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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中國留美生社會問題研究特點

作者簡介:元青,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致力於中國近代文化史、近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近現代留學史研究。


本文出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8日第A08版,原題名《重視田野調查和社區研究:民國時期中國留美學生社會問題研究特點


「田野記」欄目編輯:張振興,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

民國時期,留美社會學人類學博士生撰著了30餘篇研究中國社會問題及中國海外移民問題的博士論文,其中國問題主題和本土經驗材料在精密有效的西方學理運用下,構成完整的研究體系和學理架構。探討其西方學術淵源,對於理解其內容進而吸收其有益營養大有裨益。概而言之,在留美生的社會問題研究中,社會學領域芝加哥學派,人類學領域歷史學派、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對其影響最為顯著。


社會學留美生偏重社會體系、漢人社會及城市社會問題研究


芝加哥學派指的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術共同體,集中了一批美國早期社會學史上的重要學者,如庫里、米德、派克等。鑒於早期歐洲社會學研究哲學意味甚濃的特點,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們倡導以科學的經驗法來研究實際的社會問題。其中,派克最具代表性。他認為,社會學是一種研究集體行為的科學,應著重於調查和分析個人在社會裡與他人往來及合作的過程。他特別把社會過程分為競爭、衝突、順應、同化等四類。在1921年至1931年間,派克指導他的研究生對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城市犯罪、黑人問題等主要社會問題進行了細緻調查研究,其中呈現的人文區位學理論、參與觀察、個案訪談、數據統計等方法對美國社會學影響較大。1932年,派克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學,其間還親自帶領學生到北京天橋去參觀「下層社會」,將芝加哥學派重實證調查的理念和社區研究的方法進一步傳播到中國。


Robert Ezra Park/ George Herbert Mead / Charles Cooley (從左至右,派克,米德,庫里)

民國時期中國留美生社會問題研究特點



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深刻影響了留美博士群體的學術研究。撰寫中國問題研究的34位留美社會學人類學博士中,有6人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分別是吳景超、嚴景耀、葉崇高、陳文仙、譚金美、倪因心),有多達1/4的論文專門探討中國移民與文化適應及華人社區問題,無論是研究中國學生在美國學校的文化適應,還是研究身處紐約、賓夕法尼亞、費城、落基山等各地的華人社區,其核心概念、理論無疑都借鑒了派克關於人文區位學的理論及文化衝突與適應的學說。


在諸多論文中,親炙派克教授的吳景超、嚴景耀的博士論文更秉承了芝加哥學派的核心理念。在吳景超的論文中,其對中國移民與唐人街的研究,直接運用了派克社會過程四分類的理論,將中國移民在美國生活發展、與當地居民競爭衝突、建立唐人街、適應美國文化的過程描繪為競爭、衝突、順應、同化的文化過程,為中國移民及華人社區研究找到一個合適的理論解釋框架。論文徵引了大量文獻資料和訪談資料,反映了芝加哥學派重視實證的學術特色。嚴景耀的論文,遵循了芝加哥,學派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經驗·論方法和重視調查的研究理念。他把自己在北平第一監獄當一名「志願犯人」、與真正的犯人同吃同住同生活及交流談心所積累的300多個犯罪個案資料充分運用到文稿中,揭示了中國犯罪與社會變遷的關係。論文與派克帶領芝加哥大學學生研究美國都市社會犯罪的方法如出一轍,具有芝加哥學派社會問題研究重實證、重調查的明顯特徵。

