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與「文革」研究

作者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師。本文發佈於《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生40周年。由於官方以行政權力設阻，「文革」檔案不開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關「文革」的學術研究在中國步履維艱。出於歷史的使命感，民間的獨立學者仍然堅持搶救性的「文革」學術研究。而採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就成為目前條件下推動「文革」研究繼續深入的一條可行之路。本文僅對口述史與「文革」研究的幾個相關問題作一討論。

一、搶救歷史資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採用口述歷史的方法開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於時間的考慮。口述歷史選擇的採訪對象首先應該是歷史活動的當事人，比如「文革」時期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最高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各類群眾組織的頭面人物、重要事件的關鍵人物和知情者等；其次是經歷了「文革」又具有歷史記憶的普通人，他們在「文革」中也許不出名，但他們的講述可以從個人獨特的角度深化歷史的認識，或彌補歷史宏大敘事留下的空白。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們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見聞，同樣有重要價值。如果歷史的某些環節被遺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記憶恰恰能彌補這個環節，那這些材料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總之，無論是歷史重要人物，還是與重要事件有關的普通人物，留下他們共同的記憶才能復原歷史的整體風貌。

「文革」的參與者包括當時十幾歲的學生到70、80歲的老年人。40年過去了，當年十幾歲的中學生現在已經50多歲；當時40、50歲的中年人現在已經80、90歲了；而當時60歲以上的老人現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所以，採訪「文革」的重要當事人，從時間上講已十分緊迫。如果現在抓緊進行，還可能採訪到一些當時的中年人；如果再拖20年，就只能採訪當時的年輕人了。就我自己從事口述史研究的體會而言，我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採訪過的吳祖光、溫濟澤、蕭干、李慎之、唐達成、鄭惠等人，「文革」時都是中年人，採訪時年齡在70歲到80多歲之間，他們最近幾年已陸續去世了；有的採訪對象正在約定當中就突然去世了，比如項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和死神賽跑。

口述史的難度有兩個方面：一是歷史當事人有心理壓力，不願意接受採訪；二是他們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寫回憶錄。李慎之、唐達成、鄭惠等人開始都不願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覺得自己就能寫，還有時間，一方面總覺得別人的記錄不如自己寫出來的準確、完備。我有一個朋友趙誠約黃萬里做口述史，黃說要自己寫，還沒動筆，就去世了。也有少數「文革」中的重要當事人如陳伯達，他的兒子陳曉農幫他做了口述回憶，出了書，因此就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線索和資料。王、張、江、姚已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現在，口述歷史一方面可以著重搶救來自老年的當事人的史料，一方面也要重視中年的當事人，如當年的「紅衛兵」、「造反派」，或重大事件的參與者、目擊者、知情者、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乃至社會各階層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近幾年，以口述歷史的方法研究「文革」，已經受到一些機構和個人的重視。據我了解，像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等官方機構，早已著手對「文革」中的高層人士包括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或秘書人員進行採訪。一些大學、民間機構和有志研究「文革」的學者，也開展了不同專題、不同層次的「文革」口述史研究。學者個人由於政治、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但這還不是主要的障礙。更突出的問題是，在目前的輿論環境下，研究和出版嚴重不對稱。一些口述史的成果，由於內容與官方歷史解說的口徑不一致，沒有機會公開發表，只能由機構或學者藏之名山。學術本為天下之公器，官方對出版的嚴控極大地限制了「文革」口述史已有成果的公器作用。

二、從當事人的觀察看口訴史的價值

任何歷史的現象層面都比文獻更豐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歷史在挖掘現象層面上具有特殊的優勢。

