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血泪史：战争杀戮，百姓何辜？

新闻背景

昨日，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根据协议，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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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力即劳动力的缺乏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日本政府不仅在其本国内进行了所渭「连根拔」的劳务动员，而且还从朝鲜征用了大批劳工，但仍不能满足战时劳动力的需要，日本政府遂决定掳掠中国劳工。

1940年3月之际，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民间」就对使用中国劳工问题进行了商讨，其所言的「官民」之「民」，自然是指民间人企业主和大财阀。其实日本企业界在此前一年，即1939年时，就积极推动政府制定掳掠使用华工的政策。同年7月前后，作为「外地劳动者移入组合」的发起人代表地崎宇三郎就代表北海道土木工业界向日本厚生大臣、内务大臣提交了使用中国劳工的申请书。

他在列举使用中国劳工的「理由」与好处时还强调，中国劳工不仅劳动力廉价，可以对日本的低物价政策起一定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些劳工回国，对日本「国力」进行宣传，对日军在华的「宣抚」工作发挥作用，使用中国劳工是一举多得的举措。1939年1 2月，日本土木工业协会在其调查部内设置研究课题，以「移入华工」为课题，参照伪满的劳动统制进行研究。这期问该协会理事长菅原恒览曾向递信及铁道大臣提出「移入5万支那人」的建议。，除土木工业界外，煤炭等矿业也不甘落后。1941年8月，日本煤炭矿业联盟会长松本与日本金属矿业联盟会长伊藤联名向日本企画院总裁铃木、商工大臣左近寺、厚生大臣小泉提出《矿山劳务根本对策意见书》，积极要求使用中国劳工，「只是苦力的使用，从社会上、保安上等其它观点来看，矿山以外的产业部门可待以后再说。对中国苦力，不能拘泥于各种劳动立法，要断然实行特殊的管理」。

这个意见对于日本政府与大企业主之间达成共识起了很大作用。从时间上看，此时距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3个多月，可见，由于劳动力缺乏，即使没有太平洋战争，为解决劳动力资源问题，日本也将使用中国劳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只不过是加快了这一步伐。

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作出的《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

至1942年10月，日本政府掳掠中国劳工计划开始具体落实。东条内阁在1942年11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的事项》的决议。这个决议分为「方针」、「要领」和「措施」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日本政府毫不掩饰地道出了掳掠中国劳工的用意及目的：「鉴于内地劳务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动力显著不足之现状，兹根据下记要领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以便使期协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

1943年3月2日，内务省警保局长即致函警视总监、各厅及府县长官，发布了《关于华人劳工移入内地及其管理事项》，对移入中国劳工的手续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至此，日本政政于与企业关于掳掠和使用中国劳工的方针政策、各项规定以及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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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分试验移人和正式移入，试验移人从1943年3～11月，共8批，计1420人，正式移人从1944年～1945年5月，共161批，计37515人。全部移人从1943年3月始，到1945年5月止，共强行移人169批，计38935人。根据田中宏等人编著的《资料 中国人强制进行》一书记载，「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人」。

从提供劳工的部门和单位看，伪华北劳丁协会为34717人，伪华北运输公司为1061人，「日华劳务协会」为1455人，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为682人，伪满福昌华工公司为1020人。

从中国劳工的组成成分看：一是爱国抗日的国民党官兵和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战员；二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抗日救亡干部；三是贫苦的农民、工商业者、教师和青年学生；四是失去日军信任或拟投八路军的伪军，这是极少数。劳工多数为青壮年，15岁以下的儿童为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8人。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年纪最大的为78岁。

日军强掳中国人

从中国劳工的地区来源看：华北为35778人，占赴日劳工的91．9％；华中为2137人，伪满为1020人。如果按省计算：河北省籍14951人，占有记载可统计数31911人的46．85％；山东省籍的9167人，占28．73％；河南省籍的4149人，占13％；江苏省籍的1159人，占3．63％；山西省籍的612人，占1．92％。

