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侵佔新疆的苦心經營怎樣化為烏有？

[導讀]國民政府抓住機遇收復新疆的行政權，有其值得肯定之處。如果任由新疆問題惡性發展，像外蒙古那樣，經過若干步驟，發生新疆脫離中國、加盟蘇聯的情況，將使中國蒙受難以估量的損失。

圖為盛世才簽名照。

盛世才依靠蘇聯力量穩固了其在新疆的統治。但在1942年 ，盛世才變臉反蘇，勒令除外交人員外的蘇聯各種力量3個月內一概退出新疆 。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對華援助逐漸下降直至停止，加上蘇日關係、中共問題等因素，中蘇關係漸漸冷卻下來，國民政府日漸依賴美國，對蘇態度大不同前，甚至支持盛世才在新疆對蘇發難，迫使蘇聯的勢力在1943年下半年基本退出新疆。蘇聯這時為集中力量對付德國，暫時咽下這枚苦果，但種下了其後斯大林處處與國民政府為難的近因。確實，人們往往只注意到《雅爾塔協定》及其後中蘇談判中蘇聯苛刻的態度，只注意戰後蘇聯在東北及新疆刁難國民黨的情況，而未看到蘇聯與蔣介石國民政府之前的種種糾葛（如「中東路事件」和「新疆事件」）。因此，本文擬對這一時期的中蘇外交作一述略。

從親蘇到反蘇

1933年4月新疆「四一二」政變，盛世才上台。其時，盛世才實力相當有限，完全是在蘇聯的出兵干預下，才逐步穩住在新疆的統治。對新疆而言，這時的蘇聯還是一個極其強大的靠山，盛世才也詭詐地打出親蘇反帝的旗幟，極力迎合蘇聯，使蘇聯的勢力全面進入新疆。(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1933年時，盛世才提出將新疆劃為蘇聯領土，未得蘇聯同意。1938年9月，盛世才訪蘇時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1940年11月26日，又與蘇聯簽訂了嚴重侵犯中國主權、期限達50年的《新蘇租借條約》（即《新錫協定》）。依此條約，蘇聯擁有在新疆自由採礦、出入境運輸、裝設電話、電報、無線電台、徵用土地、利用一切自然資源、駐兵等各項特權。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蘇聯提議新疆脫離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可能是斯大林還在尋找更為有利的時機，蘇聯暫未接受盛世才的提議。但這種趨勢，確有使新疆成為外蒙古第二的危險。

然而，1941年6月爆發的蘇德戰爭及德軍在初期的得手中斷了這一進程。當德軍長驅直入、順利抵達斯大林格勒城下，蘇聯岌岌可危的時候，盛世才翻臉了，他毫不客氣地終止了與蘇聯的一切合作。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向蘇聯駐迪化（今烏魯木齊）總領事遞交了一份致蘇聯政府的備忘錄，勒令除外交人員之外的蘇聯各種力量於3個月內一概退出新疆。

盛世才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機反蘇，正中國民政府的下懷。蔣介石對蘇聯勢力在新疆擴張並通過盛世才聯共而有與中共陝甘寧邊區連為一氣之勢一直十分擔憂，正在尋找機會以改變這種狀況。與盛世才的投機轉向、翻雲覆雨不同的是，國民政府爭取盛世才脫蘇內向，乘機將國民黨中央的勢力開進新疆，具有防止新疆主權喪失、維護國家統一的含義，是一個主權國家中央政府的一種正常反應。

借口刺殺案驅逐蘇聯勢力

新疆局勢發生變化，國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此難得機會，積極收復新疆的行政權，加強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控制，力爭有關新疆的外交事務納入正常的中蘇國家關係的軌道；另一方面，在主觀上，也希望能盡量謹慎地處理對蘇關係，使中蘇關係不因此而惡化，不開罪蘇聯。但由於新疆問題由來已久，國民政府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著力解決此事，此之進即為彼之退，對蘇聯的刺激客觀上實難避免。

實際上，自蘇德戰爭以來，中蘇關係本已頻現不穩狀態，小的問題不斷，據《王世傑日記》記載，1942年5月，偽滿與「偽外蒙古共和國」宣布批准劃定邊界文件，「此種舉措顯示蘇聯緩和日本政策之繼續」。蔣介石囑王世傑、王寵惠等「考慮如何應付」。

