，他都不得不讓學生來幫助處理哪些令人噁心的影像。他說：「對此進行道德評判將會動搖我的觀念。我將自己想法的開放性歸功於智力成果。」

變得極其容易產生厭惡感反倒對他的工作產生了幫助：他開始研究情緒是如何影響道德評判的。

如果你仍然懷疑寄生蟲跟你的原則壓根毫無關係，我們看看這個：我們的價值觀實際上一直被我們所經歷的事情影響。在劍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者西蒙尼·舒納爾的實驗中，工作人員讓學生們聯想到一些不太好的行為，比如在簡歷上造假，偷竊錢包，開車超載，以及在飛機失事之後靠吃同伴的肉為生。其中一組受試者在一張擺滿各種不新鮮的食物的桌子邊圍坐著，而他們比圍坐在一張整潔乾淨的桌子邊上的受試者，通常更容易對此類行為產生惡劣的評判。而很多的研究會在受試者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了如屁、嘔吐物的氣味等極具想像力的厭惡感誘導因子，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婚前性行為、行賄受賄、小黃文、新聞失真、近親結婚……當受試者產生厭惡情感的時候，這所有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會更加惡劣。

相比於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氣中，暴露在有毒氣體中的參與者更有可能相信《聖經》所言。

被拒絕過的人同樣更容易將無害的行為解讀出邪惡意味。根據海特和他的畢業班學生塔利亞·惠特利所做的一個實驗，工作人員對受試者施以催眠暗示，讓他們在遇到一些單詞的時候就會產生厭惡情緒。然後受試者開始讀一篇關於丹的文章（一個虛構故事，關於一個正在幫學生和教授組織討論話題的學生會主席）。這與道德似乎並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接受厭惡感觸發詞暗示的受試者比對照組（同樣讀這篇文章，但是沒有接受催眠暗示）更容易對丹的行為提出質疑。對此，研究者給出了一個看似很合理的解釋：「這就好像，丹本身就是個眾所周知的小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被懷疑。「

無害的性行為也會被賦予不道德的隱喻。皮薩羅所做的一個實驗中，受試者得到一個關於紙巾的暗示信號之後，往往會對以下兩個事情做出更嚴厲的批判：一個女孩緊緊拽著泰迪熊玩偶自慰，一個男子在幫奶奶看家的時候在奶奶床上做愛。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馬克·沙勒和戴米恩·穆雷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些結論都有個清楚統一的模式。受傳染病威脅的人們將更容易擁護傳統的價值觀，且對破壞社會行為規範的人報以更強烈的鄙視心理。而疾病的存在會激起我們對宗教的好感。在一個研究中，人們發現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氣中的人比呼吸潔凈空氣的人更有可能相信《聖經》所言。

當我們因疾病感到擔憂的時候，吸引我們的不僅是媽媽做的病號飯，還有她所教導我們的哲理——尤其關於處世的。你的內心深處會這麼告訴自己：我們墨守成規，可能是因為所謂的「成規」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安全性。而現在並不是一個去接受新的、未經考驗的生活哲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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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桿菌（放大200倍）

因此皮薩羅在想：當我們受到疾病威脅的情況下，我們的政治態度是否也會轉變？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凱瑞商學院的艾瑞克·赫斯勒的合作中，他提出了一個檢測這一想法的方式。他們安排部分受試者靠近洗手池，其他人處於私密空間中，然後問受試者關於道德、財政、社會問題等多方面的問題。受到感染警示的人（譯者註：靠近洗手池一組）會持有相對保守的觀點。

這些結論雖然很有趣，但我們仍然應該保持謹慎。在實際生活中，相比於在實驗室里，當我們聲喊著「包容的道德評判標準」時，我們需要去處理更多的信息——比如周邊人的行為舉止，處理問題的方式等。皮薩羅強調：影響道德評判的因素很多，而厭惡感只是其中一個。在日益複雜的日常生活中，基於生理厭惡所產生的武斷決定，無疑在事後都會因邏輯性的思維參與進來而釋懷。這使得我們能夠去對自己偏激的判斷加以矯正，甚至得出「無損道德」的結論。但是厭惡感的確影響到了你的價值觀體系。可是，一張骯髒的桌子、一股難聞的氣體、排泄物並不會讓一個浪蕩公子「從良」，讓無神論者皈依宗教，讓變節者成為死忠。皮薩羅說：「這種轉變是暫時性的，且程度並不高。如果想要改變一個人的想法，肯定也有別的招。」

