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鄉紳？——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札記
文 / 帥好
費孝通55年前說：「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貴族力量的再生時期，或者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中等階層奪取政權的時期？」我認為思考這個問題，可能要從鄉紳這個過去龐大的地方精英起步。本文大約7400餘字，分為「誰是鄉紳」、「拐了彎的鄉紳義舉」、「鄉紳的法律特權」、「鄉紳的地方影響力」等四部分。這裡選發第一部分。
誰是鄉紳？
如果沒有記錯，在那部反映雍正皇帝勤勉治國、獲得多個大獎的電視連續劇中，青天大臣田文鏡有一場戲，說的是河南幾十名考生聚堵衙門、罷考，要求為農民減稅的事情，之後田文鏡處置得力，平息了這場糾紛。
這場戲對民間鄉紳階層正義的塑造，符合一貫承襲的傳統，幫助正義情緒的滿足感，在基層社會大行其道。但事實上，兩千年來，對這種由官紳、學紳共同打造的「口頭歷史、情緒共識」，以謬傳謬，流弊至今，其正是在「學而優則仕」社會中，士紳們用筆維護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種手段。
「鄉紳」一詞，在民間社會的通俗含義，一般是指那些在當地有名望人士。至於何為「有名望人士」，總該有個尺度。鄉紳在清代的社會作用，主要集中在地方事務上。清代社會的縣級政府，是「一人政府」，行政事務方面，一切由縣官說了算；在地方事務方面，士紳階層與官方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決策，其權力是依靠政府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及地方影響力授予的。這點非常重要，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瞿同祖說，「士紳的這個權力是非正式的授予的權力，」（瞿P282）我僅同意一半。原因是士紳的權力來源，依然來自專制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民間自治授予的。另外瞿同祖認為，在中國城鄉不存在自治（P11），我非常同意。
士紳階層，瞿同祖將其大體分為兩類群體：一是官員，包括現職、退休和罷黜官員，其中含捐買官銜、官階的；二是有功名的「士」，文武進士（京師會考優勝者）、文武舉人（省級鄉試）、貢生（可以捐買）、監生（可以捐買）、生員（官學第一名，又稱秀才）。這兩個集團通稱士紳階層。前者稱「官紳」，後者稱「學紳」。（P288-291）瞿同祖的方法是政治制度規制式的，而觀察是圍繞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實施進行的。
士紳階層中，一般官紳在故鄉均有土地，而學紳不一定都有土地，但總體上，士紳階層擁有一定數量的財富是其基本特徵。革命觀念中，「地主」就是「土豪劣紳」的說法，給後人留下相當混亂的認識和價值判斷。現在還有一個觀點是縣下皆自治，地方精英要麼有文化、要麼有財產。這是非常欠妥的化約式思維方式。
到了費孝通先生這裡，他從來沒有從政治秩序中弄清楚過士紳究竟是哪些人。1953年他在美國出版的《中國紳士》認為，士紳階層集中於官紳及其部分親屬，以及受過簡單教育的地主。（費P14）因為費老的思考主要著眼經濟上的貧富、剝削，從社會學角度來觀察的。他在追問，為什麼這個寄生的階級會維繫這麼長久？士紳取得的成就能否為這個階層的存在作出充分的辯護？靠什麼贏得農民的尊重和感激？（參見費P115）
從今天的政治哲學角度來看，費孝通書中還指出另一個更為深遠的思考：「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貴族力量的再生時期，或者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中等階層奪取政權的時期？……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類似英國大憲章的運動？經濟結構中的地主階級是這個社會結構中的紳士，為什麼他們在政治上變得這樣中立，這樣消極？」（費P14）
費孝通自己的回答是：「紳士不同於西方的貴族，不可能形成一個政黨來盡責管理一個政府。」「他們進入政府，但不是為了政治權力本身的目標。事實上，即使他們在政府里做官，典型的官員還是同時作為他親屬和關係戶的代表而發揮作用。」「他們因社會而變，但沒有政治責任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把他們看作一個貴族等級。」（費P118-119）
