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讀史札記：每讀晚清悲難禁

1， 中日甲午戰爭的導火索是朝鮮內戰。朝鮮內戰又稱「東學黨(Tong-Hak)」起義。「東學黨人」是「東朝鮮人」或「朝鮮派」的意思。他們是一群民族主義者，大多分布在南朝鮮，對朝鮮的政治現狀極度不滿，他們的口號是「朝鮮萬歲」，政綱並不鮮明。他們宣稱的起義目標是「清君側」。從1891年開始，朝鮮各地的起義此起彼伏，幾乎蔓延到全國，因此東學黨人的起義贏得了朝鮮人民的同情與呼應。根據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署的協定，中日任何一方在未經對方同意下都不能援助朝鮮政府。但中國選擇了出兵援助朝鮮政府，鎮壓東學黨人，日本藉機強行介入朝鮮事務。日軍將朝鮮國王、王后、太子、太子妃挾持到其駐朝使館予以軟禁，並逼迫朝鮮國王改變政體，這讓中方無法接受。中方認為，中國援助藩屬的目的只是促其穩定，但從未干涉他國內政，而日本人的做法「天理不容」。長期以來，中國人都以追求穩定為政治的第一要務，因此在援助藩屬國的過程中也極力推行穩定主義。也可以說，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中不以人類的普遍道義為行動原則。如果中國人能充分體會朝鮮人的痛苦，就不會極力幫助朝鮮政府。

2，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德國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1925)擔任北洋海軍總教習。漢納根指責他的中國同事一貫妨礙改革，他們與朝廷中樞的一些高官結成死黨，並仰仗這些同夥的支持，不受北洋大臣李鴻章的節制。漢納根兼任李鴻章副官，曾幫助李鴻章建設旅順炮台，參與了甲午戰爭整個作戰過程。1917年中德斷交，1918年底，漢納根被中國政府遣送回國，1921年再度來華，死於天津。受聘於中國的外國人在晚清變局中的作用、心態、回憶錄等值得中國歷史學家高度重視。漢納根上述議論說明，李鴻章在北洋軍中並無絕對地位。另，史料表明，李鴻章用淮軍親信丁汝昌指揮北洋海軍，目的是加強控制，但北洋軍官多是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閩籍人，因此丁的命令往往得不到執行，北洋軍的操練也非常鬆弛。中國軍隊在甲午戰爭中不堪一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原因值得深入分析、總結。有一種議論認為，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建造頤和園導致了北洋軍的覆滅，這顯然是淺薄之論。

3， 甲午戰爭結束後，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出後，台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中有「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1895年6—10月，台灣軍民和日軍共打了100多仗，殺死日軍4600多人，這其中包括日本能久親王等人。到了1907年，日本強制奴化台灣，在一次戰爭中，日軍傷亡人數還超過了250人。將北洋軍在甲午戰爭中擊斃日軍的數量與台灣軍民在此後擊斃日軍的數量進行對比，後來者能不浩嘆?台灣人民在中國近代史中災難深重，其「亞細亞孤兒」心態的形成是必然的。一個政府如果不能保衛自己國家的領土和人民，其合法性就喪失殆盡了。這樣的政府，即便迴光返照，離死亡也不遠了。

4， 1909年底，達賴喇嘛組織了一次針對朝廷的叛亂，失敗後逃離拉薩。清廷頒布了一項法令，曆數其罪孽，譴責達賴是一位「忘恩負義、無宗教信仰、放蕩不羈、揮霍成癖的人;達賴喇嘛生性殘暴，西藏人民極不歡迎他，因此，他不在適合當西藏人民的領袖。」在中國，專制統治者總喜歡從道德上批判政治反對派，但這種批判多了，力度也就衰減了。政治需要道德做基礎，但高唱道德理想主義挽救不了政治的頹勢。