从中国强掳的劳工运抵日本后，由日本厚生省再分配到日本各地的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分配到各作业场的中国劳工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其中在矿山业的有47个作业场，计16368人；在军事土木工程的有63个作业场，计15253人；在港湾装卸业的有21个作业场，计6099人；在造船业的有4个作业场，计1215人。从开采煤炭劳工的情况看：采矿工44．7％，搬运工10．3％，掘进工27．3％，破碎工1．8％，堆土工0．3％，机械T 1．4％，其他14．2％，几乎全是矿井内的重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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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在被运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委员会《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事中写道，从乘船到抵达企业单位，这个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世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都有在日伪监狱、俘虏收容所或劳工训练所关押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关押很长时间之后才被押送日本的。如先后在福岛、长野、北海道等地被强制劳动的马汝骏就是1942年被捕，后被解往北平，关押在铁师子胡同日本人监狱70天，后又被关进北新桥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年零7个月；1944年8月中旬被用闷罐车运至塘沽，然后才送至日本。再如被掠至静冈县伊豆半岛的张文泉，是1943年1月被捕的，此后关押在「北京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直到1944年农历10月，被运往塘沽，在塘沽的劳工收容所又关押了一段时间，才被送至日本（何天义《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无论是抗日的中国官兵，还是普通农民、商人，在被送往日本之前的关押收容期间，都遭受到严刑拷打，并且关押收容的条件十分恶劣。

「这里岗哨林立，电网密布，里边几座大席棚，每个棚里住有百十几个难友，睡在潮湿的地上，吃高粱米、喝菜汤，不管饱，小便不让出席棚，大便要报告，不报告就被痛打一顿。棚内又脏又冷，传染病连续发生；有病不给治，每天大棚里抬出十几个死尸或重病号」（《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之一）。连使用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人员也承认「在收容2 000人以上的收容所内，一名医生也没有，主食是半生的窝头，也无给水设备，都饮用‘白河’的泥水」（《世界》）。

中国劳工的乘船港，主要是塘沽与青岛，此外也有少数在上海、大连、连云港乘船者。在收容所至乘船港之间，他们被装进有盖货车(闷罐车)内，从外面将车门锁死。「从外面看，不知车内所装何物，只有负责运送的军队才知内情。就这样运行几百公里，途中即便停车，也是停在远离车站的地方，并且车门的锁也不打开，因此在车中出现很多死亡者」。为了防止中国劳工在途中逃亡，除不允许劳工下车外，日本军队和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加强途中警戒。在日铁鹿町矿业所一次从石门运至青岛的400名劳工时，除由该企业派至中国的「接收人员」21人外，还有「日军曙1453部队大崎少尉和以下两名军官及27名士兵担当警备」。（《草墓碑》）也就是说，平均每8名劳工，便配有1名武装警备人员。其戒备森严程度可想而知。

日本「信浓丸」号货船，首批赴花冈中国劳工乘该船抵日本

被掠至日本的169批中国劳工，无一例外地被装入货船中，关闭在船仓内，不得到甲板上，只允许在煤炭、盐与矿石等船内货物上起居。船中无医生又无护士，一旦患病只有死亡。当时日本的船只还不断遭到盟军的攻击，因此为了躲避盟军方面的潜艇和飞机，加之这些货船还要在中国沿岸港口卸货、停泊，所以航海日期很长。根据《外务省报告书》统计，在169批中国劳工中，除26批航海日期不明外，有86批为4日至9日，48批为10日至19日，6批为20日以上，3批为30日以上，最长时间达39日。这么长的航海时间，又没有充足的粮食和淡水，别说在乘船之前就饱受折磨的中国劳工难于忍受，就是十分健康的人恐怕也难以经受如此严酷的折磨，在航行中便常有跳海逃亡的人。

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在整个海上运输过程中会出现几百名的死亡者。到达日本的登陆地点下关、门司等地后，刚一登陆就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宪兵与警察包围起来，充当斡旋的日本有关官厅开始向企业分派劳工。各企业接收地的警察署也派人去监押。在所有分批登陆的中国劳工中，几乎都有濒临死亡的重病患者。据曾在北海道三井芦别煤矿被强制劳动的郭家德讲：