6月1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孫科「力言我政府方面人員，斷不可對英國或蘇聯表示不信任或譏評。到會者類有同感。」「同感」之謂，反映出因蘇聯戰事失利及中蘇間出現裂痕以來，一些官方人員的對蘇言論已頗不遜。而在事實上，「近日我政府與英蘇間之感情均不甚融洽……蘇聯迄未允供給我以汽油，對我政府自波斯灣假道蘇聯，運美國物資來華之提議，亦始終未允。近日似尚有蘇聯飛機秘密運物至延安接濟中國共產黨之事。我政府並已在蘭州扣留一蘇聯之飛機（以未經得我方允許徑自入境之故）。凡此種種，均為有害之暗潮」。

1942年3月19日夜，新疆發生了機械化旅旅長、盛世才四弟盛世騏被刺案。盛世才重施其一再得手的編織「陰謀暴動案」之故伎，不過這次的矛頭是針對在新疆的蘇聯及中共人士，以藉此作為對他們下手的借口。

蔣介石對此立即作出反應，他三次召見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4月中旬派張元夫去迪化，向盛世才提出談判條件。5月7日，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驥為代表去重慶晉見蔣介石，蔣介石對盛世驥來渝極為重視，親自接見。不少要人也相繼與之會見。

盛世驥這邊在重慶活動，新疆那邊，5月10日盛世才即給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寫信，指控巴庫林、拉托夫等蘇聯在新工作人員為刺殺盛世騏的陰謀暴動案的製造者，並要求蘇聯派員參加偵訊。到6月27日，盛世才向蔣介石報告，蘇聯外交部決定日內派外交部次長迭卡奴佐夫來新疆，「商決獨山子油礦及其他問題」。請蔣介石派經濟部長翁文灝及在蘭州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來新疆參與商談，中央勢力進入新疆的大門終於開啟。

蘇聯舉報盛世才

30日，蔣介石電示朱紹良，令其與翁文灝、毛邦初同赴新疆，商洽一切，「對盛世才主席，應與之開誠懇談，使之徹底了解中央對彼之熱望與扶持之至意。」7月2日，蔣介石寫了一封給盛世才的親筆信，由朱紹良親手交盛世才。表示「當此國家存亡絕續之交，更為吾人安危成敗相共之時，吾弟之事業即為中之事業，故中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同時，蔣又致電朱紹良，囑「對盛一意信任之」。

7月3日，朱紹良、翁文灝、毛邦初等赴新疆，經過長談，朱在迪化與盛世才達成協議：凡新疆內部事務，無論軍政願以全權賦予便宜處理；其餘則是：一、嚴防蘇聯在各地鼓動事件；二、由內地抽調軍隊加強防務；三、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四、防止中共在新疆竄擾建立新根據地；五、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成立西北交通委員會；六、派人接收外交辦事處。

鑒於盛世才一意反蘇，7月9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見蔣介石，將7月3日莫洛托夫復盛世才函轉交一份給蔣介石，其中一一列舉盛世才欲出賣新疆、投靠蘇聯，反對國民政府、反對蔣介石等事實，並說蘇聯對其做法一直反對，「意在請委座制裁」（唐縱語）。因此前蔣、盛已溝通多次，關鍵是蔣介石此刻正要利用盛世才以使中央勢力進入新疆，故對潘友新的「舉報」反應平淡，言辭之間還潛含著對蘇方的教訓意味：「貴國政府對於凡關新疆之事應與敝國中央政府交涉，不可與盛督辦逕行談判。對於大使今日所述之事，俟余詳閱此信後再行辦理。」

表面上蔣介石輕描淡寫，實際上卻是異常重視，蔣命顧問事務處長卜道明迅將莫洛托夫函譯出，交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約「組中參謀秘書研究」，唐縱等研究後於11日提出如下意見：

關於盛蘇關係與蘇聯用意的判斷：

「一、蘇聯與盛世才關係決裂；二、蘇聯仍未放棄新疆之經營，且將有新發展；三、蘇聯通知我中央，希圖取得我國之諒解，以阻遏盛世才與中央接近」。

關於我方之態度與對策：

「一、將蘇方之表示告知盛世才，以堅定盛世才內向之心；二、通知蘇方，新疆問題可與中央商討解決，不得與地方折衝，以免造成國際之糾紛與誤會；三、準備繼任新疆之人選，俾問題發展到人事問題時，得以適應機宜為緊急處置。並加緊甘肅西部之防務，以為聲援；四、隨時準備通知美英，以加強問題之國際性。」