以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為例。在中國已出版的「文革」史中，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被認為是較好的一種。該書第2章第3節「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提到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反應時寫道：「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會的多數人，對毛澤東的大字報沒有表示擁護，沒有緊跟。這與許多人對大字報不理解有關，也與這張大字報的打擊面相當大、許多人搞不通有關。實際上多數人對它有意見，不過不敢表態罷了。」他還寫道：「出乎中央第一線和到會的絕大多數人的意外，毛澤東突然提出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意見，並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中國流行的另一本「文革」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說：「在原定全會要結束的8月5日，毛澤東突然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王年一、金春明沒有說明他們關於「突然」的論斷依據的是什麼史料。

中共中央的這次會議決定，劉少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取代劉，林的地位在黨內上升到了第二位。如此重大的中央人事變動，到底是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突然決定，還是早有打算？若是後者，他是一人獨斷，還是背著劉少奇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事先商量安排過？這顯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

實際上，毛澤東召開這次全會，是有備而來，對劉少奇發難之前早已與周恩來等商量好了「去劉用林」的政治局人事調整方案。在毛宣讀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前一天，8月4日下午，他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至於毛打算怎麼處理這個「政治局常委里的牛鬼蛇神」，政治局常委將有什麼變動，誰上誰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只是提到周恩來草擬、經過毛澤東勾劃的名單（即周恩來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問題致毛澤東信的手稿），只補充了一點信息，如毛澤東採納了江青的意見，把陶鑄提到第四位。然而，誰也沒講清楚這次重大人事變動的決策經過。直到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出版，才大致釐清了這一重大人事變動的決定過程。

高除了引用周恩來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問題致毛澤東的信的手稿之外，還使用了高本人1983年分別採訪吳法憲和王力所獲得的口述史料。高文謙發現，周恩來在實現毛的倒劉意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毛要換掉劉少奇，是周提議請林彪回來，又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為黨的副主席，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名義。由此可見，在毛對劉少奇公開發難之前，毛、周已經主導安排好了高層的權力重組。

那麼，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對這次重要人事變動的態度究竟如何，是象王年一書中描述的那樣，不「表示擁護」嗎？以前並未有文獻記載過他們在會議上的態度和表現。聶元梓是這次會議的列席者，我對她作過一次採訪。以下是採訪中與此事相關的問答記錄：

問：您參加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算是見證人，但講的還是有些簡單。比如，八屆十一中全會，是誰通知你去的，是怎麼個開法？你當時的感受是什麼？您在哪個組討論，有沒有作發言？

（聶）答：在會場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緒也非常緊張。我也不知道他們上層之間是什麼關係，也不會特別注意誰，不注意誰。我是分在華北的北京組。會議上的發言，大家都擁護毛主席的講話和「炮打司令部」大字報，都是這樣表態的。

問：劉少奇、鄧小平也表態了嗎？

答：都表了態，都說擁護。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報時的樣子。

問：是毛澤東自己念的？

答：是啊！他坐在主席台中間，拿著一張紙就那麼念。印象最深的是，他說聶元梓她們那張大字報出來後，他及時肯定，已經50天了，沒有人來響應，冷冷清清，把無產階級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壓製革命群眾不能起來。當時我理解是各個省市領導沒有跟上。主席覺得大家沒有積極起來響應他的號召，他意見很大。另一個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劉鄧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麼還有一個黑司令部。不知道黨內政治狀況是怎麼一回事。

問：您當時也很吃驚吧？

答：當然吃驚。覺得劉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麼會有一個劉鄧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預感。因為前一天，江青不是請我吃飯了嗎？飯桌上，她已經點了劉少奇。說了很多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壞話。還講了彭真怎麼對她不好。還講到我們寫的大字報是她在多麼緊張的情況下，給我們送到毛主席手裡。講得活靈活現。

問：當時毛澤東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時，您能不能馬上就聽出是指的誰？

答：能聽出來。但說到鄧小平時，我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問：按說，他沒有點名，中央委員們不一定都能感覺出來，尤其沒有點鄧小平的名。劉少奇、鄧小平都在座嗎？