「到日本下关下了舵船又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鬼子怕把传染病带到他们国里，就把我们的衣服都脱光去蒸馏消毒，头发胡子剃光，有传染性病的人都挑出来带上个白袖箍没有病的给带上个红箍。检查完后，把带白箍的用小汽船载走了，这些人至今不知下落」。（《人民文学》）

为防止中国劳工上陆后逃亡，从上陆地点至企业之间，也是用有盖货车和卡车运送，在军警的严密警戒下进行。在日本国内的陆运过程中，一路上也不断出现死亡者。1945年1月12日，由塘沽乘船被送往日本茨城县日立矿山的第3批300名中国劳工除船中死亡28人外，在登陆地下关又有13人死亡，从下关至矿山之间，途经广岛、大阪、名古屋、东京、上野车站，在每个车站都出现了死亡者。在到达日立矿山的1月27日，这批劳工只剩下252人。就是说从离开中国至到达日本就劳地点的15天内，共死亡48人，占乘船劳工总数的16％。被掠至日本的全体中国劳工，仅在日本的登陆地点与就劳企业间的陆运过程中就有24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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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

对活下来的劳工们来说，另一场噩梦才刚刚开始。为了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了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单位管理中国劳工体制，拟订了各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残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业的38117名中国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有2282人是到各作业场三个月以内被残害死的。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载称：从乘船以来各企业单位共死亡中国劳工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平均每五个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如果再加上负伤的(6975人)和残废的(467人)，那么就中国劳工的伤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单位，其中10％～29％的43个，30％～52％的14个。在这14个单位中，共有中国劳326640名，占总人数的18.4％，死亡2483名，却占总死亡数的36.31％，还有负伤的426人。如鹿岛花冈、川口芦别、空和天监、矿峰之泽、日铁釜石、古川足尾和战线仁科等单位，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战线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就死亡了104人，高达52％。

被奴役的花冈劳工

日本政府和企业不把中国战俘劳工当人看，釜石警察署1944年9月25日，曾向日铁釜石制铁所就劳工管理发出过如下通知：

「汉民族不为感情所左右，愈是亲切相待会越发使其傲慢起来，因此不必亲切心或爱抚相待」， 「宿舍坐着头上有三寸空余即可」，「中国人的观点认为洗浴是被征服者款待征服者的设备，所以不需要」。

到日本后，战俘劳工住的多数是临时用木板搭成的简易房，没有窗户，四面透气，夏天闷热，冬天寒冷。房内是上下两层的大通铺，铺的是草席子，被褥很少，冬天下雪时，劳工早晨醒来，被子和头发上全是雪霜，冷得受不了，劳工们只好几个人在一块挤着睡觉，相互取暖。劳工住地大都有高高的围墙，有的还架有电网。多数门口有警察或武装警卫站岗，未经批准或没日本人带领不能随便出入。实际上他们就是「囚犯」，没有一点行动自由。

为防止中国劳工逃亡，除了在劳动场所有宪兵、警察监视和上下工的路上有日本管理人员带领外。在劳工的宿舍内外也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每个劳工宿舍内都有日本「寮长」或「舍监」，负责管理中国劳工的起居。宿舍的四周建有两米左右的围墙，围墙的出入口经常上锁。围墙的角上设有监视岗楼，昼夜配置警察轮班监守。三井田川矿华工所居住的「身内谷寮」围有1．8米的围墙，日本当局还认为「这里有逃跑的危险」，命令「再把围墙增高一倍」。住友别子矿业所的华工宿舍，为防止逃亡，修建在东西南三面是断壁悬崖，北面是千仞山谷的与人世隔绝的地方。

除了加强宿舍内外的监视措施外，在华工所在的县内各警察署和邻接府县都备有写有华工姓名：贴有本人照片的「名簿」。这对华工来说，无异于布下天罗地网，即使有人侥幸逃出本县，也无法逃出邻接府县。事实上，在掠至日本的近4万名中国劳工发生的无数人次逃亡中，最终也只有刘连仁1人逃芒成功，在北海道山中隐藏了13年，于1958年被当地人发现得以生还中国。

