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什麼會說髒話?
據美國《時代》周刊7月8日報道,本月初,幾名烏克蘭宇航員將恆星KIC 9696936命名為對普京帶有諷刺意味的「Putin-Huilo!」(意為「普京是個傻子」),而負責命名的組織稱該恆星名不會改變。
實際上,中國媒體在翻譯這個詞的時候非常手下留情,在烏克蘭人那裡,那個詞的意思差不多相當於中國人說的「傻×」,是一個非常髒的詞。
據悉,普京目前還未對此作出任何評論和回應。不過在今年5月,普京曾經簽署新法案,禁止俄羅斯境內的藝術、文化以及娛樂活動中的不文明語言。這位曾稱「要把土匪溺死在馬桶」、「歡迎極端分子來莫斯科做包皮手術」的總統正在推動一場全國性的語言凈化運動。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人都習慣性地避諱和忽視說髒話行為,可是人類依然無法避免「出口成臟」。今天壹讀君就來聊聊,世界人民說髒話的事。
【立法禁髒話很多時候是行不通的】
俄羅斯的這場語言凈化運動名為「沒有髒話的世界」,是由「前第一夫人」柳德米拉倡導的。2003年,運動開展之初,組織者將多部歐洲文學巨著的名句展示在廣告牌和無軌電車車身上,還舉辦了「譴責說髒話行為」的學生作文競賽。
去年,俄羅斯出台法律禁止媒體上出現髒話,包括出版社、電視台、電台和網路媒體。違規的記者將罰款3000盧布(人民幣約540元)、出版社罰款則高達20萬盧布(人民幣約3萬5千元)。
另一項法律則規定網友不能在社交媒體和網路論壇上說髒話,如有違規,相關網站必須在24小時內撤除,否則將遭封殺。
新法規中禁止的主要是四個「具有侮辱性」的俄語單詞,它們在俄語中的使用程度如何?作家維克多·葉羅菲耶夫在文章《髒話》中從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裡總結出了這四個單詞的數千種變體,可見戰鬥民族罵髒話的藝術一點也不亞於他們的詩歌、芭蕾和製造核武器天賦。
立法禁止髒話通常會引發人們對言論自由限制的擔憂,但有學者指出,即使是在言論自由高度發達的美國,憲法對個人言論自由的保護也不包括針對個人的誹謗、中傷、猥褻字眼、戰鬥字詞,以及會引發立即直接危險的話語。
美國密歇根州1897年就通過法律,禁止人們在兒童面前說粗話。2004年,美參議院通過法案規定,凡在電視或廣播中出現髒話,要被處以最高27.5萬美元(人民幣約170萬元)的罰款。
而早在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法律就明令禁止帶有淫穢、侮辱性和侵犯性的語言。2014年初,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部門將公共場所說髒話的罰款提高到500澳元(人民幣約2900元),在列車上講髒話也要罰款400澳元(人民幣約2300元)。
在中國,上海市曾在2007年兩會期間提出《上海市民公共行為條例》,擬以法規形式約束市民行為,說髒話粗話者將被處罰。
美國「咒罵控制學院」(Cuss Control Academy)的創始人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告訴壹讀君,一些國家和城市很早就制定了禁止公共場合說髒話的法律,但卻很少真正執行。任何想要通過法律來禁止不文明行為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內,都很難強制手段實現這一目標,除非這些行為已經達到「擾亂治安」的程度。此外,不文明語言及其用法本身就很難界定,很多時候這只是個人修養問題。
學者蒙特古甚至絕對地說「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國家明令禁止便放棄咒罵的習慣」。
【喜聞樂見的反髒話運動】
除了硬邦邦的法律,還有許多其他的反髒話方式,文本審查就是其中之一。
還在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的托馬斯·包德勒醫生就編了一本《家用莎士比亞》(The Family Shakespeare),刪除並重新編輯了莎翁作品中「不適合朗誦給全家人聽的字詞」。英語當中的「修訂」(bowdlerize)一詞也是從他而來。
另一種通行的方法是允許不文明字詞出現,但以連字元或星號代替,壹讀君相信中國網民對此並不陌生。
反髒話運動中也少不了致力於推進社會文明的民間團體。詹姆斯在2000年出版了《如何控制你的咒罵行為》一書,雖然此前他已經宣布創建了「咒罵控制學院」,但他坦言「來得人非常少」。然而,「媒體很喜歡這個想法」,他還被邀請為學校、公司和社會團體演講。與實際的課程相比,他的學院大多數時候只是起到了象徵性作用。
