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黨同伐異」：整理唐人小說《遊仙窟》引發的爭端

楊守敬於光緒年間赴日本訪求善本，發現了一部在中土失傳已久的唐人小說《遊仙窟》，儘管稱其內容乃「以駢麗之辭寫猥褻之狀」（《日本訪書志》卷八），頗有貶抑，仍引起不少後來學者的關注。在北大講授小說史的魯迅就格外留意，所編講義中說：「唐又有張文成《遊仙窟》，中國已佚，惟日本有之。」（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小說史大略》八《唐傳奇體傳記（上）》）根據講義潤飾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對該書的介紹更為細緻，還「略錄數十言以見大概」（《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日記中還有「沈尹默寄來《遊仙窟鈔》一部兩本」（《魯迅日記》1922年2月17日）的內容，依其積習，應該是準備據此整理原作。不過他最終並未親自披掛上陣，而是促成同鄉小友川島來完成；在動手校錄唐宋小說時，也因川島「方圖版行，故不編入」（《唐宋傳奇集·序例》），足見提攜獎掖之意。

川島後來曾詳述事情原委：1926年2月，他與魯迅商討整理事宜，「魯迅先生聽說我有此意圖，就鼓勵我」，「把所藏的《遊仙窟抄》通行本借給我了」；可他隨即發現「其中文字脫訛頗多」，「總想找到一個善本校訂一下」；到1927年上半年，他把稿件「寄給在廣州的魯迅先生，請他再為我校訂一遍」；接著從魯迅那裡聽說北大新進獲贈日本影印的醍醐寺本，就又把整理稿寄給周作人，「托他代我就近再校一遍」；而魯迅另訪得一種日本刻本，「親筆正楷給我抄了一本寄來」；最後「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幾種本子的校勘，覺得大致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問題，所以付印了」（《記重印〈遊仙窟〉》，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往返周折中，居然先後得到早已反目的周氏昆仲的鼎力襄助，令人甚感意外。

時間拖了那麼久，固然可見鄭重其事，但也暗伏危機，因為當時有意整理此書的不乏其人。胡適就曾表態：「我當整理此書，為作一序，另印一本。」（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26年9月24日）鄭振鐸也已得到影印的醍醐寺本，感慨「《遊仙窟》的發現，尤足以使我們明白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一件向未洩露的消息」（《關於遊仙窟》，載1929年《文學周報》第八卷第二期）；還約請謝六逸翻譯日本學者山田孝雄的《遊仙窟解題》（同上）。胡、鄭都是研究小說的名家，一旦捷足先登，那麼川島、魯迅、周作人，甚至承接出版的北新書局李小峰為此所付出的辛勞，無形中就會大打折扣。魯迅在事後就暗自慶幸：「我因聽見鄭公振鐸等，亦在排印，乃力催小峰，而仍無大效。後來看見《文學周報》上大講該《窟》，以為北新之本，必致落後矣。而不料現在北新本居然印行，鄭公本卻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講，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廣告也者。」（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謙》）

說到為川島做廣告，鄭振鐸只是無心插柳，周作人則是刻意為之。他在1928年4月的《北新》第二卷第十號上發表《夜讀抄·遊仙窟》，談起「閱日本幸田露伴著《蝸牛庵夜談》，第一篇是講中國小說《遊仙窟》的」，而「川島君把它整理標點，不久就將出板」，並將幸田所述內容擇要譯出。此文後來作為附錄收入川島校點本中，宣傳鼓吹之意不言而喻。

《遊仙窟》內頁插圖

只是川島並未如願成為《遊仙窟》的首位整理者，就在其標點本於1929年2月正式問世的十個月前，開明書店居然搶先推出了陳乃乾的校訂本。始料未及的周作人毫不怠慢，立刻趕寫了一篇《〈遊仙窟〉》，發表在上述同一期《北新》上，提到「據我所見的翻印本已經有兩種了：其一是川島標點本，由北新書局出板單行，其二是陳氏慎初堂校印本，為《古佚小說叢刊》初集的第一種」；隨後指摘後者多有訛脫，而這些「均已在川島本照改」。不過仔細覆按，其中卻多有蹊蹺。首先，在他撰文之時，川島校點本尚未付梓，但其敘述卻讓人誤以為早已出版，且時間還在陳氏之前；其次，文中詳述《遊仙窟》的各種鈔本、刻本，並據此糾正陳氏的錯謬，也讓人誤會後者寡聞淺識，對此書的流傳遞嬗茫然無知。實則陳氏在敘錄中早已縷述各種版本，並說「近聞日本山田孝雄氏古典保存會曾影印醍醐寺本，當取以勘之」（《〈古佚小說叢刊〉初集總目三種》），只是未能得便參校而已。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舉賢不避親，本是人之常情，但周作人卻不惜為之詭言浮說而黨同伐異，不免有違忠恕之道。德高望重的他在打擊後生晚輩時也毫不留情，此文在1932年1月改題為《讀遊仙窟》並重刊於《燕京大學圖書館報》第二十一期上，後又收入《看雲集》（開明書店1932年）中，不斷地擴散影響。

毋庸諱言，陳氏的標校確有訛誤，但正如周越然所言，「陳本出版最早，校印亦精，其卷首提要，雖只四百餘字，實開後來研討之門」（《談遊仙窟》，載1945年《文帖》第一卷第三期），首創之功仍不可沒。而周氏的糾謬雖大多可據，也不無可商。比如他提到小說在傳抄中混雜了部分日語，主人公在介紹自己時所說的「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就是一例，「這宛字也是日本字，意思是委付，交給」。他的日文造詣深湛，所言自然能取信於人。在川島整理本及汪辟疆校錄的《唐人小說》（神州國光社1929年）中就都作「見宛」，並未因文意不通而擅作校改。儘管後來汪氏修訂本《唐人小說》（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和方詩銘校注本《遊仙窟》（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此處都徑改為「見筦」，但只是據文意所做的理校，並未深究周氏所說是否恰當。

時隔六十年，同樣精擅日語的周一良對此提出異議。他早年購讀的《遊仙窟》正是陳氏校印本（見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周一良讀書題記》），到晚年則專門寫了一篇《說宛》予以研討。他提到除了《遊仙窟》，在唐代來華的日本僧人圓仁、圓珍的著作中，「皆有用作動詞之『宛』字，以漢文習慣繩之，甚不可解」。他注意到周作人的意見，但認為只是「強作解人，猶未達一間也」。在考察了諸多唐代及日本古代寫本後，他發現「唐人寫『充』字有時與『宛』字上部寫法極為相似」，而日本「自平安時代即沿唐人俗體書風，寫充字近似宛字，流行既久，先與宛無別，進而以宛代充矣」，因此《遊仙窟》等書中的「宛」字，「若一一讀為充，視作充當，亦無不文從字順，厘然有當矣」（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簡而言之，《遊仙窟》中的「宛」並非周作人所說的日語，起初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訛誤，最後遂相沿成習。數年後，周一良翻譯日本江戶時代學者新井白石的自傳，從其著述中發現早有「宛，俗充字」的記載，便在自己論文後補上一則附記（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周一良集》第三卷），進一步確證先前的結論。周氏的考證窮原竟委，足可信據——可惜近來出版的數種《遊仙窟》校注本竟然都未提及——由此也可見古籍校勘並非如旁人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即便如周作人這樣既坐擁善本又學殖深厚，在過度自信之餘也難免郢書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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