而這可能會影響他最近所做的一個研究的結果——疾病信號會引發反同情緒，這個結論十分明確，而且站得住腳，備受支持。在與多倫多大學的約爾·因巴爾及其同事的合作中，當時正值2014年秋天的埃博拉病毒熱潮，皮薩羅的團隊做了一個關於美國人對同性戀看法的調查。科學家發現，人們的看法確實往消極的方向改變，但程度遠遠小於他們的預期。

皮薩羅解釋說，也許是因為參試者並沒有我們想得那麼關心埃博拉的事情，所以這個效應會很弱。但是皮薩羅並沒因此妥協，認為這些厭惡因子只是放大了已有的偏見。社會對同性戀者的看法在過去幾年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而這個曾經背負罵名的群體現在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肯定。如果這能夠解釋為什麼埃博拉的爆發對反同主義影響甚微，皮薩羅覺得這個結果也同樣很令人激動。

然而，性格上保守也許會對你的觀念和信念產生長效且有意義的影響。皮薩羅和其他人發現，從另一個更為保守的角度來看，容易產生厭惡感的個體更有可能保持求穩的政治觀點。他們傾向於嚴厲懲治犯罪，反對濫交、墮胎還有同性戀，以及專制主義。他們認為小孩應該無條件遵從長輩的教誨，他們還強調了社會凝聚力和遵循社會規範的重要性。雖然證據可能不是那麼有力，然而有徵兆表明:容易產生厭惡感的人往往更可能是財政保守派（反對稅收和政府開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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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從生理角度出發的。當人們看到一些吃蠕蟲之類的畫面，保守派將比自由主義者更容易出汗，且差別明顯，而這是通過準確測量皮膚電反應信號得到的。排除疾病因素，他們的皮膚電反應信號也同樣會變化。和自由主義者相比，他們同樣會對大分貝噪音做出反應，但反應也會更為強烈。這兩個如出一轍的現象也許可以得出一個公認的政治學結論：保守派眼中的世界會比自由黨眼中的更加險象環生。這也會影響他們在外交事宜上的形象。除了被外國人所不信任，他們同時也更加好戰。保守黨在外交上更為積極，這是因為他們有著愛國主義、軍事力量和軍人精神。

看到這個，也許你會想通過對厭惡感進行分析來預測選舉。實際上，這確實可行——當然也不是百分百有效的意思。你的成長經歷、宗教信仰、收入階層和許許多多其他的因素也在影響你的意識形態。但是大數據確實反應出這個傾向的存在。

在2014年發表的一份關於237個荷蘭公民投票情況的研究中，那些在厭惡敏感度的測試中得高分的人，比那些保守的同胞更容易投票給在行為上十分保守的自由黨，而後者在處理移民問題上態度強硬，反對伊斯蘭教，強調荷蘭傳統文化的價值高於其他民族，以及對歐盟疑神疑鬼。

荷蘭有十多個政黨在很多問題上的政見無法歸納到保守黨或者自由黨任何一派，所以研究者也無法通過這個方式預測選舉，但是他們發現他們的厭惡敏感度與他們那些沿襲傳統，依葫蘆畫瓢的政見有關。

另一個大型的線上調研也有了類似的發現。研究團隊包括皮薩羅、海特和因巴爾在內，樣本為25000名在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投票中持張望態度的美國人。那些對傳染病感到焦慮的人更容易說他們會把票投給約翰·麥凱恩（極為保守）而非巴拉克·奧巴馬。不僅如此，一個州的污染型企業平均水平——通過計算每個州的樣本厭惡敏感度而得到——也可以用來預測麥凱恩的未來得票。

還有，研究者通過對世界各地的122個國家調查發現，相同的關係存在於很多政治體系中。總的來說，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能夠支持大體量數據分析的龐大樣本體系。正如研究人員在《社會心理學和人格科學》雜誌上所寫:這一發現有利地證明了這種關係並不僅存在於美國的政治體系中（可大致等同於美國西部的民主政體）。這說明厭惡敏感性與保守派的關係超越了文化、距離和政治體系。

這沒什麼好驚訝的，政客們會出於利己目的來試圖利用這門關於厭惡的科學。舉個例子——2010年紐約共和黨州長競選過程中出現的茶黨激進主義分子卡爾·帕拉迪諾所參與的一次競選。競選開始之前，茶黨所記錄在案的投票人只要一打開自己的郵箱，就會發現帶有垃圾臭味的宣傳冊，或者收到類似於「奧爾巴尼（美國紐約州的首府）似乎有東西發餿了」這樣的簡訊。