答：都在座。主席旁邊就坐著周恩來、劉少奇。

問：劉少奇、鄧小平當時是什麼表情？

答：鄧小平在哪坐著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劉少奇感到緊張，大家都非常緊張。出來一個黑司令部，這還了得！我是因為江青打了招呼，她說毛主席有重要問題要講，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還有點準備。他們可能一點準備都沒有。

問：誰主持會議呢？

答：周恩來。

問：主席念大字報時，你覺得周恩來知道嗎？他覺得突然嗎？

答：我覺得，周恩來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我接觸幾個大區的書記如李井泉，我當時感到他很願意緊跟毛主席。有誰敢不擁護？反正我沒聽到誰發言站起來反對的。心裡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問：您在華北北京組討論，您感到他們的思想有什麼變化嗎？

答：反正整個會議，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緊張。都是積極擁護，積極要參加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各省市領導，還是北京市參加小組討論的人，沒有不同意見。

問：文化革命要搞什麼，怎麼搞，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知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把林彪選成接班人，有沒有討論？

答：有討論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見：擁護。

問：但是誰先提出的林彪？討論有怎麼一個過程？

答：不知道怎麼就提出來了。這個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沒有看到什麼人站出來提議。

問：會議討論，您都在場嗎？

答：我都在場，就表決時不在。

問：討論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林彪要上了？

答：是的。這些情況，當時也沒有特別注意。我對領袖雖然忠誠，但不至於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觀察記錄。

聶元梓，文革時期北大造反派領袖

這次訪談中聶談到的個別細節也許不一定很準確，但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前一天，江青請她吃飯、向她交底一節，應該是可信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場上，她並未看到有誰出來對毛澤東的大字報和人事調整表示異議。這說明，不管與會者各人心裡怎麼想，至少他們表面上是積極擁護毛的「講話」和大字報的。她描述的這一情節比較符合中共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習慣。關於這些事，聶元梓的回憶錄其實語焉不詳。我訪談時接連追問，她隨口答問，這樣才留下了上述材料。

除了幫助釐清這類重大歷史事件之外，口述史還可以在一些細節方面為後人提供難得的現場觀察。例如，人們都知道周恩來對毛澤東察言觀色、惟命是從，在這方面聶元梓接受訪談時說到一個非常生動的細節。她說：「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從沙發上起來，周恩來趕緊去攙扶。毛澤東要看什麼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有這個必要嗎？不是有下面的人嗎？你超過你的身份了嘛。」關於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的場面，如果不是親歷者的口述，從檔案文獻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我曾經採訪鄭惠先生，請他談談他所了解的胡喬木。鄭惠說，鄧小平1975年6月出來主持工作時，讓胡喬木出面成立了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個組負責編選整理毛澤東著作。當時這個組經常和鄧小平一起讀毛澤東的文章，鄧時常也講些話，並把從毛澤東那裡聽到些什麼情況和意見傳達給這些人，每次談話吳冷西都一一記下。到1975年10月鄧小平被批判了，國務院研究室也組織批鄧，同時還批胡喬木。別人的批判發言往往是明批暗保，吳冷西卻不同。他是一條一條地揭發：幾月幾日鄧小平講了什麼話。本來，胡喬木還想一般性地揭發一點，應付過去；但吳冷西這麼一來，胡喬木綳不住了，因為鄧小平講話時胡喬木都在場。後來，胡也一條一條地揭發起來。他還寫了一份詳細揭發鄧小平的材料。其中除了一些事實之外，還有他自己對鄧小平的一些評價，比如鄭惠記得有這樣的話：「這個人（鄧小平）頑固又虛偽」。這時，胡喬木的精神完全垮了。鄭惠說：「記得有一次，他挨批鬥完了，連走路都走不動了。我扶著他回辦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壞。我一直在想，他在黨內生活這麼多年，他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看來個人的得失，還是他的根本考慮。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這時毛主席對他不信任了，他覺得身敗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認為他可能翻不過身來了。」象這樣的細節，正式的文獻是不會記載的。然而，親歷者的這種回憶和描述，對研究者來說，是把握胡喬木的性格、了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態的不可多得的素材。在史學研究中，如果排斥這樣的細節，歷史可能就失去了血肉。這正是口述歷史的長處之一。

