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第二次成功復出周總理做了哪些推動性工作？

文史 06-18

1973年4月12日晚7時30分，在人民大會堂一樓宴會廳，周恩來總理正主持盛大宴會，熱烈歡迎剛從柬埔寨解放區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一行。

鄧小平，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開身份是「國務院副總理」。

鄧小平戲劇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場的眾多中外來賓都驚訝不已。

同國內依然平靜的宣傳報道形成鮮明對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許多新聞媒介對鄧小平重新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時間，鄧小平成了海外評論中國問題的「熱點」。

鄧小平第二次成功復出周總理做了哪些推動性工作？

1969年秋，黨的九大開過不久，一些在京的老同志被作出統一「戰備疏散」的安排。其中，決定將仍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讓鄧在有限的範圍內半勞動、半休息。

同年10月20日，鄧小平夫婦等乘飛機離京直飛南昌。從此開始了半勞動、半讀書的「謫居」生活。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隨著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荒漠里的一聲猛烈爆炸，歷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徹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相當「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傳達。這時，已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後50餘天了。對此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飽經風雨的鄧小平只對家人說了八個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對「文化大革命」錯誤作初步糾正。就在領導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給予極大的關注，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1972年1月6日，長期受林彪一夥迫害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不幸病逝。1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由於毛澤東突然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稱陳毅「是1個好人、是1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對立面」。

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這是一件對現在，對將來的中國政局都將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關全局大事。為此，他多麼希望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區被「下放」達3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親筆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也向黨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指出：

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4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一樣，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最終決策者。

據鄧小平女兒毛毛撰文回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家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逐步好轉」。隨後，中央又批准鄧小平提出關於讓其子鄧朴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文革」中屢遭批判的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聖、葉飛、蔣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面，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出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先後復出，復職。

對於解放老幹部的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裡，周恩來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費盡心血。比如，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他就作過這樣的說明：「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杆』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

「從上到下」。最「上頭」為誰？此時非鄧小平莫屬。自毛澤東作出關於鄧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後，周恩來原本打算先樹起這一最大的「標杆」，以明確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實」過程中，卻首先在黨內高層受阻尤其當批判極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難點」後，他不得不繞開「難度大的」，走「先易後難」之路；即選擇「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繼而打開全局。

就在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示被「擱置」了四個月之後，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書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及毛澤東於「昨晚」(即12月17日)談及譚震林——這位1967年「大鬧懷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時，又著意提到鄧小平。

從字面上看，毛澤東「昨晚」的談話中未必提及鄧的問題；而周恩來信中卻強調毛澤東過去「曾提過幾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個月前他對鄧小平來信作的長近200字的批語。周恩來之所以舊事重提，要求「考慮」鄧小平的問題，正表明他對這件事情的不同尋常的關注，由此，產生了他極力推進鄧小平復出的這封至關重要的信件。

終於，歷史叩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大門。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鄧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當然，這也許已是一貫沉穩而不動聲色的鄧小平早在預料之內的事情了。幾天後，鄧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車，離開伴他度過了整整3年多時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將軍樓」。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式告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同志回京後的住所；並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儘管政治局裡充滿了鬥爭，然而，最終的結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

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麼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在親自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一直夜以繼日地超負荷工作，致使身本每況愈下，多次出現便血癥狀。1972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戒。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佔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來身體稍有康復，便與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隨即，鄧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會上同毛澤東見面。

4月初，周恩來、鄧穎超在玉泉山與鄧小平夫婦長談，並共進晚餐。

4月12日，周恩來、鄧小平兩人同時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

之後，鄧小平開始參加國務院業務會議，行使國務院副總理職權。

5月下旬，鄧小平出席由周恩來主持的為籌備黨的十大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向與會者強調：黨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文件，是1個有代表性的文件，對此，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

同年8月，鄧小平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併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黨的十大後，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提議，表示可以「考慮」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這是鄧小平「復出」後，毛澤東第一次考慮由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三要職於一身的問題。

12月中旬，毛澤東終於下了決心，拍板定案：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是國務院副總理。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全體政治局委員的面，高聲說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請回來的，不是我1個人請回來的。小平同志進政治局，是給政治局添了一位『秘書長』。」

毛澤東還當場送給鄧小平8個字：「柔中有剛，綿里藏針。」

鄧小平第二次成功復出周總理做了哪些推動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