宣傳手冊上印有這個州的一些民主人士的照片，而這些人大多也被醜聞纏身，比如帕拉迪諾的對手，前議員瑞克·拉齊奧，作為自由黨人和政府的一部分，卻盡其所能地玩腐敗。我們永遠沒法知道，會不會是宣傳手冊上的那股子臭味幫助帕拉迪諾獲勝。但反正他也沒受什麼影響：他只用每張24美分的宣傳手冊打敗了拉齊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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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近，在密歇根州舉行的競選活動上，特朗普就幾天前希拉里參加民主黨總統電視辯論時進行到一半上廁所的事情加以嘲諷，「我知道希拉里去哪裡了，但我不想說，因為實在太噁心了」。

對於寄生蟲的恐懼不僅影響人們的宗教觀和政治觀，它甚至會在種族歧視問題上引導人們——比如這個關於罪犯審判系統的研究結果。

你可能會注意到，仙女聖母的經典形象時身穿白衣，而邪惡的女巫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那些美國西部電視劇里腰上別著槍的英雄人物和罪犯也遵循同樣的著裝邏輯。

哈佛的心理學家蓋里·D·謝爾曼與維吉尼亞大學的傑拉爾德·L·克洛里覺得，我們通常都會把黑色與罪惡、污穢聯繫在一起。但是，人類的思維真的會把黑色與罪惡、白色與聖潔掛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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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究這個問題，他們採用了一個很好玩的腦力訓練遊戲：斯特魯普測試。你會看到一個呈現明確顏色的單詞，比如黃色，但是這個單詞可能是「blue」或者其他顏色的名稱，然後你需要在短時間內說出這個單詞的字體顏色。如果這個詞是「yellow」，很自然人們會輕易完成任務，但如果這個詞是「blue」或者另一個與單詞字體顏色不同的色彩詞，人們的反應就會相對慢了很多，這表明當人們接收到與預期矛盾的信息時，我們的思維需要更多時間來處理信息。

研究人員對此做了一些改良，受試者將會看到一些可能引起道德緊張的詞語，類似於犯罪、誠信、貪婪和聖人等，將其隨機配以黑色和白色。詞語會快速從屏幕上滾動，而受試者需要在他們看到帶有消極道德色彩的詞的時候按下按鈕。結果是：當一個與邪惡相關的詞是黑色的時候，受試者的反應會快上很多，這表明這種反應是快速且無意識下發生的。詞性與色彩的矛盾會很明顯引起思考，降低反應速度。

為了尋找更好的證據來佐證：厭惡感的產生是為了減少將自己暴露在傳染性疾病中的可能，研究者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實驗。他們先讓受試者著手寫一個關於無恥律師的故事來讓他們把思維放在骯髒的行為上，然後讓他們再進行一次斯特普魯測試。這次他們可以更快地將黑色與邪惡、白色與美德聯繫起來——儘管有些在測試中使用的辭彙比如嘀咕、責任和有助於他人跟道德的聯繫很微弱。正因我們的思維會快速對微生物的威脅做出決定以保證自己的安全，事實上，有些科學家把它比作一種條件反射——研究人員越來越相信受試者是依靠直覺來獲得結論的，而非緩慢而嚴謹的推導。

如果謝爾曼和克洛里的理論成立的話，能夠快速將白色與美德，黑色與罪惡聯繫起來的人將更關心病菌和衛生。然後，所有的受試者在最後都需要對一些清潔用具和其他商品做一個價值認知評估。正如他們所預料的，測試結果表明，有細菌恐懼症的人往往會辨識出那些高檔的清潔用具——尤其是諸如香皂、牙刷等直接與衛生相關的東西。

當道德規範在我們的意識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把黑色看作不好的這種認知傾向也越來越明顯，法庭也成了有色人種相關新聞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克洛里說：「黑色與污穢、邪惡的關係並不能完全解釋種族問題、貧窮和犯罪，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些消極的認知偏差通常會產生一種嚴重的影響：一個有色人種更可能會被叛有罪，或者受到不公正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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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相關的研究最後都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這些寄生蟲是如何成功影響我們的道德體系的？有些科學家相信大腦的迴路圖是得到答案的關鍵。生理厭惡——當你看到馬桶的滿溢和想像一下咀嚼蟑螂的畫面時，你會嫌棄地發出「咦」的嫌棄聲——往往由前腦島產生，而這一部分恰恰也掌管嘔吐反射。然而，此處同時又是當受試者看到他人所受到的殘忍對待、並因此激起憤恨時，厭惡感的產生區域。這並不是說，生理和心理兩個方面的厭惡感產生機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們確實共用了同一體系的大腦迴路，有時會導致兩者同時出現，歪曲判斷。

