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學如何看待離婚案例?
在2012年,當美國人民迎來了離婚率連續第三年的增長時,美國各大媒體為此消息振奮不已,紛紛刊文謳歌美國社會終於「回到正軌」——這絕非刻薄的反諷,多個科學研究已經證明離婚率往往與經濟增長成正比,因此,離婚率的穩健增長,是美國經濟脫身衰退泥潭,步入復甦大道的有力證明。
2009年,籠罩在經濟衰退的陰影中的美國,離婚率曾一度達到40年來的最低水平。紐約時報專欄作家Ross Douthat將此解讀為美國家庭共度難關的決心,是困難時期的「一線希望」,然而事實上,人們不過是衡量了一下離婚帶來的成本,發現請律師和分居的代價,以及家庭主婦在蕭條經濟中尋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都比暫時忍受同床異夢要痛苦得多——在經濟困難的年代,人們會傾向於推遲做一些人生中重要的選擇,比如結婚、離婚以及生子。
離婚率增長伴隨經濟增長的狀況同樣也適用於中國。1985年,中國每千人口中的離婚數是0.4,而到了2012年則已經增長到2.3。除了經濟的增長,以及婚姻觀的變化之外,離婚手續的簡化也是造成離婚率飆升的原因之一。
說到中國的離婚率就不得不提到維吾爾族。這不僅僅是因為維吾爾人在離婚率方面常年領跑全國,更是因為在中國經濟飛速增長,民族政策一片大好的的前提下,維吾爾人離婚率連年不升反降,與全國離婚率的變化趨勢形成鮮明對比。
早在1955年,新疆的離婚率水平就已經在驚人的4.36%,經過連年穩步的下降,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下降到3.56%、2.82%和2.61%,分別比同期的全國水平高6.03、4.78和2.27倍,穩居全國離婚率地區排行首位。在新疆各民族中,維吾爾人的離婚率最高,1990年5.25%和2000年4.2%的數據足以令人瞠目。以維吾爾人為主要人口的和田地區,1995和1999年的離婚率在6.83%和6.29%。
1990年及2000年新疆各主要民族離婚率
與全民信仰伊斯蘭教,文化趨於保守的維吾爾人類似,愛爾蘭人受保守的天主教文化影響頗深,以至於直到1996年才廢除了禁止離婚的憲法條款。即使在今天,愛爾蘭仍然擁有歐洲地區最低的離婚率。即便如此,愛爾蘭離婚率的增長趨勢十分驚人,從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間,該國離婚人口增長了兩倍有餘,而這是經濟增長以及舊觀念的瓦解帶來的必然結果。
相比中國和愛爾蘭符合直觀預期的離婚率變化,維吾爾人的離婚率顯得與經驗背道而馳。造成維吾爾人超高的離婚率的原因,是維吾爾人獨特的文化構成以及民俗習慣。而離婚率連年來的下降,則是維吾爾人的經濟和文化變遷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諸多針對維吾爾離婚問題的研究都指出,維吾爾人受伊斯蘭文化影響深重,其對維吾爾婚姻文化的滲透源遠流長,並佔據主導地位。伊斯蘭教允許一夫多妻制,男性在婚姻中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只要男方意欲,只需說出一句「塔拉克」就可以單方面終結婚姻。這些習俗雖然已經受到現代婚姻制度和法律的打擊,但是依然在維吾爾群體中處於野火燒不盡的狀態。然而事實上,這是對伊斯蘭文化對維吾爾文化影響的錯誤評估。
不可否認,伊斯蘭文化是維吾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歷史上,維吾爾族一直都是一個相當世俗化的族群。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開始向世界開放的歲月里,伊犁地區的維吾爾人是中國的時尚先鋒,行走在烏魯木齊街頭的維吾爾女性穿著時髦,洋氣十足。南疆的婦女雖不如北疆同胞那般緊跟潮流,但傳統的伊斯蘭長袍和頭巾尚屬罕見。
長期以來,維吾爾人雖然有在宴會中男女分桌而餐的習俗,但是男女之間仍然有大量的接觸和社交的機會,男女間在街頭偶遇並聊天閑扯是平常的事,這和漢族傳統文化中對女性深居簡出的要求有極大的不同。女性在家庭中有相當的話事權,在婚姻法實施之前,一夫多妻在維吾爾人當中屬於極個別現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認為,人們結婚是為了在婚姻中獲得最大化的收益。維吾爾人應該是對這一理論最務實的踐行者。無論是自由結合或是父母包辦,男女雙方及其家人都對婚姻的快樂感有一個最低期待,當這種期待沒有被滿足時,維吾爾人會毫不猶豫的用離婚來解決問題——而離婚本身在維吾爾文化中並不被視為一個負面的概念,婚姻的解體是稀鬆平常的事,離婚雙方也不會因為離婚而受到社會壓力,再婚時自身競爭力也不會因為離婚史而被削弱。維吾爾社會對離婚的寬容,事實上鼓勵了人們的離婚行為。當一方提出離婚,另一方鮮有堅持不離的。和田地區的離婚總數中協議離婚的比重(58.7%)遠多於全國水平(39.1%),正是這種離婚觀的體現。
