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有助於思考？

是什麼讓行走能夠如此影響思考和寫作？我們身體運動的方式能改變我們思想的本質，反之亦然。

圖片來源：亞歷克斯·馬約莉（Alex Majoli）/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在美國《時尚》（Vogue）雜誌1969年的聖誕專刊上，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為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提供了以下教學建議：「那些宏大、花哨、未經思考的章節標題完全就是些自命不凡的廢話，老師們不應該進行無休止地重複，而應準備都柏林的地圖，上面清楚標記了布魯姆和史蒂芬（兩人均為小說中的主人公）交織纏繞的旅行路線」。納博科夫自己畫了一幅非常棒的地圖（http://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3/08/23/nabokov-on-joyce/）。幾十年後，美國波士頓學院的英語教授約瑟夫?紐金特（Joseph Nugent）和他的同事合成了一幅帶注釋的谷歌地圖，地圖上面清楚地標記了史蒂芬·迪達勒斯（Stephen Dedalus）和利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所有行程。英國弗吉尼亞·伍爾夫協會(the Virginia Woolf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以及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學生都重構了《達洛衛夫人》（Mrs. Dalloway）中倫敦漫遊者的行走路線。

類似地圖闡明了頭腦和雙腳之間的奇特聯繫對這些小說的決定作用。喬伊斯和伍爾夫都是將意識的瞬息萬變轉化為文字的作家。為此，他們筆下的人物都在城鎮里走來走去。當達洛衛夫人行走時，她不只是感受到了她周圍的這個城市。更確切地說，她沉浸在自己的過去之中，又從過去回到現實生活，將倫敦重塑為一個高質感的精神景觀，「先虛構、再建造、接著毀滅，最後再隨時重建它」。

至少是從逍遙派的希臘哲學家開始，其他許多作家在行走、思考和寫作之間發現了一種深層的、憑直覺就能感受到的聯繫（實際上，亞當·高普妮克（Adam Gopnik）僅在兩周前就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行走的文章）。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他的日誌中寫道，「在你沒有站起來生活時，坐下來寫作是一件十分徒勞無益的事！」而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說：「我認為只有在我雙腿開始移動時，我的思想才會開始流動」。他估計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他的詩充滿了攀爬的高山、穿越的森林和走過的公路——一生行走的路程長達18萬英里，平均下來，威廉從五歲起就要每天行走6.5英里。

是什麼讓行走能夠如此影響思考和寫作？答案始於我們行走時體內發生的化學變化。當我們散步時，心跳加快，不僅會輸送更多的血液和氧氣到肌肉，還會輸送至我們全身包括大腦在內的所有器官。許多實驗表明在運動期間或運動後，即便是非常溫和的運動，人們在記憶力和注意力測試中的表現也會更佳。定期散步還會促進腦細胞之間建立新聯繫，暫緩大腦組織因年齡增長導致的衰竭，增加海馬體體積（對記憶力至關重要的大腦區域），提高可刺激新神經元生長和傳遞它們之間信息的分子水平。

我們身體運動的方式還能進一步改變我們思想的本質，反之亦然。專攻運動音樂的心理學家已經證實了一些眾人已知的事情：聽快歌可以激發我們跑得更快，我們跑得越快，就希望音樂越快。同樣，如果駕駛員聽著吵鬧的快歌，他們就會不知不覺地使勁踩油門。按照我們自己的節奏行走，可以生成身體節奏和精神狀態之間純粹的反饋鏈。我們在健身房慢跑、駕車或騎車、或者做其它運動時是無法輕易體會到這種精神狀態的。當我們散步時，雙腳行走的節奏自然會隨心情和內心話語的抑揚頓挫而改變；與此同時，我們可以通過故意加快或減慢行走速度，積極改變我們的思維節奏。