7月11日，朱紹良返渝，帶回盛世才10日致蔣介石的復函，盛世才對莫洛托夫函的內容竭力辯解，說提出加入蘇聯成立蘇維埃並非真意，而是為了「探測蘇聯政府對新疆是否有領土野心」，說蘇聯及中共在新疆工作人員均參與了暴動的策劃，並表白其「竭誠擁護鈞座與中央之赤誠，」說由於「地處邊陲，民族複雜，情形特殊，」致主政期間多有失當，懇請蔣介石「曲予原宥」他。

國民政府緊密籌謀

11日午間，國民黨高層又在曾家岩官邸舉行黨政軍會報，由朱紹良報告新疆情況，告知盛世才與俄共、中共均已鬧翻。會畢用餐時，軍令部長徐永昌發議論，「新疆得有今日之情形尚系國家之福」，蔣介石答以：「此皆由抗戰得來。」（《徐永昌日記》）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在當日日記中，蔣介石亦詳論此事，稱《新蘇租借條約》甚於「二十一條」：「本日中午，由朱長官轉呈盛世才來書，敘述彼與俄國一切秘密交涉之經過，詳盡無遺；於是俄國在新疆全部陰謀，根本暴露，而其《新錫協定》，比之倭寇強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者尤過之，此種舉動，昔日倭寇在東北對張作霖所不忍為者，而俄竟忍為之，其狠毒可謂帝國主義之尤者也！」

同日，蔣介石約外交部長王寵惠、次長傅秉常、錢泰及王世傑「晤商新疆問題」，「此事關係重大，蔣先生囑詳擬對案」。7月14日中午，王世傑、王寵惠等到蔣介石處報告所擬新疆事件處置方案，「內容側重促請蘇聯嗣後關於新疆事件須向中央交涉一點」。

在向外交系統徵集意見的同時，蔣介石又令軍方也速擬應對方案，7月13日，何應欽即向蔣提交了《收復新疆主權方略》的研究報告，將重點放在設法收復新疆主權的問題上。《方略》共分三部分：第一，新疆現勢之判斷；第二，方針；第三，實施要領。實施要領又包括第一期：現在過渡時期；第二期：收復主權時期，主張乘日寇北進攻蘇，或蘇對德軍事慘敗，或其他我之國際地位更有利時機，向蘇聯提出解決兩國外交懸案，包括取消承認偽滿、偽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駐新疆之紅軍第八團及空軍、戰車等部隊，及其他一切非法案件之要求。到時中央軍有力部隊開入新疆各要點，以武力確實控制之，肅清新省一切不穩分子，收復主權。

這第二期的設計，是期盼有朝一日蘇聯倒了大霉，要與蘇聯算總賬。這是前述兩個方案所沒有的。不過關於當前處理意見則大體一致，即先使新疆外交收歸中央，蘇聯應與中央政府交涉，而不是撇開中央與新疆地方當局打交道。(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13日，蔣介石又與朱紹良「研究處置新疆問題之方針」，決定「（一）保全盛世才之地位。（二）使蘇聯不致惱羞成怒，留有迴旋餘地。」朱紹良走後，蔣介石又自記曰：

「應先防制俄共鼓動新疆各地之暴動驅盛，此雖為國際與世界戰局所不容，料俄亦不敢為此，然仍不能不預防也。俄倭戰爭，如終於不起，則我對新疆問題與計劃，亦照預定之程序實施：（1）派兵入新，助盛平亂，鞏固省政。（2）劃新疆歸入第八戰區。（3）與俄交涉徹底解決新疆各案。」(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蔣介石避免刺激蘇聯

15日下午5時，徐永昌再至蔣黃山官邸提關於新疆問題意見，中心意思是抓住機會，限蘇換盛，立即解決新疆問題。此建議對蔣介石也有所觸動，但因與蔣介石、朱紹良13日計議者有出入，故蔣暫未採納。蔣介石大致是想先穩住一段時間，徐圖解決。

內部緊鑼密鼓計議一番之後，7月16日下午5時，蔣介石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先是口頭感謝一番，並說這事盛督辦也已向中央報告，接著話鋒一轉，「敝國新疆省當局過去既有此不合理之情形，為改正起見，今後兩國凡有關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貴國中央政府直接與敝國中央政府洽商協議，不可再與新疆省當局逕行交涉，以免發生誤會。」

