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晉如 康侯∣孔子啟示錄·孔子不是民主的敵人

孔子啟示錄·孔子不是民主的敵人

第一節二千年中國政治主流並非專制

鹽瀆徐晉如康侯

新文化派罵孔子罵得惡之恨不得其死，原因不外乎覺得孔子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幫凶。而中國政治傳統則是專制主義的，「罪大惡極，無須審判」。

中國自孔子以降二千年的政治，其主流真是專制的嗎？

錢穆先生回顧近代中國學者淺嘗西學，即以吾國政治文化率爾比附的情形時，說了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西洋政治史學者常說，他們的政治，由神權轉進到王權，又從王權轉進到民權。他們又說，政治有立憲或專制之別，或是君主專制，或是君主立憲，否則是民主立憲。近代中國學者專以抄襲稗販西方為無上之能事，（晉如按：胡適把這一無恥的行徑冠以了一個堂皇的名字：整理國故。）於是也說中國政治由神權轉入到君權。因為中國沒有議會和憲法，中國自然是君主專制，說不上民權。但不知中國自來政治理論，並不以主權為重點，因此根本上並沒有主權在上帝抑或在君主那樣的爭辯。若硬把中國政治史也分成神權時代與君權時代，那只是模糊影響，牽強附會，不能貼切歷史客觀事實之真相。至於認為中國以往政治，只是君主專制，說不到民權，也一樣是把西洋現成名詞硬裝進中國。並不是實事求是，真要求了解中國史。[１]

錢穆先生在《中國傳統政治》一文中詳細地分析了歷朝政治體制，認為秦以後稱得上專制的只有元與清兩代，而大多數時候，中國的政治都不是專制的。他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一）中國傳統政治，論其主要用意，可說全從政治的職分上著眼，因此第一注重的是選賢與能，第二注重的是設官分職。

（二）因中國是一個大國，求便於統一，故不得不保留一舉國共戴的政治領袖即皇帝。又因無法運用民意來公選，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襲。

（三）要避免世襲皇帝之弊害，最好是採用虛君制，由一個副皇帝即宰相來代替皇帝負實際的職務及責任。明清兩代則由皇帝來親任宰相之職，只不負不稱職之責。

（四）政府與皇室劃分，此直至清代皆然。

（五）政府與社會融合，即由社會選拔賢才來組織政府。

（六）宰相負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綜合的職任。

（七）選拔人才的責任，自漢至唐之辟舉，交付與各級行政首長自行擇用其屬員。考試權交付與禮部與吏部，宋代以後則專在禮部。

（八）考課成績升黜官吏權則交與吏部。

（九）監察彈劾權交付與特設的獨立機關。唐代有御史台，下至明代有都察院。

（十）對於皇帝之諫諍責任及最高命令之覆審與駁正權，交付與給事中與諫官。此兩官職，唐代隸屬於宰相，宋以後至明漸成獨立機關，清代則廢止不復設。

（十一）職權既定，分層負責，下級官各有獨立地位，幾乎政府中許多重要職權都分配在下級，而由上級官綜其成，宰相則總百官之成。[２]

與錢穆先生微有不同，我以為明代實為一極黑暗極專制殘酷的社會，清代的政治，相對明代，要寬鬆得多。清代待士大夫之厚，與宋代可相媲美。張之洞《勸學篇》之論清代仁政十五端，其中重要的一條是重士，其辭曰：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晉如按：此處疑為劉宋之誤）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廝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儈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為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畯，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為常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暗，尤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即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３]

又清代即使是皇帝欲殺一人，亦須經有司討論，如有司不能通過，即不可施刑。同治帝曾恨極一人，數欲殺之，而不可得。中國古代，皇帝亦不能擅權無所顧忌，見於史書者，班班具在，與西方君主專制的情形完全不同。

