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青與他的女兒葉甫納

在最新一期《芭莎藝術》的昆明專輯中，我們採訪了幾對來自昆明的藝術父女，通過這兩代人的講述，也許我們可以去理解兩代藝術人深厚也微妙的關係，兩代人不同卻類似的困惑和追尋。

葉永青與女兒葉甫納

葉永青：我從未離開

藝術家葉永青

我幼時生長在昆明，愛聽小城中火車的鳴笛和獨自行走。無論是夜更深深時聽遠遠傳來的火車離站時凄凄的鳴笛，還是午後時分聽到清徹長鳴的嘶叫，都讓我感到一種惆悵。

早先這城市太小，貫穿全城東西兩頭的東風路走過去，不過5里多地。拓東路上有一塊巨幅的宣傳攔，上面畫著：「工業學大慶！」小西門另一塊則畫著：「農業學大寨！」市中心的紅太陽廣場南面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廣場北面正中是毛主席的畫像。全部這個城市數得著的畫家們都站在這幾塊廣告牌前的手腳架上為之工作——這大致是昆明當年的地理圖版和藝術的全部家底了。

昆明是個天遠地偏的角落。在嚴酷的時代，它曽經是厭倦工具論的藝術家們逃避現實尋求超脫的一方凈土。正是昆明這個偏僻的地方，使我發現了繪畫的樂趣。我創作的早年都在雲南的版納和圭山度過，那時喜愛現代藝術的我與圍遭現實主義語境格格不入，雲南是我扺抗時代的最後的樂土和接受現代藝術的實驗田。82以後至85年間，隨著一批由全國各地的藝術院校和文科畢業靑年的聚集，昆明形成了自抗戰時期和西南聯大以後的第二次文藝的繁榮。那時，我周圍有一大批同城的少年畫友：劉涌、張曉剛、揚一江、唐志剛、曾浩、李季、吳越、夏維維、李志昆……還有稍年長一些的裴文琨兄弟倆，有蔣高儀、蘇新宏、曾曉峰、馬祥生、徐建德、趙建國和毛旭輝。

葉永青《詩人散步》，紙上油畫，54×42cm，1984

畫畫使人無憂無慮，人變得格外單純，痴迷的畫著，忘我而投入。我們以青春扺御饑荒，以騷動消解極權和單調虛空，青春和騷動又轉化為對繪畫的執迷不悟。昆明於我早年的關係，是一群少時的夥伴，是親情與愛戀，鴻雁相傳愛痛相連的來往返復。早在80年，學生時期，我賺夠了路費，與張曉剛、劉湧、毛旭輝、武俊等一行沿江而下，直至漢囗蘇杭、寧瀘津京。拜竭古剎名勝，交會江湖豪傑。這些經歷奠定了我們一生友誼的基礎和認識世界的格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昆明本地每一點的每一樁藝術歷史的成形與改變，無不受惠於外來的刺激與關聯。

昆明是個小城，豐衣足食，生活上隨意而安，但也很窮。因為窮，一些少年時一起畫畫的夥伴告別我們，開公司和出國去了。那個時候，英雄和社會精英突然都赴了商海或遠渡重洋，在大潮流中奮勇拼博，只剩下幾個失敗者落寂地呆在畫布前。

80年代的昆明是我們的歲月和青春。每次回到昆明，我們會把盤龍江命名為和想像成塞納河，抒發一番閱讀與狂想雜交的混亂情懷。我記得大家經常在張曉剛位於河邊的歌舞團單身宿舍中，對著一部單卡錄音機排練《等待戈多》。這部荒誕劇幫助我們一遍遍地重溫現實的無力與無望的生存處境。

此刻，我坐在翠湖的畫室中寫下這段文字時，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無論世事如何変幻，我總是又回到翠湖，這是我少年時代習畫之初就一直居住的從未改變的地方。年輕時，每一天我都在渴望早日離開家鄉。我由這裡出發，走遍山山水水，待少年時的幼稚心氣與浮躁火色退去，才發現，自己從未離開昆明，這座我永遠未能走出的城市！

我想起那恍惚朦朧的歲月：湖光山色、河邊洗衣的少女、水上船家、撒網的漁翁、釣魚的漢子、發獃的牛兒、葦草邊東張西望的水鳥…我一一畫下這一切，身外的世界，暮鼓晨鐘離得好遠。

葉甫納：昆明好玩，因為這些人

藝術家葉甫納

我從小在昆明長大，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昆明這座城市度過。我是一個特別愛做白日夢的人，我覺得這也是因為昆明這座城市的關係。小時候我一直生活在翠湖一帶，那裡特別美，生活也很幸福，所以我每天都能夠在夢幻中發酵自己的想法。

我聽過我爸爸當年的那些昆明往事，因為在昆明長大嘛，我完全理解小城青年的那種好玩和焦慮夾雜的感受，也非常能理解他們追求文藝的理想、或者是他們尋找自我的方式。他們都挺好玩的，比如說盤龍江，我覺得盤龍江就是一個臭水溝，但是因為這群人非常好玩，這條江也就變得好玩起來了。

八十年代可能真的是一個創造奇蹟、創造所謂的大師、創造偉大的事情的年代，因為那個時代就是需要這樣的東西。到了我們這個年代，這種可能性就會變小。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基本上每個人的成長環境都不一樣，面對的東西、看到的東西也都特別不一樣，所以每個人就會比較個性化。不像以前的人，它可能都要靠你自己去把事情變得不一樣。在這一點上，我挺佩服他們的。