瞿同祖也提出了類似問題：為什麼存在衝突的官紳之間，沒有導致顯著的變革？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所有集團都能在現行體制下得到最大的回報，惟一例外是普通百姓，因此儘管存在衝突，他們卻沒有興趣改變現狀。（P339）
接瞿同祖先生這個觀點，對比英國封建之後的貴族力量，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英國分封的土地私有制，是英國貴族的底氣，他們在分封的土地上甚至有服務封地的自身武裝。再與當時的法國相比，同一時期中國的市鎮鄉村，從來沒有議會，沒有任何自治組織，能夠對抗王權。當時西方人的那種抵抗，精神上的動力來自於宗教的信仰：教權信仰給人們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庇護——王權再高，也低於上帝的授權；王權不公，人們會聽從上帝的召喚。而大一統的清王朝，遵循的祖制卻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士莫非皇帝家奴，最高信仰就是皇帝萬歲、偉大、光榮、正確。
那麼信仰呢，費孝通說，「從韓愈開始，中國學者就不在皇帝對錯上來麻煩自己了，他們認為學者的作用就是維護皇帝。」（費P31）鄉紳雖然是地方有影響力的群體，但這個群體依然是皇權體系中的一個特權階層，他們與地方官員相互依存，維持相對安定的生活是其宗旨。
鄉紳，從明朝到清朝，然後跨越民國來到1949年，我關心的是民國階段的鄉紳問題。我想說明的是，地主這箇舊時代中國基層社會的富有群體，比起鄉紳來說，抗風險能力明顯偏弱，如果沒有機會捐個功名，在清朝的待遇依然是庶民，經常處於來自衙門的迫害和困擾；如果在民國，地主被困擾的主要對手，就是佔山為王的土匪、各種過路軍隊的兵痞和縣官府的持續敲詐。他們均有一個好聽的旗號叫「殺富濟貧」。
民國階段，軍閥混戰20多年，之後抗日戰爭8年，之後是國內戰爭4年，國民幾乎一直是在戰火之中苦熬苦撐。分析這個階段的鄉紳，其參照又是什麼？皇權專制的社會結構不存在了，那個政治秩序中的所有保護沒有了，戰火中的槍杆子和不斷更迭的地方政府官員，成了鄉紳最大的上帝。由於朝代更替的時間還短，清朝遺風還在，兩千年專制社會下形成的鄉規民約，對鄉紳的行為還有一定影響。
著名美籍奧地利探險家、植物學家、地理學家和語言學家約瑟夫·洛克所攝甘南卓尼鄉紳（1925年）
如果以法律為參照，按著黃宗智的觀點，大清律和國民黨時期的法律總的比較是：大清民事律主要是禁止某行為，加以刑罰；而國民黨的法典確定了某些原則、權利、義務和時效等。（參見黃P22）在民國制度之下，鄉紳與庶民的身份不平等問題，至少在立法上正在弱化，而貧富、知識、武力的多少，可能是鄉紳及行為的主要標杆。
還有一個問題，民國時期的鄉紳，有權利在法律上代表自己的利益，甚至每一個普通國民也有，但誰來代表地方群體的的利益？依然沒有一個確定的法律制度和平台，也沒有一個保護或代言國民群體的義務體系。這個問題，可以說迄今2008年為止，也沒有解決。鄉紳最多也不過關心地方穩定，一般僅是出於道德上的義務。以德治國，可能就是其遺風。
我關注這個問題也有好幾年了，採訪過好些箇舊鄉紳，或者近親屬、僕人等，由於假歷史和簡化方法論的誤導，一直不得要領，讀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書，忽然明朗了一些，甚至覺得找到了研究這個問題的樞紐開關。不釐清這個問題，跨越民國之後演變的鬥地主事件，就難以找到紮實的民間來源根基。我的目的不在為誰昭雪，只為社會演進的腳步留下清晰的印跡。
帥好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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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帥好，獨立批評家、歷史學者。中國第三屆當代藝術思想論壇「藝術史論獎」獲獎者。代表作：《以酒為天：大饑荒中的茅台酒紀事》《畫殤：中國、愛爾蘭畫家反饑荒行為比較》，正在進行的一項華人美術界的獨立研究：《極權美學研究》。該項研究的第一部分《政治運動中的美術》已載於2013《領導者》新年特刊《歷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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