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官」：翻譯行業在我國由來已久

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官」

翻譯這個行業在我國由來已久,中國本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語言不一,與境外的往來也很頻繁,因此歷朝歷代都設有專職翻譯機構,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到晚清國人走出國門,在中國歷史的各個節點上,都活躍著翻譯官們的身影。

張騫鑿空西域離不開堂邑父

據說翻譯這個職業最早出自周代,《後漢書·南蠻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平和,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稚。」史料中的越裳國大體上在今天的越南一帶,「三象重譯」就是連續翻譯了多種語言——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翻譯了吧?

中國古代早期的譯者大都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姓,歷史典籍中有據可查的可能就是張騫的嚮導和翻譯堂邑父了。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郎官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月氏共同對付匈奴。漢武帝的這個決定,不僅讓張騫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語),還開闢了一條千古傳誦的絲綢之路。對於張騫的這次遠行,司馬遷在《史記》中稱之為「鑿空西域」,可以看出張騫出使西域對中華民族的影響之大。

出使西域有兩個最大的困難,一是路途遙遠,月氏遠在天邊,如同傳說;二是必須經過匈奴,語言不通,並且隨時都有被扣留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為張騫配備了一個助手堂邑父,作為他出使西域的嚮導、翻譯和保鏢。

關於堂邑父的資料,史書中記載極少,據說他是西域胡人,本名甘父,在戰爭中被漢軍俘虜,成為堂邑侯陳午的家奴,故名堂邑父。堂邑父的主人陳午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西漢開國元勛陳嬰之後,漢文帝女婿,漢武帝岳父,他的女兒就是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金屋藏嬌中的主角陳阿嬌。

堂邑父精於騎射,諳熟西域地理和當地語言,所以被選拔為張騫助手。公元前138年,張騫率領100多名隨行人員,從隴西出境,開始了西域之行。不過這次出使並不順利,張騫一行剛剛經過匈奴地界即遭扣押,後趁看管不嚴,張騫成功出逃,來到月氏。不過月氏早已不願糾纏與匈奴的舊怨,張騫無功而返,又被匈奴扣留。張騫和堂邑父故伎重演,乘匈奴內亂之機再次逃脫,回到長安,不過當初出發時的100多人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兩個了。

對於這段歷史,後人只記住了張騫的名字,而忽略了堂邑父的存在。至於堂邑父如何與匈奴人虛與委蛇,保住了張騫性命,史書中隻字未提,只記下了這樣一行文字:「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看來,如果沒有堂邑父,張騫即使不被匈奴人殺死,也會餓死在路上。

張德彝眼裡的西方世界

張德彝出身北京同文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科班出身的翻譯。

同文館是清代最早培養譯員的學堂,1861年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洋務運動領袖恭親王奕建議在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1862年同文館正式招生,眾所周知,當時知識分子的正途是科舉考試,同文館被人們譏為「學鬼話」,很少有人報考,第一批入學的僅有10人,張德彝就是其中之一。

同文館畢業後,張德彝多次以通事(翻譯)身份隨清廷官員出訪歐美,他一生八次出國,在國外度過幾十個年頭,後來張德彝將出洋日記編輯成冊,依次編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記述了他眼中的西方社會。

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中國人對他們也是如此。遊歷海外期間,張德彝見識了許多新生事物,在倫敦看到一種奇怪的車子,「前後各一輪,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輪轉,足動首搖,其手自按機軸,而前推後曳,左右顧視,趣甚」,這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自行車。