蔣介石還強調，新疆問題完全是中國內政，貴方轉來有關函件，顯示了貴國政府尊重我國內政統一之盛意，我方已派朱紹良前往新疆省調查，並督促盛世才以後對於新蘇交涉之事，須秉承中央政府之政策與法令，「與貴國和善相處」。蘇聯將盛過去賣身投靠蘇聯、背叛國民政府的情報轉交蔣介石，是想假手國民政府來收拾盛，但蔣介石的這番答覆，自然與蘇方預期相距甚遠。

7月16日下午，在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會報」上，劉斐又傳達蔣介石的旨意，對「新疆事件，知道者不必多言，不知道者不必過問。如有人問起，答蘇聯對我態度很好。」（《唐縱日記》）可見蔣介石是想低調處理，不想因此刺激蘇聯，但卻積極加緊了行動。

盛、蘇交惡後，蘇聯通過駐華大使潘友新將蘇聯與盛世才簽署的絕密文件遞交國民政府，希望能分化蔣介石與盛世才，但並未如願。圖為1942年蔣介石夫婦與蘇聯大使潘友新(中)共慶《聯合國家宣言》的簽署。

為順利收回新疆行政權，蔣介石一方面通過外交途徑與蘇聯磋商，一方面加強防務。圖為盛世才的騎兵部隊。

蔣介石親赴西北布置

鑒於時機已較成熟，8月15日，蔣介石偕宋美齡等親自飛抵蘭州，16日，電告朱紹良、盛世才已到蘭州。17日，「又親筆函盛世才，接彼於十九日抵蘭」。18日，接盛世才報告稱，昨日有蘇聯坦克、裝甲車、汽車等8輛未經通知向迪化開行，已通知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向蘇方交涉請其撤回。不久盛世才又來一函，告以他「本擬來蘭請謁，以目前新疆情形複雜，暫難成行。」也就是說，不來了。盛世才託辭不來蘭州，自然是他心懷鬼胎，害怕蔣介石對他不利。

19日，朱紹良只好獨自到蘭州見蔣介石。其中玄機，蔣當日日記約有透露，「逸民（註：朱紹良）由迪化來蘭，商議由余赴新或囑盛（世才）來甘，皆覺不妥，以迪化機場已有俄國之驅逐機駐在故也。最後決定由妻代余赴新傳達意旨，以壯盛膽，亦所以慰之也。」

盛世才既不敢來，蔣介石也不能放心去，雙方均有戒心，只得由宋美齡代勞了。只是心照不宣，都把責任往蘇聯人身上推。

8月20日，蔣介石在蘭州議定收回新疆主權等措施：一、先派第四十二軍由蘭進駐安西、玉門，俾得控制哈密俄軍之第八團；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收回外交權歸於中央，使俄在新之外交，納入正軌；三、肅清新疆共黨；四、令俄軍離開新疆境；五、收回迪化飛機製造廠。「此對俄對共之第一步驟也。其他黨務特派員、教育廳長與省府秘書長人選，確定後先令其入新，與盛晤洽後再加委任發表，以資審慎，總勿使盛疑慮也。」

8月29日，朱紹良隨宋美齡由嘉峪關逕飛迪化，將蔣介石在蘭州決定的解決新疆問題方案數點轉告盛世才，並帶去蔣介石的親筆函：「千里咫尺，未克面晤為念，今日內子飛新代中慰勞，聊表惓惓之意而已！余托內子面詳，不盡一一，諸維心照。」

9月1日，宋美齡攜盛世才表示要「切實奉行」「鈞座一切指示」的復函返回甘肅武威與蔣介石會合。宋美齡此行標誌著盛世才向國民黨中央輸誠的行動最終得以實現。這是宋美齡協助蔣介石乾的另一件大事。

中央勢力進入新疆

1942年9月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派吳澤湘為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主持新疆外交事務，並將新疆省原管轄的蘇聯邊境五領館收歸中央管轄。

這期間，蘇聯還在觀察國民政府的反應，希望國民政府不要支持盛世才走得太遠，對中蘇間的問題，作了若干讓步，「經波斯灣蘇聯鐵路轉運物資來華，與蘇交涉數月無結果，近始得蘇方答允，又得蘇聯總顧問語卜處長雲，新疆收入中央後，中蘇飛機聯絡站，當由哈密移至阿拉木圖。中蘇邦交形勢大為好轉。」