由於我們無需在行走這一動作上花費太多腦力，所以我們的注意力可以隨意暢遊——用大腦中的一系列圖像覆蓋我們眼前的世界。這恰好就是研究發現與創新思想和預見能力有關的精神狀態。今年年初，斯坦福大學的瑪麗莉·奧佩佐（MarilyOppezzo）和丹尼爾·施瓦茲（Daniel Schwartz）公布了一組研究成果，該研究可能是第一次直接測試步行當下便可改變人們創造力的方式。他們是在散步時想到的這一研究方法。「我的博士生導師有和他學生散步進行頭腦風暴的習慣，」奧佩佐告訴施瓦，「有一天，我們就產生了某種靈感」。

在一系列的四個實驗中，奧佩佐和施瓦茲要求176名大學生在坐著、跑步機上走路，或漫步斯坦福大學時完成不同的創造性思維測試。例如，自願者在一個測試中必須想出日常用品（如按鈕或輪胎）的反常用法。實驗表明，散步的學生比坐著的學生平均多想出四至六中用法。另一實驗要求自願者們構思一個比喻（如「一個正在嶄露頭角的繭」），再生成一個獨特但意義等同的比喻（如「一個正在孵化的卵」）。散步的同學中有95%都能做到上述要求，而那些從沒站起來的同學中只有55%才能完成任務。但在一不同類型的測試中，行走會讓人表現變差，即學生必須找到一個單詞將其它三個單詞連在一起，比如「乳酪」對「小屋、奶油、蛋糕」。奧佩佐推測，行走會讓大腦在充滿泡沫的思維海洋上隨波飄蕩，從而對集中式思考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如果你正在思索一個問題唯一的正確答案，你可能就不會希望這些不相關的想法冒出來」。

行走地點也同樣重要。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馬克·伯爾曼（Marc Berman）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在一項記憶力測試中，（相對於坐著的學生）漫步植物園的學生成績比沿著城市街道行走的學生提高得多。有研究表明置身綠色空間——花園、公園、森林——可以恢復人們在人造環境中耗盡的大腦資源，雖然這類研究數量頗少，但還在不斷增長。心理學家了解到注意力是一種整天都在不斷消耗的有限資源。一個擁擠的十字路口——充斥著行人、車輛、廣告牌——會讓我們的注意力四處分散。相比之下，圍繞公園的人工池塘行走可以讓我們的大腦隨意地從一個感官體驗轉移到另一個感官體驗上，（比如）從泛起波紋的睡眠到窸窣作響的蘆葦。

儘管如此，步行於城市和鄉間可能對大腦運轉有各自獨特的好處。前者能為你提供更多的即時刺激——大腦可以「玩弄」更多樣化的感覺。但如果你已經處在過度刺激邊緣，我們可以投身大自然的懷抱。伍爾夫享受倫敦街道的創造性能量，並在她的日記中把倫敦描述為「處在大潮浪尖上，是萬物的中心，正合潮流」。但她同樣要依賴步行走過英格蘭的南唐斯丘陵(South Downs)，這樣「才有空間讓我的思維向四面八方發散開去」。在她年輕時，她經常去康沃爾（Cornwall）旅遊度夏，她喜歡在康沃爾的鄉村「一個人重踏步行，度過無數個下午」。

或許行走、思考、寫作三者之間最深刻的關係在你溜達完畢，回到書桌前的時候就自動現身了。寫作和行走在此都是極其相似的一種本領，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都平分秋色。當我們選擇一條路線穿越城市或森林時，我們的大腦絕對會勘測周圍環境，構建一副意境地圖（mental map），決定一條前進的道路，以及將這一計劃轉換為一系列腳步。同樣，寫作迫使大腦審查自己的「成果」，為穿越這一精神地帶繪製航線，並通過引導雙手記錄下思維的最終足跡。行走可以組織我們周圍的世界；寫作可以組織我們的思想。最終，如同博納科夫繪製般的那些地圖都是循環的：它們是地圖的地圖。

（撰文：Ferris Jabr；翻譯：易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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