儘管承載道德觀的這個神經組織有弊端，但也有很多值得稱讚的地方。在以紐約大學克里斯托弗·T·達韋斯為首，且包括數名心理學家和政治學者在內的團隊所做的一個研究中，受試者被要求去想像他們正在玩一種收入分配遊戲。當受試者決定捨棄手頭現有金額來換取一次再分配（從最高值到最低值）的權力時，前腦島處於興奮狀態，而這種行為也被戲稱為「羅賓漢衝動」。而另一項研究表明，當玩家在結果導向的遊戲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時，前腦島會被激活。此外，當一個人選擇去懲罰一個自私或者貪婪的人時，前腦島也會被激活。

這種類似的研究都會使得神經系統科學家將前腦島視為親社會情感的起源。它也被普遍認為是惻隱之心、待人大方、自責感、羞愧感和犯錯之後懺悔的心態所產生的地方。即便如此，前腦島也絕非唯一一個與生理厭惡或精神厭惡有關的神經區域。有些科學家認為，兩者最主要的重疊發生在另一個大腦中古老的部位——杏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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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變態者往往以缺乏同情心著稱，而他們的杏仁核和腦島也比正常人的要小一些，但其他處理情感的神經區域並沒有這個現象。而他們也很少會對臭味、排泄物和人體分泌物表示無法容忍，正如一篇科學文章所言，「平心以待」。

亨廷頓氏病患者（一種會引發神經退化的遺傳學疾病）和那些心理變態者一樣有著縮小版的腦島。同樣的，他們也缺乏同情心，雖然他們並沒有表現出前者特有的過激性行為。這也許是因為與厭惡感相關的腦迴路不健全，不管怎樣，患者對於污穢的事物並沒有表現出厭惡感——比如說，他們不會介意徒手撿起糞便。

有意思的是，女性很少會成為心理變態者——大概是男性十分之一的比例，而且她們的腦島在大腦中所佔比例也比男性的更大。這種生理結構上的差異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女性更容易產生厭惡感，而且也正在作用於現代的傳統女性形象：在關於共感的測試中，女性往往得分會比男性高，而這對於判斷一個哭鬧的寶寶是發燒了還是想睡覺有著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道德和生理厭惡會在我們的腦子裡持續糾纏，這從一開始就很難解釋，但是來自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院「厭惡感研究人員」瓦萊麗·柯蒂斯提出了一個構想，儘管這個構想難以實現且聽起來有點似是而非。一些來自史前人類聚集地的證據表明，我們的老祖宗們可能比我們所想的更在意衛生問題。從這些遺址中挖掘出來的最早期人工製品包括梳子和貝冢（由獸骨、貝殼、植物殘體、人類糞便以及其他一些會引起鳥獸注意力的垃圾組成）。由此她懷疑，早期的人類會排斥那些不知道該怎麼處理自己的垃圾，隨地吐痰大小便，或者頭上全是虱子卻從來不梳頭的人。這些不替別人著想的行為，將會導致整個集體被臭味、人體垃圾和傳染病所充斥，周圍人會隨之產生厭惡，也使得成為源頭的那個人被眾人所嫌棄。柯蒂斯覺得，他們會對此感到羞恥，然後會調整自己的行為。然而一旦失敗，他們就會被避而遠之——而這正是現在我們面對污染物的態度：我們希望自己最好別和它們扯上關係。

也正由於相似的反應在兩種層面的厭惡感中都有表現，與此相關的神經迴路可以更好地幫助自己遠離危險性個體。為了佐證這一觀點，柯蒂斯的團隊發現那些衛生習慣不太好的人最有可能在評判案件的時候希望把罪犯關進監獄，對待破壞社會規則的人極其嚴厲。

從人類社會發展這個角度看，繼續進化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歸置我們的腦迴路。我們會因他人的行為不當而心生厭惡之感。柯蒂斯十分相信這種進化是我們如何變成一個高度社會化的物種的關鍵，使我們可以集思而廣益，創造新事物，高效利用自然資源，最終發展成文明。

她說：「看看你的周圍，你生活中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完全由你自己完成。高度分工化的生產（在現代社會中）令人難以置信地提高了生產力。人類現在的能量產出是狩獵時代的一百倍。而問題是：我們是怎樣開始合作的？」

解釋這個問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實上，這個問題難住了很多進化學專家。問題的關鍵在於：從本質上來說，每個人都不是利他主義者。當你把人帶進實驗室，讓他們玩各種遊戲學會各種規則，他們同時也賺到了錢，總有一個貪心的人不介意其他人空手而歸。也總有人會覺得自己可以瞞天過海而行騙作弊。而通過這些實驗的發展，有一點已經很清楚了：人類只在獨立完成時成本會更高的情況下，選擇合作。

