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為什麼要「言必稱希臘」

作者吳國盛（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責編陳 斌

導讀

「言必稱希臘」在過去是一句帶貶義的話，意思大體相當於「數典忘祖」。今天，當我們能夠以更開放更自信的心態來回顧和展望時，「言必稱希臘」乃是必然的要求，因為我們今天的發展道路實際上來自強勢的近代西方文明，而近代西方文明是所謂兩希文明：希臘文明與希伯來（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的產物。不了解希臘，就不了解今日我們奉行的文明的本質。對每一個現代人，特別是對每一個接受了西方文明但並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言，兩千多年前的希臘文明實際上是對我們最切近的一種文明。

「言必稱希臘」在過去是一句帶貶義的話，意思大體相當於「數典忘祖」。今天，當我們能夠以更開放更自信的心態來回顧和展望時，「言必稱希臘」乃是必然的要求，因為我們今天的發展道路實際上來自強勢的近代西方文明，而近代西方文明是所謂兩希文明：希臘文明與希伯來（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的產物。不了解希臘，就不了解今日我們奉行的文明的本質。對每一個現代人，特別是對每一個接受了西方文明但並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言，兩千多年前的希臘文明實際上是對我們最切近的一種文明。

中國人把現代西方文明的強勢之處理解成兩個詞「科學」和「民主」，而這兩個東西恰恰都來自希臘，來自希臘人對於「自由」的深刻認同。自五四以來，中國人接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過程十分艱難。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點是不容迴避的，那就是我們並沒有真正地理解希臘文明的精髓，沒有扣住科學和民主後面更基本的「自由」理念，更談不上在理解的基礎上把希臘傳統與華夏傳統有效地融合起來。

對傳統中國人而言，「人」是相對「禽獸」而言的，因而人的規定性始終著眼於倫理的方面，「仁義禮智信」成為人之區別於禽獸的標準。一切其他的文化活動都著眼於以「仁」為代表的「人性」的習得和教化而開展。人群按士、農、工、商分成四等，讀聖賢書，懂得禮義廉恥，是傳統中國人的基本追求。不同的人文理念，決定了不同的文明發展道路。

對希臘人而言，「人」是相對「奴隸」而言的，因而人的規定性始終著眼於「自由」二字而展開。在希臘人追求「自由」的諸多文化樣式中，「科學」是最顯著的一種。真理、理性、科學、知識，成為希臘人達成自由理想的根本途徑。

科學何以能夠達成自由？現代人會認為，科學讓我們認識到自然規律，從而使我們凌駕於自然之上，能夠擺脫自然加於我們的必然性，從而獲得自由。但這只是現代人的不無片面的理解。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人類並不能凌駕於自然之上，我們並不能真的通過擺脫自然的束縛而獲得自由。現代人對科學的這種成問題的態度和理解是與希臘人完全不一樣的。對希臘人來說，科學之所以能夠達成自由，關鍵在於他們所謂的科學本來就是自由的學術。

自由的學術區別於實用的知識。希臘人發達的數學並沒有使他們知道圓周率的哪怕精確到小數點後面兩位的數值，也沒有使他們知道一般三角形的面積公式；希臘人發達的天文學也沒有為他們帶來精確的曆法。柏拉圖在《理想國》里講得很清楚，我們所謂的數學並不是用來計算的，我們所謂的天文學也不是用來注視那個肉眼所見的天空的。自由的學術不是用作「他途」的實用知識，而是為著「自身」的純粹理智活動。

一種為著自身而開展的學術是怎樣的一種學術呢？它是自我展開、自足自律、不假外部經驗的純粹觀念的演繹，是推理、論證、思辨的學問。於是我們看到，希臘成了演繹幾何學、形式邏輯學和關於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學之獨一無二的發源地。希臘人的數學既不用來計算，也不用來測量。直角三角形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樣的定理並不來源於木匠們長期的實踐經驗，而是根據直角三角形本身固有的規定性推論出來的。從公理、公設出發，經過嚴格的保真推理，居然也能得出這麼多新鮮而又確鑿的知識，這真是令人類心靈驚訝不已。驅使希臘人走上這條演繹和推理道路的，並不是任何實用的需要，而是心靈追求自由的一種需要：一種自由的心靈並不是隨心所欲、胡作非為，而是遵循心靈自身內在的邏輯，這種邏輯首先生動直觀地體現在了幾何學領域。學習幾何學，就是學習如何按照心靈內在的邏輯——後人稱之為「理性」——思考和行事，就是在學習如何保有一顆自由的心靈。因此，柏拉圖學園門前寫著「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因此，幾何學對於希臘的青少年而言，既非理科課程，也非文科課程，而是一門德育課、「政治課」。中國古人之所以沒有發展出演繹幾何學，並非智力欠缺，而是缺乏「追求自由」這種人性教化的基本動力。

希臘的科學有兩門，一門是數學，一門是哲學。希臘的年輕人先學數學，後學哲學。數學通常是四科：算術、幾何、天文學、音樂學（和聲學），加上語法、修辭、邏輯，一起構成了西方古代教育中的七藝。如果說土地丈量、打造桌椅並不是希臘人發展幾何學的原動力的話，那麼希臘天文學的原動力又是什麼呢？對希臘人來說，天文學既不用於編製精確的曆法，為農業生產和航海貿易服務，也不用於占星術，為君主和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指南，而是要把人的心靈之眼引向超越的境界。超越的境界就是柏拉圖所謂的理念世界，這個世界絕對地完美無缺。然而，我們現實的星空並不那麼完善無缺。除了所有的恆星鑲嵌在一個天球上步調一致地周日旋轉一周之外，尚有太陽、月亮、金木水火土共七大行星，像流浪漢那樣漫無目標地走著很不規則的路線，這種表象對希臘人所崇尚的宇宙理念——圓滿完美——是莫大的嘲弄。因此，柏拉圖才要求他的門徒去「拯救現象」，也就是說，要解釋一下為何天性做均勻圓周運動的天體為何看起來並沒有照他們的天性運動。柏拉圖的學生歐多克斯設想每一個行星並不是只做一個均勻圓周運動，而是同時做好幾個同心圓運動，這些運動的迭加便可以模擬它們的表觀運動。這種圓周迭加的方法，就成了希臘行星天文學的基本方法，只不過同心圓的方法不能夠解決行星亮度的變化，因而後來被改為本輪＋均輪的迭加方式。托勒密就是運用這種方法，給出了行星運動的精確數學模型。托勒密體系有數學模型，可與觀察相對照，模型可以修正以容納新的觀測數據，所有這些，正是現代科學理論的基本要素。

科學發展到現代，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它的力量型特徵，它作為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的方面。我們這些因為見識了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因而推崇「科學」的中國人，更容易把「科學」等同於「科技」，把「科技」等同於「技術」，把「技術」等同於「力量」，因而輕而易舉地忽略了科學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中國的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長期沒有重大突破，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無論從科技管理層還是科學家階層往往並沒有把科學當做一種自由的學術。在舉國上下歡慶奧運盛會的時候，科學界似乎也有必要發揚一下奧運聖火之中閃耀著的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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