战俘劳工吃饭很少见到大米、白面，多数吃的是稻米糠、玉米面、麸子面、豆饼面、橡子面、鱼骨粉的混合面。劳工上工后每天三顿饭，每顿两三个小馒头（玉米面饼子），一碗稀汤，很少吃到青菜，更谈不上其他副食，多数人只能吃到半饱。有些作业场，劳工生病不能干活，伙食还要减半。有的劳工饥饿难耐，就在上下工的路上拔野菜草根吃，有的捡日本人扔掉的橘子皮、苹果核吃，有的抓老鼠烧着吃，花冈还出现烧尸工吃烧焦人肉的惨剧。

战俘劳工穿的衣服基本都是被抓往日本前在中国发的，到日本后，有的作业场发过短裤褂，有的煤矿只给劳工发块兜裆布。劳工在井下干活时，有的只围块兜裆布，有人只能赤脚光身子。冬天，劳工没棉衣穿，太冷的时候只能把毯子披在身上干活，有的穿草鞋蓑衣，有的把水泥袋、麻袋、草袋用铁丝或绳子捆在身上、裹在脚上，用以御寒。

日本三菱公司高岛作业场

战俘劳工从事的劳作或苦役既危险又繁重，各个作业场接受日本军需省分配的任务，强迫中国劳工每天都必须完成一定的产量定额。不少劳工早晨天不亮起床上工，晚上太阳落山才收工，午饭大部分在工地吃，每天劳动10~12个小时，有的长达16个小时。每十天或半个月还有一个「大出日」、「突贯期」（即工程突击日或突击周），劳动任务加大，时间加长，从而致使一些劳工因身体虚弱、劳动加重而患病死去。原三菱美呗矿业所劳务课的西村武夫曾做如下证言：「军部的命令要求出工率要达到85%，出勤的指标直接涉及粮食的供应标准，严重营养失调的人们当中，有的稍微绊倒跌个跤，就踏上了死亡的征途。」

天盐煤矿的劳工回忆，上工「推溜子」小车一个连一个，一上班就成了「机器人」，一刻也不能停，一停就堵车，一堵车就挨打。长崎崎户的劳工从山下往山上扛石头，每次要扛六七十斤重，来回走3里，每人每天必须扛20趟，如果扛的石头小了点，日本监工凭眼一看，认为分量不够，就算白扛；后来下井挖煤，不仅每天要干12个小时，还必须挖够10吨煤，否则日方不准上井。但是仅凭手工作业挖10吨煤谈何容易，因此劳工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井下通风条件和安全条件极差，劳工在井下干活时，上面淋水，下面踩水，还经常发生溜巷、冒顶、透水和瓦斯泄漏事故。福冈大牟田煤矿，因井下通风不好，温度太高。劳工们干一会儿活，就要到洞口透透气，就这样还有不少劳工被热晕。到了冬天，井下干活一身汗，可到井上却冻得直打战，因此患病者很多。

日本工头和监工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叫中国劳工「苦力」、「清国佬」、「亡国奴」。监工们手中都拿着棍棒、鞭子、锤子、铁棍等，驱使劳工们不停地干活。监工们视中国劳工为俎上之物，任意宰割。中国劳工被打骂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根本就没理由的挨打。听不懂日本话挨打，报数报错了挨打，干活慢了挨打，干累了直直腰也挨打。

低劣的食物，繁重的劳役，残酷的折磨，使劳工们个个骨瘦如柴，越来越多的人不堪重负生病。劳工患了病，有的将患病劳工送进病号房，就不再过问，有的还减少伙食，致使一些劳工有病不敢吭声，病重只好等死。劳工被砸死、压死、病死、累死、饿死、冻死、狼狗咬死、日本监工打死者很多。劳工死后，有的被就地挖坑掩埋，有的被拉出去火化。火化分单独火化和把几具尸体放在一块火化。火化后，日方随便捡点骨灰，装进骨灰盒，写个名字，就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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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