5， 1859年，美國公使華若翰到北京換約，再次遭遇了覲見皇帝時的禮儀之爭。皇帝堅持華若翰必須對其行三跪九叩之禮，華若翰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侮辱，只願向皇帝行深鞠躬禮。作難的是清廷大臣，有大臣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折中方案：公使和皇帝之間擺一張桌子，當公使走向皇帝陛下時，應儘可能將頭低垂向皇帝鞠躬。這時兩個大內侍衛立即走上來拉住他，並大聲呼喊「免跪」。然後，公使將美國總統的信函放在桌子上，侍衛再將其跪呈皇帝。這樣做，雖然雙方都在做假，但照顧了雙方的文化傳統和面子，本該皆大歡喜，但皇帝堅持，除非美國公使肯在覲見時一膝觸地，或者手指觸地，否則他不會見。到最後，華若翰也沒有見到皇帝陛下。咸豐皇帝堅持外國使臣行跪拜禮，本意並非侮辱洋人;洋人堅持行洋禮，也非不尊重皇帝。中西禮儀不同，本屬正常，過度指責清朝皇帝固執也屬淺陋。中國人有尊重客人的習慣，但同時有「入鄉隨俗」之習慣，這兩種習慣本來存在矛盾，若在民間，不難化解，但在朝堂，就是個大問題了。中國老百姓自來崇奉實用主義，但當政高層反倒固守意識形態教義，不知變通。在我看來，上述大臣之變通方案，其實是可行的。

6， 1859年，接待美國公使華若翰的中方最高階官員為位高權重的大學士桂良。此時據鴉片戰爭已經20年，桂良為了表示對美國總統的尊重，有時稱其為「偉大的皇帝」，有時稱其為「總統」，偶爾稱其為「君主」。殊不知，美國總統與「皇帝」、「君主」的職位毫無干係也。語言文字是心理的外化，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確有必要從更新語言文字做起。張維迎說，應該反對語言的腐敗。其實，要保持語言的活力，重要的是為其注入新思想，思想是語言的內核。

7， 到1869年，越南、尼泊爾還在向清朝進貢，此時越南已經是法國的附屬國，尼泊爾已經是英國的附屬國。到1876年，緬甸還在向清朝進貢。條約體系要替代朝貢體系需要一個過程，上述三國對清朝的朝貢，客觀上使清朝統治者深陷迷夢而不能醒來直面世界潮流。

8， 1879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環遊世界，曾訪問廣州、上海，李鴻章與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896年8月，李鴻章訪問美國，其重要的行程之一是(8月31日)拜謁格蘭特陵墓。他給格蘭特送了月桂花圈。在格蘭特墓前，李鴻章很悲傷地說：「別了，我的兄弟!」場面非常感人。格蘭特曾是美國南北戰爭的北方統帥，為維護國家統一做出了卓越貢獻，李鴻章的經歷與其有相似之處，故其悲傷發自至誠。可惜的是，格蘭特拯救的是一個自由國家，李鴻章「裱糊」的是一個專制體系。站在格蘭特墓前，李鴻章可曾想到這一層?

9， 1896年9月2日，李鴻章在美國華爾道夫飯店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採訪錄顯示，李鴻章雖然對美國的一些事物感到不解，但正如他所說：「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國的什麼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做達官貴人，而要當做大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名普通公民」，他的心態是開放的。李鴻章答記者問中，最讓我有感觸的是下面兩段：

有記者問：「美國資本在清國投資有什麼出路嗎?」

李很快地反應道：「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大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的好朋友格蘭特將軍曾對我說，你們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大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神聖的權力。我將牢記格蘭特將軍的遺訓。所有資本，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都可自由來華投資。」

李鴻章這段話幾乎可以看成洋務運動的綱領。他既歡迎外國投資，又強調國有企業的控制權。80多年後的改革開放，是否可以看成是李鴻章理念的重啟呢?兩次對外開放的本質有何不同?

有記者問：「閣下，您贊成將美國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答：「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愛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一份偉大的報紙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種體現，而我們的報紙還承擔不起這份重任。」

這顯然是李鴻章的外交辭令罷了，誰都不認為他真的是在批評「清國的編輯們」。

10，1900年1月27日，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在美國美亞商會新年宴會上發表演講，對美國商人多有批評。

「希望你們在與我們打交道的時候，學會使用我們熟悉的方式，也懂一點東方的禮貌。請記住，我們清國人與你們是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兩國的禮儀習慣也大不相同。當你們在上海或北京活動時，請記住你們不是在華爾街，不要嚇唬和威協我的同胞。很遺憾，我經常看到你們這樣做。請記住我的忠告，在東方，一點點禮貌就可以幫你走得更遠。

「我們之間要公平公正地打交道。記得林肯總統曾經說過，人可以被欺騙一時，但不可能被欺騙一生。當你們與清國人民打交道時，這也應成為你們的座右銘。

「總之，你們能不能在與大清國的貿易中佔據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們如何對待我們的人民。作為朋友，我有責任盡其所能支持你們，但如果你們不能公正地對待我的同胞，那麼，我會很遺憾的看到，我推動雙邊貿易的努力將付之東流。

