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11月是最容易自殺的月份
「
說白了,你從《倫敦傳》里能獲得的最強烈的印象,是這座城市的「無限」:沒有邊界,不斷外擴,高度混合,如果把它僅僅視為城市,那也是一座擁有一顆神秘莫測的哥特之心的城市——看看倫敦市政廳頂上一根根尖尖的棱塔。
彼得·阿克羅伊德
英國傳記作家、小說家,著有《莎士比亞傳》等
英國為什麼有民主制?最近看過一個解釋:跟維多利亞女王的膀胱有關。
繆麗爾·斯帕克,曾紅極一時的英國女作家,在一本小說里借一個人物之口說,維多利亞女王晚年常去蘇格蘭,因為膀胱有點問題,在鄉間修了許多廁所,一去巴爾默勒,就往鄉下跑。當地人不知道,風傳女王喜歡接觸民眾,一來二去,「英國人有民主」變成了人們意識中的事實。
這應該是戲說中的戲說,屬於英國人萬千巷議中的一條。我打開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很想找尋一下有關維多利亞女王的,但十分鐘後,我就斷定是白費工夫。
這本八十多萬字的書,或許也涉及了倫敦和英國名人的隱私,但幾乎不做任何大的因果推理。阿克羅伊德眼裡只有具體的細節,而具體則意味著偶然。
比如,他提到18世紀的托馬斯·潘恩在倫敦完成了小冊子《人權》,不過,這意味著倫敦有「民主的萌芽」嗎?非也。阿克羅伊德只是告訴我們:潘恩當時住在費特街77號。
倫敦街道
費特巷偶然地成了激進分子的聚居地——這才是阿克羅伊德所關心的。他是「老倫敦」,1949年生在倫敦後就再也沒有挪過窩,據他本人講,連念頭都沒動過一下。他毫不隱瞞自己對倫敦的感情。
你可以想見,連城市絲絲縷縷的毛細血管都走遍了的人,他的視角必然是微觀到了一定的境界。像是維多利亞女王,即便出現,也是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起碼在這本書里,阿克羅伊德關心倫敦,遠甚於英國,關心一個衛生幹事一瞬間的見聞,遠甚於女王陛下的起居行跡。
愛倫敦的人很多,這一點不稀奇,很少有哪個國家的一線文人會集體厭惡首都的,如果有,那樣的人恐怕早就流亡或徹底移民,不在其本國人的視野之內了。
首都代表國家—民族,想想彼得堡和莫斯科,19世紀以來,俄國人圍繞它們玩詩歌「雙城記」,玩得意氣風發;想想巴黎在法國集於一身的萬千寵愛;想想布拉格,那就是捷克的代稱;都柏林是愛爾蘭的心臟,因為喬伊斯同名小說的緣故,「都柏林人」幾乎是一個有涵義的專有名詞。
在英國,有兩個同生於1949年、名氣地位旗鼓相當的人,一個阿克羅伊德,另一個是馬丁·艾米斯,都以善寫倫敦著稱。艾米斯有小說《倫敦場地》名世,不過,要說適合給倫敦寫傳的,還真只有阿克羅伊德,不僅因為他寫了很多人物傳記,而且,阿克羅伊德是甘願為了倫敦而奉獻自己的一切的。
他是一個無「我」之人。英國人性傲,不把「我」放進去,安心於寫傳主的故事,大概會讓他們很不爽。比如,很暢銷的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寫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像什麼大衛王、亞歷山大大帝、愷撒,行文中都是「我我不休」,生怕讀者忘了他似的;相反,阿克羅伊德的傳記里很少出現「我」。
他是倫敦人,素知倫敦的大,歷史之深,他就像面對星空的觀測者,不管看到些什麼驚人的東西,都不會忘記自身的渺小。
倫敦的冬天,河岸鋪了一層薄薄的雪
他很輕鬆愜意地就把自己淹沒在倫敦的履歷表中。寫倫敦的冷,他上手就引用了自己出生那年出版的一部小說里的話:「一到冬天,萬物盡失,便只剩倫敦。」「在寒冷里,倫敦更純粹地成為自己,更堅硬、更明亮、更殘酷。」泰晤士河凍住了,「1620年至1814年間約二十三次凍結」,隨即筆頭一轉,說到在1281年,「人們在泰晤士河冰面往返於威斯敏斯特和蘭貝斯。」
人們在嚴寒中苦掙苦熬,不過那些掙扎的故事,與其說喚起了作者的代入和同情心,不如說在他的眼裡增加了倫敦的傳奇色彩:「在倫敦,11月是最容易自殺的月份,1940年至1941年間的冬天,閃電戰期間,天氣比空襲更讓倫敦人抑鬱。」