中方對此有所回應，9月25日，蔣介石告訴侍從室，「蘇聯外交專機可准其飛渝。」這也是僵持了幾個月未決之事，「此乃中蘇國交好轉之步驟。」（《唐縱日記》）

1942年10月3日，盛世才致電蔣介石，說2日蘇聯駐迪化領事館電告，蘇聯政府詢問中共人員在新疆情況，是否被拘捕或監禁？如果由蘇聯政府正式行文請新疆省政府將中共人員經蘇聯送返延安，是否可行？盛世才回答說中共人員是中國人民，違反中國法律，應受中國法律制裁，望蘇聯政府不必過問。蔣介石得知此消息後認為，「新疆共黨百餘人，被盛拘禁，應即使之釋歸延安，切勿殺害，更不宜久拘新疆境內」，乃於5日令朱紹良轉達盛世才辦理。但12日，盛世才再電蔣介石，稱釋放中共人員事未能照蔣電辦理，原因將派其弟盛世驥來渝面報。（《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

10月16日，蔣介石接見將回國述職的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望其轉告蘇聯政府：今後兩國間一切交涉，務須趨上正軌，獨山子之油礦，盼即簽訂合同；迪化之飛機製造廠久已開工出品，而合同尚未簽訂，有礙我國主權。請蘇聯政府對此二事能迅速解決。蔣自記曰，此前曾有數函致斯大林，彼置之不復，「惟我仍應大度涵容，不與深較，況此時俄遭受德之侵略，形勢不利，更應以禮遇之也。」（《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

1942年11月28日，蔣介石任命盛世才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將新疆省劃入朱紹良統轄之戰區範圍。1943年1月8日，朱紹良與盛世才商妥，准予恢復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盛世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主任委員，以黃如今為書記長。1月16日，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成立，盛世才宣誓就任省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在新疆的黨務活動開始逐步恢復。

蘇聯勢力退出新疆

實際上，為達到使蘇聯勢力退出新疆之目的，國民政府與新疆地方政府各有分工，由國民政府負責關於經濟合作問題的談判，如獨山子油礦和飛機製造廠問題。至於要求蘇聯從新疆撤走蘇聯顧問、技術專家、地質勘探人員和駐軍等事，則由盛世才出面進行。

早在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即向蘇聯新任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遞交了一份致蘇聯政府的備忘錄，要求除蘇聯外交官員，可給予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蘇俄人———包括軍事顧問人員，軍事教官，財政廳之蘇俄顧問、技術專家、工程師、醫生，紅軍駐哈密的第八團整個部隊，阿爾泰與伊犁區的錫礦人員與探測人員等，都應在三個月內，一律撤離新疆省。

蘇方在經反覆交涉無效的情況下，1943年4月，蘇方通知盛世才，將撤退所有蘇方人員、設備及駐軍。自1943年5月起，蘇聯地質專家、考查員及眷屬陸續出境返蘇。至1943年6月16日，所有蘇聯軍事及技術顧問也均已離開迪化，部分尚留省內各處，等待接運，但已停止辦公，後來各地區蘇聯顧問等也陸續撤離。蘇聯駐哈密紅八團及一個空軍支隊也從1943年4月開始分批撤離，至10月29日最後一批200餘人撤出，中方官兵進駐營地。

當蘇聯空軍支隊撤離時，中方抓住這一時機，要求蘇聯撤消設在伊犁、烏蘇、迪化、奇台和哈密的電台和機場，並取消蘇聯飛機以前享有的進入新疆領空的特權，此後蘇聯飛機入境，即依照外國航空器飛航國境統一辦法辦理。

中蘇雙方於1942年10月15日開始會商獨山子油礦合辦案，談判進行近五個月，雙方在資本、管理、法律與土地使用上意見分歧，無法達成協議。至1943年5月17日，蘇方忽然通知中國外交部：蘇聯政府已決定將獨山子油礦設備拆卸運回蘇聯，舉行近七個月的中蘇合辦獨山子油礦談判，遂戛然中止。蘇聯將礦區設備基本拆運回國，剩下一些破舊設備以170萬美元的價格轉讓給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