1866年4月19日,張德彝到英國軍官戈登(此人曾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家作客,見到了一個神奇機器,張稱之「鐵裁縫」。這個「鐵裁縫」其實就是縫紉機,張德彝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形似茶几,上下皆有關鍵,面上前垂一針,後一軸線。做女工時將布放於針下,腳踏關鍵,針線自能運轉,縫紉甚捷。」張德彝還把美國總統府譯為「白房」,估計這就是「白宮」譯名的由來,他在《歐美環遊記》說:「朱溫遜(美國總統約翰遜)少有大志,隱於縫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國安民之書,罔不精心功習,國人敬之。前任統領凌昆(林肯)卒後,眾遂推彼登位,故國人呼為『縫匠統領』。其府周圍三里,系漢白玉石建造,外繞花園,土人呼曰『白房』。」

天津教案發生後,張德彝隨欽差大臣崇厚赴法賠禮道歉。1871年3月,張德彝到巴黎租旅館,巧遇了舉世聞名的巴黎公社起義,他在《隨使法國記》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一事件:「叛勇(指起義戰士)猶追逐不已,槍斃官兵數十人。戌正,叛勇下山,欲來巴里(巴黎)。一路民勇爭鬥,終夜喧闐。」對於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後的情況,張德彝在日記中也有涉及:「其被獲叛勇二萬餘人,女皆載以大車,男皆攜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作為一名中國官員,張德彝對於此次起義的背景和意義可能不太理解,但從其文字可以看出,他對巴黎公社戰士還是抱有同情心理的。

作為近代中國最早的翻譯人才和外交官,張德彝的貢獻有目共睹,但令人詫異的是,張終生以「舌人」(翻譯)自居,認為自己不是科舉出身,終屬「不學無術之流」,以至於晚年囑咐兒孫務必要讀聖賢經書,走科舉正道。

辜鴻銘:張之洞的洋文案

清末民初有一位怪才辜鴻銘,他曾擔任過晚清重臣張之洞的洋文案,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外文秘書。

辜鴻銘出生在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威爾斯王子島,即現在的檳榔嶼。辜鴻銘父親是個華僑,原籍福建,當時為英國人布朗經營橡膠園。布朗夫婦沒有孩子,他們將辜鴻銘收為養子。

布朗夫婦家境優裕,辜鴻銘從小便受到良好教育,1873年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877年入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隨後又去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法學專業。1880年,辜鴻銘返回威爾斯王子島,在當地殖民政府任職。

辜鴻銘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希臘語和拉丁文,《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由衷地稱讚他說:「辜鴻銘的英語辭彙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德國作家帕凱也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辜鴻銘曾在德國人舉辦的聚會上,用德語即興發表了一段精彩演說,贏得全場的一片驚呼和掌聲。

1885年前後,辜鴻銘在船上與幾位詆毀中國的外國人舌戰,引起了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注意。後來楊玉書向兩廣總督張之洞極力推薦,辜鴻銘由此進入張之洞幕中,處理對外事務。

上任伊始,辜鴻銘看到外國公文中稱中國貨為「土貨」,非常氣憤,認為有蔑視之意,立即將其改為 「中國貨」。幾年後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行,當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經常引發外交糾紛,辜鴻銘於是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將教案的原因、由來及中國政府的立場說得明明白白,轉載此文的英國《泰晤士報》懷疑此文作者並非中國人,因為「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

跟隨張之洞期間,辜鴻銘將《大學》《中庸》和《論語》翻譯成英文,在海外出版發行。他還協助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辜鴻銘訂閱了上百種國外報刊,遇到新鮮事物必向張之洞逐句講解,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文史學家王森然在《辜鴻銘先生評傳》中這樣評價:「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先生(辜鴻銘)建議,梁(梁鼎芬)從旁贊助,文襄(張之洞)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

1907年,辜鴻銘隨張之洞進京任職,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後升至左丞。1910年,辜鴻銘辭去外務部職務,南下上海任教於南洋公學,1915年又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

民國後,辜鴻銘的思想日趨保守,據周作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期間不僅自己留著辮子,就連他的車夫也是如此打扮,被同仁和學生視為怪物。辜鴻銘自幼在國外成長,受的也是正統的西方教育,他的這種轉變,不知是何原因。

（來源：《海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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