三、學會用口述史材料去把握歷史的多面性

在中國的輿論中，「紅衛兵」、「造反派」已經成為一種寬泛的符號，往往與「批鬥走資派」、「打砸搶」、「破四舊」、「武鬥」等負面行為相聯繫。這兩個群體已經被整體妖魔化了。其實，每一個參加過「紅衛兵」、「造反派」或其他群眾組織的人，都有具體的心理動機和行為邏輯。口述歷史可以幫助當事人恢復對當年事件的記憶，研究者再把這些記憶經過鑒別後作比較分析，便能從當事人的觀察中部分地復原當年的真實情境，從而避免對歷史現象和社會群體作概念化的簡單判斷，學會作比較深入的剖析。

這裡，我想舉兩個例子。

例一涉及到對「老紅衛兵」的認知。我曾經採訪過《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前任主編李大同，請他談談他的「文革」經歷。他是個幹部子弟，而他的「文革」經歷卻不同於比較典型的「老紅衛兵」。

李大同的父親1938年到延安，屬於「整風」中被「搶救過」的幹部，曾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時的助手，胡負責團中央工作時擔任過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李大同是1967屆初中生。1966年7月他參加了「老紅衛兵」的組織，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對「血統論」，反感對老師的暴力行為，沒有參加「打砸搶」之類的行動。「文革」初期的一天晚上，李大同向他父親提了10個問題，對當時種種過火行為表示不能理解，把這張紙放在父親的桌上。團中央得知後如獲至寶，認為當時全國到處都在「造反」，竟然還有這樣的一些保守看法存在！於是，李大同寫的這些內容很快就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團中央的內參《團的情況》上，其引語是：一個14歲的學生李大同向其父親提出10個問題………。後來，李大同的父親被「紅衛兵」把腿打斷了。

半年後，「老紅衛兵」失勢，多數「老紅衛兵」已經沒有「血統論」支持下的士氣。在「紅衛兵」的分化時期，李大同屬於第一撥被分化出去的幹部子弟。1968年以後，中學「紅衛兵」從整體上看已經邊緣化、逍遙化了。一部分人無事可做，在街上打架鬥毆、「拍婆子」，而李大同選擇的是強身和讀書。他與一些夥伴們跟著學校的軍代表學習擒拿、格鬥，和其他幹部子弟交換禁書。他回憶說，要說我們幹部子弟有什麼特權，那就是信息特權。我想，他說的信息特權還不完全是指上層消息一類，更多的是指他們家能獲得當時社會上公開及內部發行的各種書。李大同回憶說：「我們同時還在接受偽歷史、偽知識，它們也在消蝕著我們的想法。」但那時的「閱讀特權」畢竟多少造就了這一批人的懷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徹底性就與這種閱讀有關係。對李大同來說，他既是「紅衛兵」，又是思考者；他當年的思想邏輯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例二是一位外交部老幹部對「造反派」的看法。何方是早年到延安的老幹部，曾經長時間擔任張聞天的助手，1959年被外交部定為「張聞天反黨宗派」的重要成員。他在「文革」中支持過外交部的「造反派」，對抓「五·一六」持否定態度。

他說：「『文革』初，以幹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幹部組成的紅衛兵如毛澤東的親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兒子李世濱等一批人，帶著紅箍，開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書，往幾個大木箱里裝，加上封條。還把我的筆記本都收走了。」