迪化飛機製造廠是1939年中蘇雙方商定合資興建的，直至1942年蘇聯在迪化建成工廠並生產出飛機，而兩國間尚未簽訂建廠合同。盛、蘇交惡後，蔣介石曾於10月16日對潘友新提出訂立正式合同問題，稍後外交部也提出「收回」或「與蘇聯合辦」兩種意見以備採擇。但在盛世才一意進逼之下，蘇聯決定乾脆取消該廠。7月26日，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察看該廠，各項機器已拆除搬回約80%，僅剩一些附屬設備與廠房，1944年5月中蘇雙方達成協議，中方以420萬美金買回該廠廠房及所剩附屬設備。

重慶對盛世才的態度

在蘇方開始撤離後，1943年5月25日，盛世才將有關進展情況電告國民政府，重慶方面乃得知「蘇聯表示對新疆放棄之意。」這一天，在蔣介石召集的參事室會報及特別小組會報上，王世傑力陳「對蘇聯應強烈表示親善，以促其對華政策之繼續演變。」（《王世傑日記》）

6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奉命致函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外交部，稱由於盛世才的刁難與作梗，蘇聯被迫停止在新疆的合作項目，撤退專家，縮減商業活動，盛世才的種種「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是促成此一結果的原因，並將「盛蘇密約」呈交國民政府。（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但同樣未得到蘇方所期待的回應，倒是見到不久之後重慶對盛世才的英雄般的歡迎：1943年9月6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盛世才首次離開新疆於4日到重慶出席，「委座吩咐軍統局、警察局特加註意，妥為警衛。」7日上午，即安排盛世才「在全會報告新疆十年以來之政治變化，」盛世才在報告中聲稱蘇聯「對中國內地是采親善形態，對我邊地則采侵略手段。」11日，蔣介石召集各院院長及吳稚暉等二十餘人討論對共產黨問題，盛世才也在被邀之列。這簡直是在抽潘友新、抽斯大林的耳光。

當盛、蘇交惡之初，國民政府曾設想既收回新疆，又維持與蘇友好。王世傑、孫科、賀耀祖、邵力子、翁文灝等也在不同場合強調應對蘇親善；而蘇方前後兩次不惜將並不十分光彩的盛、蘇絕密文件遞交國民政府，固然是一反間之計，欲假手重慶整治盛世才，但同時其實也包含這樣一種涵義：即蘇聯將盛世才與國民政府區別對待，將盛世才、蔣介石視為可以分化的兩種勢力，將盛的反目與對國民政府的關係分開處理。

然而，不幸的是，這兩種設想都僅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事態的發展清楚的表明，蔣介石、盛世才在此問題上已達成共識，相互利用，緊密配合，使蘇聯在新疆多年的苦心經營基本化為烏有。在新疆事件後的對蘇態度上，既然蔣介石、盛世才之間實際上未加切割，蘇聯自然也不會對蔣、盛有所區別，於是，在局勢緩和過來之後，在國民政府有求於蘇聯之後，也就是斯大林對蔣介石還以顏色的時候了，正如我們在其後所一再看到的那樣。

新疆反蘇的負面影響

國民政府抓住機遇收復新疆的行政權，有其值得肯定之處。如果任由新疆問題惡性發展，像外蒙古那樣，經過若干步驟，發生新疆脫離中國、加盟蘇聯的情況，將使中國蒙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無論如何，這確是一個大收穫，關乎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但另一方面，在具體謀劃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國民政府又有不盡妥當之處，帶來了較多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點：

其一，對蘇外交未處理好，收回主權沒錯，但並非不可合作，但盛世才是乘人之危，突然襲擊，翻臉不認人，施詭計，搞陰謀，製造假案，栽贓陷害，不容任何協商，勒令三個月撤離，做得太絕。蘇聯是過去的靠山和盟友，下手這樣狠，在道義上有問題，如果能採取較為和緩的方式，既維護國家主權，又維持正常的中蘇關係，未始不是一種更好的選擇，也並非完全不可能。那樣的話，對蘇對華均有利，對新疆經濟也有利，不一定非要採取這樣決絕的方式；

其二，使新疆建設蒙受損失，變亂四起，新疆從此進入動亂時代，人民生活困難；

其三，對盛世才過於偏袒，沒有一個應有的交待。盛世才如此殘暴、虐殺，蔣介石一味庇護，新疆各界向重慶方面控訴，國民黨在疆人員受迫害，蔣介石均不給一個說法，無公平、正義、法紀可言，盛世才這樣的人，未受一點懲戒，實在是沒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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