中国劳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自始至终进行着英勇的反抗斗争。逃亡便是他们的反抗斗争的手段之一。在中国运送过劳工的原El本独立汽车第64大队的松井胜重说：「在拐弯处，卡车速度一减慢，他们当中就有人试图逃亡。可是日本军立刻从卡车上用机关枪与步枪瞄准，并打死他们」（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月刊总评》）。前述的押送中国劳工的藏本也证实：

「也有人从奔驰的火车上跳下来，有盖货车的门紧闭着，还从外面上了锁，但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从何处肯定逃走了三、四人，也许是把门撬开的」。

尽管逃亡多有被打死的危险，但中国劳工逃亡始终没有间断。航海中有逃亡者，登陆后有逃亡者，到达企业后仍有人不断逃亡。花冈暴动是中国战俘劳工在日本国内的最著名的一次暴动。

暴动的主体和领导者是从洛阳、石家庄、北平等集中营押去的中国战俘。战时日本鹿岛公司分三批从中国强掳986名劳工，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做土木工程。严酷的生存条件，非人的奴役虐待，使第一批劳工死亡近半。中国劳工忍无可忍，于1945年6月30日午夜举行暴动，杀死4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监工和一名为虎作伥的汉奸，随后逃到附近的山上。日本当局动员2万多军警和保安队员进行了严酷的镇压，他们对抓回的劳工进行刑讯逼供，强迫他们跪在碎石头地上，三天三夜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白天烈日暴晒，晚上大雨浇淋，这又使一批劳工尸陈广场，418名劳工被折磨至死。暴动组织者大队长耿谆等13人也被押到秋田县监狱，判处死刑、有期徒刑不等。日军战败后，盟军放出了耿谆等受迫害劳工，逮捕了残害劳工的鹿岛公司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正敏等人，他们被横滨国际BC级战犯法庭判处绞首、无期徒刑等。后因美国的冷战政策，有关判决没有被认真执行。

「花冈暴动」幸存者张广勋(右)在记者会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并道歉。

长野木仓谷，在徐强、李玉兰等劳工大队干部带领下，战俘劳工建立了秘密组织，制订了暴动计划，自制了刀子等武器，准备先杀守卫的日军小队长，夺取枪支，而后攻打日本火车站。但因叛徒告密，暴动失败，徐强等人被关进监狱。日本投降后，徐强等人获释出狱，又成立「青年爱国团」继续进行斗争。

福冈三井田川矿，在第一批劳工到日本两年后，矿方许诺的两年回国没有兑现。1945年6月14日，第一批劳工举行集体罢工，日方却以「不做工、没饭吃」为由，停止了劳工的饭菜供应。后劳工集体到伙房抢饭吃，残忍的日本警察却用洋刀将抬馒头笼屉的劳工的胳膊砍了下来。愤怒的劳工奋起抵抗，拿起铁锹棍棒同日本监工搏斗，并用铁锹劈了几个行凶的警察。于是日方调动上千人的武装前往镇压，鲜血染红了福冈矿窑。

战后中国战俘劳工在日本福冈三井矿合影

英美俘虏在战后很快便由美国占领军解放出来，而中国劳工只能靠自身的力量去争取权利与自由。中国劳工的斗争，不仅对改善自身的待遇起了很大用，同时也成为日本工人组建工会的契机。「设立工会的气氛开始萌芽，以团结的力量解决不安定情况……但成为这些活动的导火线的是外国劳动者。他们的团结与坚持不懈使得许多要求被承认，这应看作是极大地显示了团结的力量」（《月刊总评》）。北海道美呗煤矿工会，就是在华工斗争的影响下成立的。正是由于中国劳工的斗争，使得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害怕中日工人联合起来，才决定遣返劳工。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美国占领军与日本政府共计送还华工31917人(其中包括战时送还的1180人)，为掳掠时乘船人数的82％。加上死亡的6 830人，同乘船时相比还差188人。这188人有下落者为100人，其中住院及陪护35人，在刑务所内42人，希望留居日本的23人；下落不明者为88人，其中战争结束前便下落不明者21人，战后逃亡67人。

参考资料：

《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陈景彦

《花冈事件60年》张国通

《日军侵华战俘营总论》何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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