在出現「我」的時候,「我」也不過是區區一名「outsider」,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功夫,真非深入骨髓的老倫敦不能得。《倫敦傳》第十九章,寫城中怪人的,難得出現了一個「我」。阿克羅伊德先說,「狄更斯常在河岸街附近街頭看見一個婦人」,佝腰駝背垂著手,「從不乞討,永不停步」,然後說到自己:「我曾經常碰到一個侏儒,身穿舊衣衫,面容乾癟,站在西奧博茲路與格雷律師學院路附近的十字路口,以粗啞的嗓音指揮交通。他每日必至,然後1978年的夏天他突然消失了。」
人總是會願意相信富有細節的描述的,其實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怪人,看不到這些人倒是其怪的事。可是,這個難得一見的「我」,倒會讓人猛然想起,原來在浩瀚的文獻和圖像的背後,赫然還站著一位作者。
不妨把他寫倫敦,和他之前寫那些英國名人的作品相比較一下。阿克羅伊德並不是心理分析派的信徒,他有一個很強悍的信條,就是傳記作家不可能了解傳主的真實心跡,強行去揣摩,不合這位無「我」之人的秉性。他寫狄更斯,寫布萊克,寫T.S.艾略特,總是以一種西方正統的人文主義精神去猜想他們的內心世界,寫出了這些名人之所以垂芳百世的理由。然而寫倫敦卻不必如此。他太熟悉它了,不必再作猜想,落筆就是林林總總的傳奇,而傳奇中總是不乏暴力、冷漠、貧窮、孤寒、荒誕。
「倫敦監獄的數量勝過歐洲任何城市」,倫敦是一座「饕餮城市,」它所吞噬的「終究必定以垃圾與糞便的方式排出」,倫敦的貧困「困住了其中的所有人,讓他們陷入瘋狂掙錢和花錢。因此造成了一個『原子社會』。」——你覺得錯愕不?但這是一個老倫敦在寫他心愛的城市。
哥倫比亞人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上世紀的文學巨匠,可你若讀過他更多的作品,就會知道他曾花了十七年時間寫各種中短篇、散文、雜文、隨筆、新聞報道,才積累起了素材,形成了個人風格,完成了讓他不朽的《百年孤獨》。阿克羅伊德也一樣。
他寫過托馬斯·莫爾、喬叟、透納、莎士比亞、狄更斯、布萊克、艾略特,人物不一,時代不一,但倫敦是這些傳記中最穩定、最頑固的存在,幾乎從未缺席,甚至他寫的小說(如《查鐵頓》)也充滿了新老倫敦的種種風物。2000年出版的《倫敦傳》,相當於一位千場老戲骨終於爽爽地演了一次主角。倫敦的大街小巷,近郊遠郊,站在哪裡,哪裡就有一樁樁軼事隨著時間汩汩流出。
艾略特,英國詩人
獨異的時間感,是品讀這部傳記的關鍵。艾略特長詩《四個四重奏》的開頭幾句,有點西方現代詩常識的人都知道:
現在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
也許都存在於未來的時間,
而未來的時間又包容於過去的時間。
假若全部時間永遠存在
全部時間就再也都無法挽回。
阿克羅伊德說,過去、現在、將來之間互滲,這是一種典型的倫敦時間觀,惟有倫敦人艾略特才能體會並精鍊地表達出來。而他自己寫倫敦,就循著艾略特詩里的箴言,坐著時空機縱向穿來穿去。如果你熟悉他的小說,例如《查鐵頓》,就知道他多麼痴迷於倫敦厚重的歷史,他描繪小說人物居住的環境,寫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房子、舊格局裡怎樣加入了20世紀的改動,居室內真古董和仿品怎樣擺在一起,外立面怎樣經過一層一層的塗飾,把生鏽的管道、發霉的牆體都掩蓋了起來。
《倫敦傳》則處處提醒讀者,要在倫敦生活,就地取材,拼拼湊湊,讓舊物和新元素和諧共處,乃是必備技能。普通人家裡的普通物件,例如畫框里的一幅油畫,你肉眼看見的油彩之下,興許都藏著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畫面。
倫敦的老,就體現在一輪又一輪的更新之中。過去和現在存在於未來,而未來又包容於過去:倫敦就是一個不斷重寫的複雜體。