昆明像一個烏托邦，大家都可以很自由、很文藝的活著。但是昆明又由於過於舒服、過於美好了。離開昆明之後回頭來看，昆明留給我的印跡有多少，可能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的整個探索世界的時期，我開始看書、聽音樂、接受啟發、自我思考的時期，都是在昆明發生的。昆明是一個很舒服、很溫暖的城市，很適合去想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葉甫納作品《習作13-後晚宴》

葉甫納作品《封面的民族形容》

離開昆明去上大學後，我才開始學習現代藝術。其實我父母不是特別希望我成為藝術家，他們覺得我開開心心、健健康康的就好了，我想做什麼都行。我有好多好多的想法，比如我想成為一個世界的女王、我想成為政治家。藝術家也是其中的一個。去英國念研究生後，我開始感覺到一種主動的想法，知道我要做什麼樣的藝術。在藝術裡面我能夠找到一種自信，因此我覺得我真的很適合做這件事。

我最近有一個項目叫直播計劃，以表演為主，通網路直播的形式表演出來，不像以前的展覽都要去藝術館，這個表演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機或者是電腦屏幕上看。網路直播在大家看來可能是一個大眾的、平民的，甚至是很Low的一個平台，但是我很想知道這些受眾會怎麼去看待當代藝術，或者說有沒有可能跟他們進行一種溝通。我一直希望把藝術跟大眾的界限打破，或者模糊一下，因此，我覺得這是很好玩的一種嘗試，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某種好玩之處吧。

兩代人的藝術觀

《芭莎藝術》：昆明是一個藝術家的烏托邦嗎？

葉永青：不是。事實上昆明一直是一個當代文化土壤匱乏的地方。儘管曾經有過一些藝術家的出現，儘管在本世紀初的曾經有引領風氣之先的上河會館和創庫藝術區的出現並一度成為藝術的重鎮。但這個地方的藝朮生態和系統一直是單一欠缺的，我曾經以「石板上種菜」來形容這裡文化土壤的稀缺，某種意義上，土壤就是人心，人心肯定不是石頭！但是人心會起厚厚的繭子，如同板結的石層，在人心浮燥自信缺失吃力失語的光天化日中，烏托邦的種子找不著寄放入土之處。

葉甫納：我覺得是一個烏托邦吧，因為在昆明很適合去思考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是一個給人感覺舒服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很自由、很文藝地活著。

《芭莎藝術》：對於女兒繼續從事藝術道路有何想法？覺得將來她們這一代最有可能在什麼地方超越你這輩的藝術家？

葉永青：一家人都與藝術有緣是幸福的，藝術就是共享不同。至今為止我對葉甫納談得最多的關於藝術的種種討論，是希望她記住，她可以不做藝術的。人的一生不一定非得要做一個藝術家不可，如果她們這一代明白並善用這一點，就會自由和輕鬆許多，就是真正的超越，他們將遠在我們這代人之上！

《芭莎藝術》：你是怎樣看待你父親的藝術？

葉甫納：我其實覺得我不應該去評價他的作品，給我影響最深遠的還是他這個人吧，他平時在生活中的點滴表現以及他塑造了一個怎樣的形象，作為父親他這一點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這種形象也會影響我會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做的很多公益性的事；他平時的為人處事；他會交很多朋友，然後會成天呆在一起；常常幫別人去解決一些問題……這些方面會影響我比較深，給我更多的啟發。

《芭莎藝術》：20世紀80年代，昆明的藝術家開始慢慢走出昆明，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葉永青：是的，走出雲南走出昆明一直是生存於雲南，尤其是至今仍居住在雲南的藝術家的心頭之癢。從80年代的申社、新具像到後來各種名目的進京展，都只算是聚眾聚力的外出演練。真正屬於個人的的出走只是不過是一些倉促的逃離，如我如張曉剛如吳文光、朱小羊如張夏平。如88年的黃山會議一拳打散天下英雄後的成肖玉、毛旭輝、潘德海的連夜逃亡。80年代思潮激蕩的舞台，在昆明僅見於80年省博十人畫展和86年在省圖書館西南藝術研究群體的兩次檀花一現。客觀地看，出昆明，是發生於下一個年代的事情了，全球化、國際化和市場化才把一個小地方的平靜完全打破，出雲南才成為一種主要的趨勢。在90年代末的上河會館，我苦口婆心地勸阿昌去往北京，我說：「那裡能養活你成就你的藝術」。那時他著名的作品是，他手握鋼刀被倒吊於江水之上，阿昌抽刀斷水，江水冗自流過。

《芭莎藝術》：為什麼想要走出昆明？

葉甫納：我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都幾乎在同一個地方生活，從師大附小、雲大附中、然後雲大外國語學校，都在同一條路上，都是從家裡走十多分鐘、二十分鐘就能到達的地方，所以我就在這條路上來來回回走，走了十幾年。當時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要走出這塊兒地方，怎麼也一定要走出去，不能再待在昆明，這是我最大的一個想法。不管他們說昆明怎麼好，我覺得這種「好」也是一種很毒害人的一種「好」。

（本文選自《芭莎藝術》2016年5月刊昆明專輯）

[策劃/朱昕苗][編輯/韋禕、LI XIXI][採訪/劉玥璐、LI XIXI][圖片資料/由藝術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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