現在，我們有法律和警察來捍衛規則。但它們是當代的產物，而且立足於名為「政治」的更高層意識形態，就像一劑膠水緊緊地抓牢社會每個細枝末節。實際上，如果沒有這個名為「厭惡感」的強力膠水，社會也將無法存在。

柯蒂斯說：「假設你是個貪婪的人，偷了我的東西或者騙了我，我可以揍你。但是你也可能反擊。而且你可能會叫上你那個牛一樣壯實的大哥一起來揍我。所以咱不能這麼干。但我要是這麼跟別人說你，心裡就好多了：『她好討人嫌，就像個社會寄生蟲，總是拿走超過她所應有的那份蛋糕。』然後處處躲著你。所以其實我是在用厭惡感所給予的精神手段懲罰你。我的懲罰是拒你千里之外，而不是暴力。這不會花費我任何東西，而且你也很難回擊我。而且我會跟我的大哥說你的壞話，說你讓人犯噁心，然後他會說：『哦對對，她就是這麼惹人煩。』然後輿論就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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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達爾文認為我們一直想得到來自同胞的讚美亦或責怪，而這可能是促使人類這一物種的社會價值觀發展的原因。事實上，不管我們正確與否，我們都很關心自己的名聲。達爾文指出，輕視的表情其實就是厭惡感的反應，是強有力的威懾物。在史前時期，因反群體行為而遭受排擠相當於被宣判了死亡。單靠個人的力量很難在野外生存。合作者在自然選擇中獲得了優勢，循規蹈矩之人亦將報社會以忠心。

以厭惡感來限制自利行為（即便你只是不講衛生，但這同樣也會威脅到群體的安全），在某種角度上來說成為了我們的祖先發展技術的基石。社會化會帶來極為強大的益處——我們可以進行商品貿易，包括勞動力貿易，相互結盟，思想交流（當然這成本很高）。同時，我們身上會攜帶病菌去與他人接觸。為了獲得合作的成果而又不需要冒這個生命風險，按照柯蒂斯的說法，我們必須「跳這支舞」。我們必須相互接近而又不能過近以至於危及生命。所以人類需要規則來幫助達成這一巧妙的平衡，所以我們創造了禮儀。

「從很早之前開始，我們就學會了潔身自好，而不是散發出難聞的氣味，不在咀嚼的時候張著大嘴，或者當著他人面吐痰。這意味著你可以適應社會化生活同時又不需要付出太多健康的代價。而打破這些原則的人將會很快被社會所排斥。」柯蒂斯說道。

對於她而言，社會禮儀將我們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並讓我們可以在通往名為「文明」的大合作體的道路上走出第一步。事實上，她覺得禮儀可能為「一次飛躍」鋪平了道路。專用的狩獵工具、珠寶、壁畫等等都暗示著5萬年前的一次創造力大爆發的時期：這預示著人類開始分享知識和技能，並且有效地一起工作。

禮儀推動著我們繼續進化，但是要變成真正的文明，人類需要更加複雜的行為準則來將自己與他人捆綁成共同體。他們需要信仰。而人類最大的幸運之處，在於信仰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我們的祖先決定停下來，種下字面意義上的「根」的時候。

大概1萬年前，一些狩獵者開始嘗試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農耕。最開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以此謀生，但這一行為日益受到歡迎，漸漸地，更多的人開始定居下來，他們依水而居，過上閑散的生活，尤其是在河流交錯出的三角洲地帶。

一片土地承載了很多人的居住，他們彼此緊挨著生活，尤其是無法保證衛生的安全的情況下，傳染病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傳播。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反倒促進了傳染病的傳播。

最開始的農民只需要保證莊稼免於災病就可以生存下來。他們過多攝入穀物的飲食習慣導致了營養元素的缺失或過剩（導致齲齒的細菌依託於碳水化合物而大興，神經的痛楚讓這些曾經的獵人備受煎熬）。飢餓和營養不良使得免疫系統變得更加脆弱，也就增大了被感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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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舞或骷髏之舞，受到黑死病的啟發，普遍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繪畫主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功越大，他們的健康問題也就越大。他們的糧倉會招引昆蟲，而後者也很容易傳播疾病。人類的居住地被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所充斥，更致命的是，水源也被排泄物污染了。雞、豬等被馴養的動物又會給他們帶來新的病原體，對此他們沒有絲毫天生的抵抗力。

由於這些危險的增加，早期的農民陷入了一波又一波的疾病侵襲中：腮腺炎、流感、天花、百日咳、麻疹和痢疾。

這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農業的發展長達數千年。在中東的一些人類文明發源地，聖經時代（大多數歷史學家的觀點為：聖經時代是指從公元前1250年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開始算起）就已經有超過5萬的居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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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描繪患有先天性梅毒嬰兒的版畫，1898年。