美國著名的歷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曾說,她寫歷史,要避免讓敘事受到已知的後果的影響,她覺得,「後見之明」會讓歷史敘述失去懸念;阿克羅伊德卻又相反,他總是迫不及待地說出一件事日後會引起的後果,顯示他的無所不知。比如,阿克羅伊德曾經提到,喬治·吉辛(19世紀後期的英國小說家)評論查爾斯·巴貝奇(19世紀數學家,運籌學的創始人之一)的文章,後來馬克思又寫了篇文章評論吉辛的評論,又過了四十年,蘇聯人讀了馬克思的文章,決定開發計算機技術。
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過去的人也好,事也好,放在歷史之中,彼此之間都是一些偶然的聯繫。阿克羅伊德本人的意志撤退在外,「我」堅持著旁觀者的立場,但洞悉一切,終於勾畫出所有這些聯繫發生的舞台——倫敦——的樣子。
他在倫敦找出了一些「節點」,比如克拉肯維爾,比如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再如前面提到的費特巷——時間盤繞著這些地方躑躅,進兩步退一步,進一步退兩步,剛剛沾上了未來的一點光澤,一回頭就與過去的碎屑撞個正著。
倫敦市政廳
正因為這種對偶然的痴迷,對零星事件的散點式把握,樂此不疲地玩時間閃回的遊戲,而規避如「英國民主」之類宏大的主題,阿克羅伊德常被說成是「後現代主義者」。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他在一次接受訪談中說,「我屬於倫敦,或者說,我屬於英吉利傳統,這種傳統也許偶然地同後現代主義有點共同之處。」說白了,你從《倫敦傳》里能獲得的最強烈的印象,是這座城市的「無限」:沒有邊界,不斷外擴,高度混合,如果把它僅僅視為城市,那也是一座擁有一顆神秘莫測的哥特之心的城市——看看倫敦市政廳頂上一根根尖尖的棱塔。
「真正的倫敦人會告訴你,沒有必要去旅行,你身邊就充滿了這座城市尚未探索的奧秘。」這是全書第五十三章(主題平民的苦難)里的一句話,說來不經意,卻反映了阿克羅伊德的保守。所有戀土的人,從一塊土地上獲得一切——安全、財富、名聲、幸福感、生命的延續——的人,都是骨子裡的保守者,何況阿克羅伊德還捍衛著西方「死白男」的趣味,女人佔據他的注意力遠不及男人,勃朗特三姐妹、喬治·艾略特、伍爾夫等人的出鏡率,遠遠不能同狄更斯相比。
阿克羅伊德的名聲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確立了,他享受到出書可以得到一筆高額預付款的待遇;在大眾心目中,他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倫敦代言人」(兼倫敦最有名的男同性戀),一塊屬於城市的珍寶,不做市長都有點可惜。他用各種真實和虛構的人物,縱向地、時間地體驗倫敦,感知著來自往昔的聲響和象徵,讓倫敦的每一塊石頭都滲漏出歷史。對了,我們還可以再做一個對比:阿克羅伊德vs喬伊斯。
你看《倫敦傳》里,阿克羅伊德抓著倫敦的一個地點,兩千五百年捅個直上直下,不過費去數頁;而喬伊斯呢?《尤利西斯》寫了洋洋百萬言,講述的是1904年6月的都柏林,發生在一天之中的事。
你去倫敦,見過「珠母紐王/王后」沒有?這些人通常是老倫敦,為自己的身份自傲,也習慣做點慈善工作,於是趕到節日,用銀光閃閃的珍珠母啊徽章啊金屬扣啊,把自己從頭到腳裝扮起來,來來去去募捐。我讀《倫敦傳》,就想著阿克羅伊德裹上那麼一身裝束的容貌。
他那麼以倫敦人自負,可他在快要寫完全書的時候,卻突發了一次心臟病,差點沒救過來。
倫敦,這頭超級現實的、物質的、冷漠無情的、吞噬一切的魔鬼終於發話了:你為我代言,你通過我得到了一切,有這麼便宜的事么?說及此,阿克羅伊德——現在叫他「浮士德」也罷——拿出了典型的英式幽默:「萬幸,它不要我付現金。」
《倫敦傳》,(英)彼得·阿克羅伊德著,譯林出版社2016年4月版
本文系騰訊文化·華文好書(ihaoshu233)獨家稿件,機構轉載請聯繫後台。
雲也退
自由書評人
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E·薩義德《開端》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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