「各位先生，我並不是說如果我的政府要採取報復行為，我會感到抱歉並盡我所能去阻止。但是，請記住，大清國有四萬萬人民，如果你們想要他們購買你們的商品，就必須公平地對待他們。你們必須在拿走的同時也要付出，而不是拿走我們所有的東西，而沒有任何的付出。如果你們對於來美國經商的清國人關上大門，那你們也不能指望清國會永遠向你們敞開大門。如果你們期望清國人成為你們的顧客，那也不能阻止他們到美國來賣東西。

「如果由於你們的這種排外行為，我的國民聯合起來抵制美國貨物，我並不會覺得意外。但是，我希望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希望你們的國會可以頒布法律，公平公正地對待我的同胞。美亞商會是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組成的，你們有責任告訴這裡的人民我們需要什麼?怎樣對待我們才算是平等相待?」

到目前為止，國際關係還沒有擺脫用實力說話的老傳統，因此平等還只是一個有待繼續努力的目標。讀到伍廷芳的上述講話，我既理解他的不易，又佩服他的鋒芒，但更感慨的是我們國力不濟。只有弱國強調平等，問題在於如果你不能自強，這種強調的效果是遠遠低於預期的。當然，呼籲、強調也是有必要的。

11,1901年7月，因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一事，清廷特派18歲的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後來，因為組織皇族內閣、罷斥袁世凱等事，載灃在史書中形象頗為負面。但大量史料顯示，真實的載灃不僅主張改革，而且是有一定能力的。很難想像，一個曾遭此奇恥大辱的王爺不會改革。只是到了晚清末年，革命與改革賽跑，出於對革命的恐懼，載灃不可能如光緒般激進改革罷了。說到底，到載灃任攝政王時，清朝已經沒救了。

12，1900年底，《紐約時報》發表述評，認為「缺乏民意支持導致維新運動失敗」。「改革派的最大弱點是在做出正確判斷時缺乏實踐經驗作為依據。他們試圖在朝廷或者人民都沒有做好準備工作的情況下就立即推翻大清國延續已久的古老秩序，或者在現實政治鬥爭中非常不善於利用人們對既有體制的反對。要知道隱藏在這種反對的背後，人民的內心都憋著一股勁兒，並且人民的情感會被廣泛地喚醒，而只有這種狀況真正出現時，才會對改革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這是非常有益的。他們既不準備接受人民所能發揮這種作用，又不準備發動人民，以讓人民知道他們的奮鬥與犧牲，是為著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著想，因而應該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到1908年11月，《紐約時報》還發表述評，評論後慈禧時代的中國政局。到這時候，撰稿人湯瑪斯.米拉德還認為：「改革運動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大家公認的領袖人物或政黨組織，許多人在政治上是屬於空想那一類的。這些人當中有一部分人如孫中山等，希望能建立一個共和政體。更加明智的人士，如康有為等人則非常清楚，像中國目前這樣的社會架構，要建立健康、民主的共和政體是不可能的。維新派們傾向於通過推舉一位新皇帝來建立新的統治王朝，這個新皇帝最好從這些改革運動的領導人中遴選出最有才能的那位……如果讓我在清國改革家們之間尋找出區別的話，我認為哥老會(即同盟會)的領導人更像是一群煽動家而不像是一群改革家……袁世凱是一位傑出的『務實型』改革家，在這方面他明顯的有別於那些煽動家和半吊子的『革命黨』。他對清國政體施加影響意味著這個政體能夠在有序和穩定的狀況下發展、進步。袁世凱不會進行草率的試驗和欠穩妥的冒進，而只會推進理性和必須的改革。大清國能夠消化並吸收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進的速度就會有多快。」

事實上，這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改革的普遍認識。因此，他們對孫中山的支持略等於無，而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中國即將變天的時候，他們才突然間意識到形勢真的變了。從一般意義上看，西方的上述評論沒有錯，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當權者根本不接受改革，或推行的改革遠遠低於民間的預期時會發生什麼。誰都希望穩健改革，但穩健改革往往可遇不可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單純地反對革命是幼稚的，甚至是殘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托克維爾是偉大的，因為他看到了問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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