雖說瘟疫是緩慢累積出來的，然而一旦爆發，健康就會面臨嚴峻考驗，傷病接踵而至。完全陌生，也沒有對應的疫苗，這些新的疾病要更加致命而可怕。我們是那些異常強大之人的後代，他們的免疫系統強大到可以擊敗致命的病菌。相比於離我們略微近一些的祖先，那些祖先的祖先在應對傳染病方面做的很糟糕。想想那些最早的梅毒患者的慘況：膿包從他們頭上、膝蓋上冒出來，皮肉一塊一塊地從身子上往下掉，往往三個月之內就丟了性命。而那些倖存下來的幸運兒也被折磨的沒有人樣：跛腳、癱瘓、毀容或者各種其他形式的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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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至1351年黑死病的蔓延

而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我們過去不太關注精神世界的先人們開始接受宗教——這並不是曇花一現，而是目前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的幾種宗教的起源，他們的神都答應要懲惡揚善。這些宗教體系中有一種便是猶太教，而猶太教中那位偉大的先知——摩西，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也同樣備受尊崇，在伊拉克，摩西被稱為Musa，地位不遜於穆罕默德。世界上半數人口所信仰的宗教都誕生於《摩西律法》，上面所記載的是上帝給予摩西的戒律。

特嚴肅：厭惡感使我們成為了人？

雖然誕生得很早，《摩西律法》也同樣將環境衛生與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而現在我們知道這在疾病的傳播中顯得意義非凡：新月沃土（譯者註：新月沃土是指兩河流域東西部的西亞、北非地區在歷史上曾有的一連串肥沃的土地，從地圖上看其整體好似一彎新月，因此得名, 也被稱為文明的搖籃）的村莊堆積了無數垃圾，城市極度擁擠，每個人都在擔心疾病的爆發。《摩西律法》告誡猶太牧師勤洗手，而這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公共健康解決辦法。

而《摩西律法》里包含了更多的醫學智慧——並不僅僅是那句最有名的訓誡：不能吃豬肉（旋毛蟲病的起源，一種由蛔蟲引發的傳染性疾病）。還有甲殼類動物（往往容易富集有害的污染物），另外還有割禮（細菌會聚集在皮褶中）。猶太人會在安息日受洗禮（每個周六）；給井蓋上蓋子來防止昆蟲進入其中污染水質；如果接觸到他人的體液，則要進行凈化儀式；會檢查人們是否患有麻風病和其他一些疾病，如果已經受到了感染，則需要燒掉患者的衣物；死屍要在腐爛之前埋葬；用過的餐具需要浸入沸水中；不得食用因自然因素死亡的動物，因為死因極有可能是疾病；不能吃放置超過兩天的肉（因為已接近變質）。

當分配戰利品的時候，猶太教條要求任何可以經受火焰灼燒的金屬物品（通常由金、銀、青銅或者錫組成）必須以」浴火」的方式來進行高溫殺毒。易燃品則需要用「凈水」（一種用水、灰塵、動物脂肪做成的早期肥皂劑）清洗。

這都和現代的疾病控制觀點如出一轍，而在性方面，《摩西律法》也有著很多的相關禁令。父母不能放任自己的女兒成為娼妓，而婚前性行為、通姦行為、男性同性戀以及獸交也都是被禁止的。

特嚴肅：厭惡感使我們成為了人？

皰瘡災，埃及十災之一

在這方面，宗教成為了公共衛生的監督員，許多與疾病傳播有關的行為都是被嚴令禁止的。換言之，教徒無法擺脫無所不在的主的制約，即使有時與自己的意願相違背。唯恐主的信徒從信眾中走失，《律法》清楚地指出了極高的健康威脅：耶和華會以「高燒（severe burning fever）」的方式懲罰離經叛道者，還有「皰瘡災（埃及十災之一，the boils of Egypt）」，「病痂與疥瘡（with the scab, and with the itch）」，「癲狂與眼盲（with madness and blindness）」——如果這些都行不通，則會用劍對其進行審判。

名言「清凈近乎神聖；整潔近於美德」就是來源於《摩西律法》，隨後被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所廣泛接納。印度教的演化相對獨立一些，但同樣有著禱告前需沐浴，重視排泄物，以及與他人肢體接觸時的禁忌，比如說，印度人的習俗規定他們是用左手洗屁股的，所以如果用左手給印度人提供食物，將會是極大的冒犯。