在他看來,髒話是「一種懶惰的語言習慣,主要是由粗魯習性或消極態度導致的,既冒犯他人、又侵犯了他們免於受不文明語言打擾的權利」。
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露絲·韋津利(Ruth·Wajnryb)在著作《髒話文化史》里對髒話做出了分類。
第一種是,我們走路時不小心磕痛腳趾後隨口冒出的咒罵,其實與哭泣類似,是一種應激性的情緒表達方式。這時它能發泄我們內心的情緒,因此具有「清滌」作用。
另一種情況是,在與其他在場者放鬆交談時,不文明語言的出現頻率會大幅增加。這種人際交流大概就像朋友之間稱呼對方「小浪蹄子」、老婆叫老公「殺千刀的」,並不具備攻擊性。
這兩種情況其實都不針對具體的對象,也沒有惡意,有時甚至是為表達親密。只有純粹用惡言侮辱他人的詞語才是具「侵略性」的詞語。
壹讀君還認真請教了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教授童之俠,他認為,任何語言現象都要放在語用環境中考慮,即便是褻瀆性語言也是如此。語言的意義產生於對誰說、在什麼情況下說,忽略這一點就會導致不同的理解。
典型的案例是澳大利亞旅遊局備受爭議的廣告語「So where the bloody hell are you」。儘管澳旅遊局解釋這是俚語慣用,並無任何針對他人的惡意,但英國和加拿大廣播電視局都表示不能接受兒童收看這個廣告。要知道,在19世紀,當戲劇家蕭伯納在《茶花女》中第一次使用「bloody」(該死的)一詞時引發了多大的社會轟動。
【髒話,是一種自由的象徵】
一直以來,人們對於髒話的態度主要分為兩種:一類人擔心這種「缺乏自制力的行為將導致公共道德敗壞」,另一類則覺得咒罵行為並「不代表文明的末日」。
前者似乎總避不開對後現代主義推崇挑戰與顛覆禁忌的擔憂,認為這種文化下滲將推倒高尚精神與粗俗行為之間的障壁。不過人類已經習慣了表達對現世的不滿,早在4000年前就有古埃及詩人痛苦地感嘆「世風日下」,更何況經歷史不斷洗刷的現代社會。
然而,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很多時候衝破語言禁忌的行為矛頭卻不是禁忌本身。
文字誕生之初就有了禁忌語的書面記載,英國學者阿蘭·加迪內(Alan Gardiner)所著《古埃及文語法》的人體部分偏旁(Parts of the Human Body)里確實有男女性器官的對應表達,這是文字萌芽的需要,並不像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把髒話刻在象形文字里」。
《古羅馬風化史》中所介紹的一些詩作在現在看來仍然用詞大膽、語言粗鄙,但它們是研究當時羅馬社會風貌的珍貴資料。
古希臘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那些粗話連篇的喜劇主要得益於彼時寬鬆的審查制度,才能無所顧忌地諷刺政治煽動家的行徑。
上世紀70年代,美國洛杉磯青年科恩因穿著印有反徵兵粗口標語的夾克而成為被告,最終因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被判無罪,而美國當時因對越戰爭導致的反戰情緒高漲是不容忽視的大背景。
美國「凸顯不良詞語協會「(Society to Highlight Ingrate Terms)的創始人奇普·洛稱,他創立組織的初衷是教人們正確使用不敬語以「尊重其力量」,他還說該組織保障人民自由的目的與美「全國步槍協會」類似。
宣稱要「記錄英語中每一個字詞」的《牛津英文詞典》也是到上世紀70年代初才開始收錄「四字詞」(英文髒話詞的別稱),而蘭登書屋(Random House)的辭典編輯直到1987年才收錄類似詞語。
2006年,上海、北京等地出現一種「糙女俱樂部」,這個周末沙龍鼓勵女性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包括說粗口的方式。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創辦人之一黃女士稱這不過是「表現女權精神和兩性話語權自由表達的方式」。
總之,所有語言的使用及其激起的反應都受到一定文化價值觀的影響,髒話也不例外。
在採訪的結尾詹姆斯說,現在美國文化對於髒話更加寬容了。60年前,有些髒話可能只是出現在電影或書籍中(因為角色塑造的需要),如今卻稀疏平常。美式文化中非正式的、輕鬆的元素越來越多。他認為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人們獲得了更多自由,無論在中國或俄羅斯,都是這樣。
(作者: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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