民國時期中國留美生社會問題研究特點



左:吳景超 右:嚴景耀


人類學留美生側重初民社會、少數民族社會及鄉村社會問題研究


人類學發軔於19世紀後半段的英美等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多種各具特色的學術流派,其中以美國博厄斯為代表的歷史學派,英國馬林諾夫斯基、布朗為代表的功能學派,對民國時期留美社會學人類學博士群體的中國問題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博厄斯是繼摩爾根之後美國現代人類學的奠基人。他特彆強調歷史的研究,強調文化的歷史特殊性,提倡文化相對論;在方法上反對演繹法,重視歸納法,強調多學科結合進行田野調查。馬林諾夫斯基和布朗是同一時期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強調文化存在的意義是因為他有滿足個人需要的功能,每一種風俗、概念、物質、思想、信仰都具有很重要的功能,是文化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張努力探求文化的功能並重視文化的比較研究。與馬林諾夫斯基強調「文化功能」不同,布朗側重的是「結構功能」,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所造成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有機整體,結構中的各部分都是為社會整體而存在的,他同樣強調文化的整體性和比較研究,強調假設與觀察到的事實相結合。人類學的歷史學派與功能學派在留美社會學人類學博士中皆能找到傳承者。比如,李濟等受歷史學派影響較深,而吳文藻、林耀華、楊懋春等則受功能學派影響較大。

李濟的《中國民族的形成》在理論與方法上充分借鑒使用了體質人類學中的人類體質測量方法,對美國東部各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及來自廣東僑居波士頓的中國勞工進行了人體測量分析;借鑒使用了人類學中考古調查的方法,對中國古籍中有關城邑建造的材料進行了細緻爬梳;以民族學中民族志調查的方法,對中國10個主要姓氏的來源、遷徙情況進行了考查,對漢族及少數民族遷徙的歷史進行了考查;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討論了少數民族族群的分類及遷移。論文的架構具有明顯的博厄斯歷史學派的學科體系色彩,同時體現了強烈的歷史研究特徵。


李濟


吳文藻在美國留學時曾對以博厄斯為代表的美國歷史學派感興趣,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原因是他認為功能學派的理論方法與他提倡的社區研究的主張相吻合。他後來不僅自己著文推廣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還邀請功能學派學者布朗到中國講學,並請其擔任林耀華碩士論文的材料組織導師。


吳文藻

林耀華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受功能學派理論方法熏陶,曾用一年時間給布朗當助教並隨其學習功能主義理論,發表數篇應用功能主義的學術論文,其碩士論文《義序的宗族研究》就是「中國本土人類學家首次以功能主義為指導對漢人社區進行的研究」。到哈佛後,他重點學習文化人類學,所做的博士論文《貴州的苗民》及其後在美國寫作的文化人類學領域的里程碑作品《金翼》,都是在功能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區研究著作。二者都借鑒了功能學派對太平洋諸島的民族志研究模式。

民國時期中國留美生社會問題研究特點



林耀華及其代表作《金翼》


楊懋春的農村社會學研究受到文化人類學的深刻影響,其中功能學派倡導的社區研究方法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得到直接體現。他將山東台頭這一中國鄉村社區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通過揭示其中家庭、村莊、鄉鎮等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係,從整體上把握和理解社區中人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成為運用功能主義研究中國鄉村文化的成功典範。

民國時期中國留美生社會問題研究特點



楊懋春


由於傾向不同的人類學學術流派,回國後曾任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的李濟、任職華西大學社會學系的馮漢驥等人被稱為人類學的「南派」,即中國的歷史學派;而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人則被稱為「北派」,也即中國的功能學派。


總之,無論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社會學理論,還是以功能學派為代表的人類學理論,都普遍重視田野調查和參與觀察,普遍重視社區研究,這成為民國一代留美社會學人類學人共同的理論與方法追求。所不同的是,社會學留美生更偏重社會體系、漢人社會及城市社會問題研究,而人類學留美生則更側重初民社會、少數民族社會及鄉村社會問題研究,從而構成一定的學術分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留美社會學人類學博士群體研究中國社會問題,自然離不開從西方發源、成長起來的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以西學剪裁中國、運用西方理論與方法探討中國問題,是中國早期社會科學領域特有的學術現象,也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階段。正如同為留美生的李景漢所言,留美社會學人類學群體在國外求學的一個普遍特點就是試圖以西學為衡量標準,補中國之所無;費孝通也認為,中國早期社會學人類學者「觀察及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生活,更進一步地想對中國社會怎麼會這樣的問題提出解釋」,必須要運用好「西洋所傳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社會學理論」。


欄目編輯:@張振興 排版:@聶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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