他說：「『文化大革命』這個期間，我的傾向性很明顯：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呢？因為我對革命隊伍里的一些現象不滿意，我真的以為毛主席要掃蕩特權和官僚主義。例如，姬鵬飛、喬冠華憑什麼一年到頭抽『三五』煙？『三五』煙國內根本就沒賣的，都是從國外搞來的，是大使們拿公款給部長們送的禮，我對這類現象極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確有錯誤。而且那時打倒是比較普遍和隨便的現象，並不意味著真的打倒，主要含義還是批鬥和拉下馬的意思。後來外交部『造反派』上來了，以幹部子弟為代表的紅衛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鬧騰了一兩年曾得到『文革小組』支持，他們反對當權派，打擊面太寬，犯了不少錯誤。但運動還比較文明，也一直沒有奪外交權。隨著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台，『造反派』在批極左抓壞人的運動中被徹底整垮，一些頭目被抓了起來，很多人後來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周恩來支持的、同陳、姬、喬和各級原領導結合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起來，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沒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來親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數有2千人，有些司幾乎二分之一（個別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時又是找墊背的，把『文革』的罪過推到這些人的身上。鄧小平、陳雲在這些問題上有派性，處理得不好。至今沒有給為時兩年多、上千萬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運動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這件事。」

在「文革」的大部分歲月里，何方在外交部其實只是個旁觀者，他早早被「專政」，連當「造反派」的資格都沒有。但他的口述有助於我們對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了解。何方認為，周恩來在外交部打擊「五·一六分子」，有報復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瘋、打傷的不計其數，「造反派」就這樣全被打下去了。這一點從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一書中也可得到證實。宋永毅提出，「造反派」和「三種人」的歷史真相亟待澄清，此言甚是。

四、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

口述歷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近年來，史學界對口述歷史的價值日益關注，但也有很大分歧。人的記憶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記憶偏差和有意迴避，往往使口述史的真實性程度受到懷疑。有些學者對口述史不僅抱持懷疑的態度，甚至有些鄙夷。這就引出了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口述整理的文本，在史學研究中能不能採信？

《中國知青口述史》的作者劉小萌是口述歷史的實踐者，他對口述歷史的價值是肯定的，但對口述史的真實性程度有所保留。他認為：「口述中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時間久遠，受訪者記憶出現偏差，如記錯了時間，人物張冠李戴、事件因果關係錯亂等。而受訪者站在今天的立場回溯歷史，猶如戴著一副變色眼鏡去眺望遠處的山景。」

其實，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論。它的歷史真實性既取決於口述者對歷史的態度，也取決於採訪者對歷史的態度。如果雙方都有一種求真務實的治史精神，口述歷史完全可以成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誤記和避諱，採訪者通過追問和考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雙方都沒有求真務實的精神，主觀上對治史與傳奇就不加區別，或者出於商業目的炒作，或者為了發泄私怨，當然不可能產生信史。同樣，依靠文獻治史，如果無意求真，也會讓歷史走樣。

中國民間的學者獨立修史很困難，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以獨立的立場寫作、出版回憶錄也很困難，但官方卻不斷地推出官修史書和回憶錄，特別是那些前黨政軍要員近年來紛紛出版回憶錄。他們有專人專款，組織了專門的寫作班子，比如彭真的回憶錄、傳記的寫作班子就多達40多人。這些官修史書和回憶錄的作者按照中央定好的調子寫；有時調子變了，回憶錄的說法也跟著變。這些回憶錄出版時雖然由個人署名，其實與官修史書並無二致，某些回憶錄甚至是有組織的欺騙或有意識地造假。有些人的子女為利益驅動，也直接干涉寫作班子的工作，提出「這些事可寫、那些事不能寫」之類的要求，不但按其需要取捨歷史材料，甚至偽造史實。如此治史，即使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記載，也不一定可靠。何方先生是《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一書的作者，深諳中共黨史學界的內情。我與他探討過當前出版的回憶錄之可信度。何方說，他看過迄今為止不少高官要人的回憶錄，對得起歷史的資料不多；他們不但對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有所避諱，而且往往沒有超越個人恩怨的眼光和胸懷。