當然，偉大的宗教不是只有衛生的教義。實際上，相對來說他們更關注心靈的聖潔、神聖的職責和靈魂的純粹。而用厭惡感來懲罰那些危及群體健康的人，很大程度上催化了人們以道德使命感來譴責殘忍、貪婪、邪惡的行徑產生。

在對待如傳播疾病等反社會行為時，全知且無法抵抗的神用這厭惡感來控制一切，而現代人們大多用持槍的警察。

厭惡感對於我們的禮儀、道德、信仰，甚至是法律、政策和政府都產生了極大的貢獻。進化之力使得我們的祖先遠離寄生蟲，遠離可能招致傳染病的行為，然後文化開始接管他們，把人們變成了高度合作的共同體，為了群體的價值產物而不得不做出犧牲。千百萬年來，人類從零散的村落遺民變成了全球化中的一員，而你的思維也因互聯網而改變。

這種看待人類歷史的方式顯然很有意思，但仍有一點需要附加說明：在人類後期的心理進化之中，人的生物性演變也越演越烈。即使人類屈於神權成為社會人，人類的大腦也並沒有停止改變。而且，這個改變可能就發生在厭惡感的產生區域。

當然了，這也只是猜測。但是遺傳學最新的發現驗證了我的猜測。其中一個最讓人驚訝的發現是：在過去10年間對人類基因序列組的觀察可得，人類的演化與過去相比可謂急劇加速。實際上，我們作為人類共有的基因組所表現出的高度適應性，比包括農耕時代在內的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顯而易見。越接近現在，人類的自適應能力越強大。

最開始，科學家被這種意料之外的發現所困擾，直到他們發現促成這一轉變的就是我們自己。人類通過犁耕活動來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存環境，而身體和行為也需要為了適應變動的環境而快速調整。一眨眼，人們又要適應新的飲食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這一物種強大的合作精神使得人類走上了演化的快車道。

人類基因組中所發生的最快的改變在於免疫系統和大腦。鑒於厭惡感保護人們遠離感染功不可沒，大腦中管理情緒的部分則必須承受與文明演變同步發生的結構變化。

如果將人類在那些特殊時期死於瘟疫鼠疫的數量考慮進來，這個論點也會更具說服力。篤信真主或者至少遵循教義的人將很好地維持健康，也能更好地在自然選擇中存活下來。最重要的是，對於人類的倖存者，宗教將給予因果報應。也就是說，宗教將對打破社會秩序的人提出懲治。隨著從農業到工業的演變，越來越多人從田地走進了工廠，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無序而又骯髒的貧民窟出現，而這種壓力如今仍在增長。

雖然我們目前還不清楚，厭惡感是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卷進了我們的道德體系，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它為整個社會貢獻了改革的力量。如果不是這種強大的情緒力量讓我們能夠在觀念上有所趨同，我們是無法得到現有的幾乎所有東西的。出乎意料的，厭惡感並沒有揮舞著拳頭逼迫我們相互合作，甚至連巴掌都沒扇出來過。它只是憑藉著羞恥心和迴避害群之馬的方式，就使我們收穫了太多東西。

因此，有些思想家認為厭惡感其實是天賜的禮物。布希政府生物倫理委員會的主席里昂·卡斯建議我們多多關注「來自厭惡感的智慧」。他認為，這可以讓人對於越過道德底線的行為充滿警惕。在2001年發布的一篇文章中，他對人工克隆、墮胎、亂倫和獸交發出強烈的譴責。他寫道：「說起來，厭惡感是我們人性的捍衛者，使早已忘記了什麼是恐懼的人們重新開始警惕。」

不用說，皮薩羅似乎不會如此樂觀地看待厭惡感，且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正如我們所見，這將使我們的偏見合理化，並給移民、同性戀、流浪漢、肥胖者等弱勢群體蒙上罪名。而且，催生厭惡感的疾病成了上帝懲治罪惡的手段——即使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的地步，這種觀點仍在世界上廣泛存在。

特嚴肅：厭惡感使我們成為了人？

有些人還會對女性的月經產生厭惡感，這種「污穢之血」被視作真主的詛咒，是她們低劣心靈的罪證。

我們的大腦也往往將血液、精液等容易引起反感情緒的因素視作邪惡的象徵。在很多文化體系中，被強姦的女人會視作會招致不幸的人。她被「玷污」了，不再是貞潔的，也不再有人重視。被他人罪行所迫害的女人無法找到一個願意與其相伴的男人。有些人還會對女性的月經產生厭惡感，這種「污穢之血」被視作真主的詛咒，是她們低劣心靈的罪證。在很多國家，來月經的女人將會住進單獨的房間以免「污染他人」。傳統的猶太人不會坐在來月經的女人曾坐過的椅子上。印度人在與處於「不潔之期」的女人接觸後，必須沐浴更衣。即使是在很多相對現代化的地區，大部分男女仍然會認為經期不應該行房事。正因厭惡感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女人很容易被視為污染源和道德的冒犯者，這也加重了男權主義的肆意。