當然,伊斯蘭教對維吾爾族的婚姻觀念並非沒有影響,比如婚前性行為在傳統維吾爾社會中就是一個絕對的禁忌。因此在一些案例中,婚姻事實上成為了使性合法化的工具——雖然幾乎不會有人承認這一點。根據徐安琪等對1998年和田地區離婚案件的抽樣統計,男女雙方屬於偶然相識進而結合的佔61.5%,平均戀愛時間不到半年,獨一無二的數字背後的原因,大概就是性觀念的保守和婚姻觀念的超前構成一種怪異組合。
此外,因為維吾爾家庭通常是由一代(夫妻)或兩代人(夫妻、子女)構成的小家庭,與漢人(尤其南方人)幾世同堂的大家庭聚居方式不同,離婚所帶來的人際關係重組的成本也比漢人要低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離婚的心理負擔。離婚往往是夫妻雙方的事,極少牽扯七大姑八大姨,倒是與維吾爾人載歌載舞、熱熱鬧鬧的結婚場面有很大區別。
在西方的社會的傳統觀念中,離婚即便不被視為彌天大罪,至少也是人生中難以啟齒的不光彩之事。因此在訂婚時,為了防止男方悔婚而削弱女方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便產生了以昂貴的鑽戒做訂婚信物的傳統,從外部穩固婚姻的基礎(見大象公會《愛她就送她石頭做的腦白金》)。
正如上文所述,維吾爾女性在考慮結婚時顯然不存在類似的擔憂,因此在傳統的維吾爾社會中,結婚所需要付出的物質成本相當低廉。一般來說,男方的彩禮主要是衣料和首飾,女方則需要陪送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酒宴的成本也並不高昂,如果男女雙方屬於再婚,則需要付出的錢財更少。低廉的結婚成本降低了男女雙方在離婚時的沮喪感,而婚姻質量的普遍低下反過來維持了彩禮和嫁妝始終處於一個相對低的位置。與維吾爾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聘禮高昂的哈薩克民族,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哈薩克族是新疆唯一一個離婚率處於全國平均線以下的民族。
然而從長遠來看,維吾爾人的結婚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尤其在烏魯木齊等大城市中,在各階層民眾當中已經形成了不成文的聘禮和嫁妝標準,首飾的純度變得越來越高,現金的厚度變得越來越厚,「生活必需品」的定義也從鍋碗瓢盆變成了冰箱彩電,婚房的價格早已今非昔比,這都使得夫妻雙方在考慮離婚時開始有所顧忌,因為他們很可能甚至結不起第二次婚。此外,隨著婚姻制度的健全和夫妻共同財產的增長,財產分配等問題也使得人們的離婚不如那個空手來空手去的時代瀟洒。
此外,一方面,西方以及漢族社會對離婚趨於否定的態度也逐漸滲入到維吾爾社會當中,成為維吾爾婚姻觀當中的一部分。這使得人們開始更多的尋求除離婚以外的手段解決婚姻中遇到的問題,因為離婚會為今後的社會活動以及戀愛嫁娶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在近十年的時間內,維吾爾人的文化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場保守化、伊斯蘭化的過程。最直觀的感受是,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中,維吾爾婦女的服飾明顯變得保守,著長袍、蒙面的婦女隨處可見,而在維吾爾男性中,對酒類的排斥顯得越發強烈,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這樣的背景下,離婚便顯得更像是拿神聖的婚姻盟誓當作兒戲。
這種觀念的變遷也表現在維吾爾男女離婚率的變化上。根據一項1982年喀什地區維吾爾人口婚姻狀況的抽樣調查,男性離婚率是7.3%,而女性離婚率是5.68%。1990年,全疆維吾爾人口男性離婚率也是高於女性離婚率,這意味著一個離婚女性對應多個離婚男性,反映了當時維吾爾女性在婚姻市場上有著更大的話語權。
而這種趨勢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發生了變化,維吾爾人口中女性離婚率超過了男性離婚率,這說明女性受離婚的影響變大,在婚姻市場中的地位被削弱,典型的保守社會中男尊女卑的兩性定位在婚姻中得到體現。
這樣看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維吾爾人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帶來離婚率的增長,經濟發展同時又會帶來文化的開放,文化的開放會導致離婚率的增長,這幾個命題中,大概是有哪條實際上並不成立,否則沒法解釋維吾爾人令人困惑的離婚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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