從歷史的經驗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在當今中國的語境下，官方組織撰寫的高幹回憶錄，不論是否歸入正史，其價值往往低於口述史。曾經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的金沖及說過：「我覺得口述歷史往往講得比較自由，假如讓他寫回憶錄，有些情況可能不會寫進去，比較謹慎。口述時，講話脫口而出，把真的情況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周圍的氣氛都說出來了。」高級幹部都養成了保密的習慣，也深知人際關係的利害，所以越是要害處越要保密，下筆時越要迴避；然而，訪談中脫口而出時反而會口吐真言。因此，與回憶錄相比，口述史有更接近真實的可能。

口述史不僅具有史料意義，也可以成為史學研究本身。當事人除了回憶自己的經歷，也可以提出問題，發表看法，可以追溯歷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史學的要素，不論是史述，還是史論，在口述歷史中都可以體現。

唐德剛在談自己的口述歷史工作時，講到胡適、顧維鈞和李宗仁的不同情況。胡適本身經過學術訓練，對於言出無據的事十分慎重。顧維鈞自己每天都有日記，他們的口述本身比較嚴謹。但李宗仁沒有經過學術訓練，講話有信口開河的成分，唐德剛就要靠自己掌握的歷史資料加以校正。這幾種不同的對象都有採訪的價值。與胡適那樣的口述者合作，固然容易達到信史的要求；與李宗仁這樣口述者合作，經過認真努力的考證，也可以成為信史。退一步講，有些往事的真相一時難以鑒別，或有歧義，可先以忠實於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記錄下來，供別人比較鑒別，不論證偽也好，證實也好，總是推動史學研究的契機。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口述歷史》（第一輯）發表了傅光明關於老舍之死的一組口述。3個口述者都說自己給老舍收了屍，但他們又不承認別人給老舍收屍，這3個口述起碼有兩個是假的，甚至可能3個都不是真的。採訪者傅光明沒有其他資料來判斷誰真誰假，只好將他們的說法同時展示給讀者。這本身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方法，或者說是一個環節。對這種一時不能定論的情況，我認為先發表出來也是一種辦法。研究是一個環節，採信和定論屬於另一個環節，這是歷史研究過程的不同階段。若遇到口述史文本有不確之處就求全責備，乃至否定口述史方法本身，就是把這兩個環節合而為一了。由此想到余汝信的文章「口述史的局限：以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為例」，他對此書的質疑頗見功力，但「文革」研究界仍然十分重視此書的價值，因為吳德是「文革」10年始終處在高層領導圈內的歷史當事人，書中披露的某些正史迴避的重要細節具有填補史學空白的意義。

余汝信認為：「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著兩種意見、兩種辦法。其一是口述者怎麼說，整理者就怎麼記，對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動，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對照文獻檔案，對口述的失真失實處、記憶的偏處，或徵求口述者意見後作出改動，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適當的校正性注釋。筆者贊同後一種辦法，因前一種辦法得到的往往並非是信史，而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所用的恰恰卻是前一種辦法。以本書的整理者所處的位置，其實有相當優越的條件可以將口述素材與歷史檔案相互印證，即使如吳德自己坦言『我的記憶不行』整理者也可用注釋加以補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階段的真實，可惜，整理者沒有這樣做。而以前一種辦法所得到的口述紀錄，對科學的歷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畢竟是非常有限的。」余先生希望口述史整理者用第二種方法，達到信史的目標，想法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下，前一種方法整理的口述史，發表出來進入公共視野，未嘗不是好事。況且，據我了解，對吳德的口述採訪者，並不是沒有查閱文獻史料，他們用很多史料才激活了吳德的記憶；吳德本人也保存了一些文字記錄，他在口述的過程中經常要獨自到裡屋核對自己當時的筆記本。如果不是當時做了這項搶救性的工作，吳德去世後，他的筆記本就被中央有關部門收入檔案了。

當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礙是權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環境中，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呈現歷史的線索。那怕一時做不到精確和完美，也是有比無好。這就是我對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意義的基本理解。

責任編輯：蔡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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