從法律角度來看，厭惡感也是有弊端的——這裡所說的並不只是種族主義者將黑色皮膚與罪惡與污穢聯繫起來這件事。厭惡感使得我們傾向於給罪大惡極之輩施以最嚴厲的酷刑。因此，罪犯通過割喉的方式來渲染自己給予被害者的審判，而被加到茶里的砒霜毒死或者用枕頭蒙住受害者的面部使其窒息而死都顯得太弱了。我們必須承認，相比於一個完整的屍體，陪審團顯然更不希望看到鮮血淋漓支離破碎的受害者。

皮薩羅最近在懷疑厭惡感在法庭審判中所產生的效應。他指出：「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你會在審判過程中展示兇手殘忍作案的照片嗎？這些照片其實不會直接導向罪名是否成立。但法官不能因此就說：『不要讓情緒影響你。』你可以在工作中這麼做，但是你無法避免這個。」

更麻煩的是，一項對於人們如何在陪審團面前耍花招的研究表明，當我們判斷一個可能支持罪名成立的證據是否有效時，我們往往會產生更多的厭噁心理，從而做出有所傾向性的判斷，以及猜疑。相比其他人，他們更容易對自身所在環境的犯罪情況有著誇大的感知。一個包括法學學生、警察培訓生和法院專家的相關研究同樣也之指出，高厭惡敏感性人群往往會對犯罪的審判更為嚴厲，對肇事者的關押期更長——即使是在法院中工作多年，看過無數血淋林的罪證的老前輩，也會有這種傾向。坦白說，起訴方將因陪審團的高厭惡敏感度而獲益，而被告方極其律師只能從少數與原告對立的陪審團身上有所得。

皮薩羅說：「我曾接觸過在陪審團工作的人，他們想知道該怎麼告訴律師這些問題。這真的把我嚇壞了，因為你真的可以通過利用這種情緒來為自己獲利，但我並不想變成這樣。」

如果說厭惡感使得我們更加嚴厲地對待那些觸犯法律的人，那麼也許我們應該歡迎厭惡感的出現？皮薩羅並沒有被這種邏輯所說服。「我曾和自己的哲學家朋友做過一個訪談節目，他的觀點是：在某種程度上，厭惡感有利於維持自己的信念，比如說我們覺得猥褻兒童是錯的，同時這也會讓我們產生厭惡感。然後我的回應是：我希望在你面對兒童猥褻問題時立場堅定，更不會因厭惡感而退出。然而，他繼續說：『在現實生活中，這似乎很難。』」

也許人們沒法壓抑自己的道德直覺，但皮薩羅希望我們能更有理性和邏輯性。也許你會為得出一個倫理評判而進行長期且艱巨的思考過程——比如說，奴隸制應當被廢止，或者吃動物是很殘忍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新價值觀也會變成一種直覺。

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在進行道德評判的時候變得更為理性，政策會不會不再如此兩極分化？

皮薩羅說：「在看待倫理觀點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各式人群和各式文化因素，雖然實際上大部分文化都有很高的相似度。絕大部分人覺得謀殺、搶劫、盜竊、行騙和作弊是不對的。而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其他人是如何分化的。這些不同之處成為了政治把戲和惡行的溫床。」正如他所提出的，人們對於性的看法和其他社會價值觀方面，它們與疾病不無關係。這也許暗示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寄生蟲將我們分開，所以我們可以徹底消滅寄生蟲，然後厭惡感也就消失了。也許人類的態度將會改變，而政治辯論中也就不會各懷鬼胎。

當然，這麼說明顯是把問題過分簡化了。如果你平時很容易感到厭惡，墮胎在你看來也將更為邪惡，當然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尖銳的問題取決於你是否認為這是謀殺。對同性權益的抵制也許是因為人們覺得，在一個傳統家庭中出生並成長的孩子將過得更好，而不是出於對肛交產生的厭惡感。對移民的敵意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們佔用了工作崗位，造成社會安全問題的恐懼而產生的——而不是因為他們會讓人生病。並不是什麼事都和寄生蟲有關。

思想上的高警覺性隨即催生了更為瘋狂的想法：也許我們低估了寄生蟲對政治的影響，它們甚至可能滲入到了我們整個的世界觀。哦對，沒準兒可以讓寄生蟲來分享下它對地緣政治學的觀念。

特嚴肅：厭惡感使我們成為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