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需要改良嗎？

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反人類人士」宣稱，人類急需改良。這些人希望儘快幫助人類獲得新的特性（就像我們熟知的、只在某些機器或其他物種上存在的「超能力」），如紅外線成像，或者超聲波探聽等，以使人體技能得到進一步擴展和加強。

實際上，藉助於克隆技術和人工授精的篩選，以及對子代基因進行改良等生物技術，人類已經在「優化繁衍」這條路上取得了不小的進步。按照再生醫學理論，延長生命不僅切實可行（如向人體移植動物源性的器官或組織），而且，相關的技術——例如使用更激進的基因敲除技術, 調控細胞的凋亡或其他退行性過程——有著遠遠超出目前水平的潛力。

人類將朝何處去？

另外，大腦的侵入性治療、植入體移植和藥物治療等手段，不僅能保證醫學範疇的治病效果，還能以「神經－心理－增強」的方式，提升人體的功能。而新興的「量化生活運動」（簡單地講，就是全面監測人體活動），則可通過持續、精心地檢測人體那些未知的功能，實現對人體的全面控制，最終將人工合成的外在組份應用於人體改良。

可是，我們真的需要「新人類」嗎？如果需要，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我們又承擔了哪些風險？這些疑問，不應該只讓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實驗室里討論，所有公眾都應該參與，並將其提升到哲學層面。上千年來，人類很少面臨如此難題，改良行為和改良人類的定義是什麼？哲學家們也在發問：當今「人類改良」的含義是什麼？其中哪些改良是有益的？

自遠古時代起，人類就夢想著提高自己的能力。如今，這個夢想的實現似乎近在咫尺。以生物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各種新型技術，為改變人體提供了新的可能。通過超級計算機等機器的模擬，這個夢想更加鮮活起來。人類改良的終極目標，也呼應了進化論的要求——使人類更加適應日漸嚴酷的生存條件。

在古代，改變身體並非人力所能企及。人們能重拾這個不曾磨滅的夢想，還要感謝現代科學技術的誕生。藉助科學技術，我們能夠對自然過程做出規律和可重複的解釋。我們可以按照科學規律來製造機械工具，以滿足自己的需求——這些工具的雛形在17世紀的歐洲就已經出現了。與此同時，人類也利用科學技術，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人體系統的原始功能，併產生了駕馭自然的原初概念，包括提升人體功能，以及對動植物進行物種改良。在1627年出版的《亞特蘭蒂斯》里，哲學家培根就曾描述過這樣的烏托邦式的社會範例。

【「好」 與「不好」】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代，西方的經驗主義社會學開始萌芽，一種新思潮由此誕生：創造一套完美的社會秩序，動用一切社會資源來提高人體的能力。緊隨這種「新人類」理想的，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充斥著變革和強權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從現今主流思想的視角出發，烏托邦社會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這一構想對人類道德和本能的自然屬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是以犧牲個人自由和生存條件的改善為代價的。「好」 或 「不好」到底是什麼？人們對此持有不同的見解，而這一點恰恰又被忽視了。

現今，有關改良人類的議題，也面臨同樣的風險。生物工程師們宣稱，依靠純粹的技術手段就能判斷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但實際上，我們真正能判斷出好壞的，只有汽車、飛機、手機、個人電腦等具體的產品。通過純技術手段就能判斷「好」與「不好」，這個命題其實已倍受質疑。這不僅僅是美學概念上的區別——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天然優勢，都希望按照自己的願望來提高手中工具的性能。對某一些群體——比如老年人——來說，要求工具的這些高性能恰恰是多餘的（或者說是一種苛求）。我們尚不清楚，諸如此類的「好」 和 「不好」是否可以由政府或者市場來評判。並且，市場的導向手段絕不像選舉一樣，是完全合理與民主的。            

由此產生的一個根本問題是: 一個優良的人類到底是什麼樣子？從哪些條件來判斷「他」是否值得我們擁有？

【治療與改良的界限】

或許，人們可以從反面來理解「好」的概念: 當人們遭受疾病的折磨時，會產生遠離疾病的願望。人們不僅要依靠自身的承受力來忍受病痛，也要依靠先進的技術來戰勝病痛，這是新時代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那些物質和非物質的東西，能夠改善人類的生存條件，治療疾病，將人們從勞苦和病痛中解放出來，這些毫無疑問是「好東西」，這在倫理學方面也是肯定的，例如所有針對人體的人工矯正品——從眼鏡、助聽器和幫助行走的工具，到植入體和移植器官，都是「好東西」。

如果在裝備了上述製品後，一個人在技術層面變成另一個人，這是更好的事情嗎？只要想到在上個世紀早期，60歲的人就駝背、耳聾、牙齒掉光，這個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所有諸如此類的治療手段，就是為了減輕個體的病痛，但絕不是為了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個體。當然，醫學治療還能夠延長人類的生命，這也實現了古人的夢想。而今，諸如幹細胞療法的治療方案，就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的「不老之泉」。

治療疾病和增強人體功能，都是為了改善我們的身體，這兩種目的之間是否存在一個界限，醫學倫理學界尚在激烈的爭論之中。然而，即便這個界限是模糊的，對二者進行鑒別仍然具有意義。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做出區分呢？這與我們的目的有關：我們是單純追求人體能力的提高，還是意在去除已確診的病痛，或者是既要消除身體疾患，又要追求身心完美？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願望權衡利弊，而後作出某個願望優先或者將利益最大化的決定。由於我們願望的複雜多變性，「人體改良」還無法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規範。

當然，這裡也存在一些幾乎所有人都懷有的願望——比如延年益壽，對於一個經過生物改造的人來說，這應該是可以實現的。那些為老年人的生活帶來真正改善的「好東西」，也是值得擁有的。但是，如果人的壽命真的可以延長，那麼，我們就應該毫無保留地支持相關的技術和做法嗎？

在對這些問題作出評價前，首先應弄清以下問題:對於延長壽命，所有人都能平等獲得這樣的機會嗎？這與自身經濟狀況等社會屬性無關嗎？如果不是，那麼「人人平等」這個命題，會被多大程度地削弱？社會的貧富差距又要增大多少？大量高齡化人群，將要耗費多少自然資源？土地和未來的高科技能夠從容應對嗎？這會不會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風貌被侵蝕、農作物產量下降？在人類世代更替的過程中，又會出現哪些問題？

為了實現改良人類的目的，同時在地球有限的生存空間中，適度、可持續地長期利用資源，那麼人類首先必須要控制生育。這樣一來，我們這個星球上年輕、富有創造力的人群勢必會減少。這樣的「社會進步」值得我們擁有嗎？

在這裡我既不能，也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在生物工程師們開展「新人類項目」之前，整個社會對於「好東西」的概念,以及「改良人類」的進一步目標，應當展開一場討論，同時還要考慮到所有不同的觀點，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都要參與討論。

但凡討論不出來一個確切的結果，我覺得，人們就應該暫時放棄急躁激進的「新人類」培育方式。藉助於醫學治療和良好的衛生、營養、空氣等生存條件，我們應該謹慎地對人體進行改良——讓我們有一個共同思考的空間，避免那些無法挽回的錯誤決定。

（作者：路德維希·西佩/Ludwig Siep；翻譯：姜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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