那麼，中國二千年的政治傳統究竟是什麼呢？錢穆先生說得好，自秦以下之傳統政府，既不能稱之為貴族政府，亦不能稱之曰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為特立一名稱，則應稱之曰「士人政府」。[４]所謂士人政府，「即整個政府由全國各地之知識分子即讀書人所組成。」[５]進入政府的士人，「又並不來自社會中某一特殊身份或特殊階級，像古代的貴族政權與軍人政權，像近代的富人政權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權，與窮人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實系一種中性的政權，即全國各地，包括貴族軍人富人窮人一切在內，而只以德性與學問為標準的士人政權。」[６]中國傳統政治，是在君權與相權的博弈之中不斷發展的，皇帝固然享有至高無上的尊榮，但皇帝的言行意旨，也還受到很多的限制，宰相相當於是副皇帝，也是政府的首腦，他代替皇帝處理實際的職務及擔起實際的責任，然而，宰相也同樣不能大權獨攬。中國傳統政治的主流是君臣各守其分，各守其職，政府與皇室的職能在大多數時候，都有嚴格界定。不僅如此，在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開明的宋代，還有一條不成文的「家法」：「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７]。不任官而任吏，即今日英國文官制度之所本；不任人而任法，即今日民主法治國家之普遍原則。近代西方，自英國革命以後，始有此光明氣象，而中國之施行此制，至今已歷千禩，一切妄自菲薄、仰息晳種的言論，可以休矣！

孔子的貢獻，即在於創立了通向士人政權的政治哲學。在孔子的精神照耀下，歷代政府都不得不選賢與能，哪怕在實踐上有這樣那樣的誤差，而其理想，卻必要吸納有美德、有知識的賢士大夫來主政。

賢士大夫主政的政府，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而西方一直到19世紀，才由埃德蒙·柏克提出自然貴族（Natural Aristocracy）的概念。自然貴族，就是那些因為美德和知識而高貴的人。自然貴族與賢士大夫有區別嗎？我看沒有。

由自然貴族主政的代議制的政治，決非是專制的政治，由賢士大夫主政的皇帝宰相百官各負其責亦各守其分的政治，同樣不是專制的政治。

中國二千年的政治傳統，固與孔子密切相關，然而孔子教給後世的，決非專制主義，後世的政治主流，也並非是專制的。恰恰相反，二千年士人政體，按照西方自由社會的標準來看，實可算是自由的政體。

作出這樣的論斷並非是痴人說夢。影響新文化派最深的西方人是盧梭，我們試取盧梭的故鄉法國與傳統中國相比較，即知此言非妄。

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為號召，流血數百萬，大亂八十年，所購得的不過是廢除封建領主、廢除封建主狩獵、審判等權利、免除農奴人役稅、保護財產、取消長子繼承製、平民可以進入仕途、教會不得徵收什一稅、准許宗教言論出版的自由、限制國王虐殺、開國民議會民權選舉等數端。而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康有為指出：

若廢藩權，停舊藩之狩獵、裁判，免隸農人役稅，民得為文武官，則我國秦漢時已久去其弊，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羅馬未現之先。

六朝寺產彌天下，經唐武德沙汰僧尼，已盡奪寺產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

其餘保人民財產，聽諸子分產，聽信教自由，聽出版言論自由，則自漢晉唐以來，法律已具有而久行之。故佛道景教大行於六朝之時，聽人信仰，出版言論之過悖謬者，非有時而不禁，而數千年無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則比今立憲國號稱聽人自由而文部檢查者，且更寬矣。[８]

觀此數端，古代中國早就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以民主共和的面目出現罷了。難怪康有為要這樣感慨：

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秦漢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今知之，應大呼孔子萬歲，應大呼中國人在地球萬國先獲平等自由二千歲而已！[９]

註：

[１]錢穆：《國史新論》80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２]錢穆：《國史新論》105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３]張之洞：《勸學篇》9-1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

[４]錢穆：《國史新論》122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５]錢穆：《國史新論》96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６]錢穆：《國史新論》98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７]鄧廣銘：《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3期。

[８]康有為：《列國遊記》32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９]康有為：《列國遊記》3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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