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專家談「換頭手術」:如實施將是中國醫學界恥辱
6月13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再次讓中國醫學界走上風口浪尖。
這篇名為《為癱瘓者換身體,中國醫學的突破還是瘋狂?》的文章稱,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任曉平博士將會實施史上首例「換頭術」——為一位癱瘓病人的頭顱換一具新的身體。媒體將他稱為「東方弗蘭肯斯坦」,根據報道,這項手術還在研究進行中,任曉平透露,手術會在「準備完了」以後實施。
這不是「換頭術」第一次被輿論關注。早在2015年,關於「換頭術」的報道即傳得沸沸揚揚。據當時的媒體報道,「換頭術」可能將在2017年進行實施,但隨後被任曉平闢謠。
任曉平兩次拒絕了鳳凰網的採訪,不願對輿論質疑做更多解釋,稱一切以國內中文報道為準。鳳凰網查閱了相關報道,任曉平最近一次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是在5月,他稱很多媒體上的說法都是「以訛傳訛」,「關於手術,什麼時候做,在哪裡做,都是未知數。」而對於被廣泛質疑的倫理問題,任曉平在接受採訪時稱:「生命是至高無上的,這是倫理學的核心要素。」
鳳凰網就此採訪了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王岳對「換頭術」並不看好,他認為此項手術風險性過高,需要經過倫理委員會進行審核,「一旦實施,就是中國臨床界的恥辱」。
對於近年頻發的傷醫事件,王岳認為,醫生也應當注重「自律」,「你養家糊口的結果是什麼?你失去了你最寶貴的東西,是患者對你的尊重、信任,是和諧的醫患關係。明天我們戴著鋼盔開著寶馬去醫院上班,你快樂嗎?」
(王岳,圖片來自網路)
鳳凰網:《紐約時報》稱,大部分醫療界人士不看好這種手術,因為它太早或者太過於草率,你怎麼看這個手術呢?
王岳:從醫學上講,目前一個基本共識就是神經損傷是最難修復的,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差的,我想這也是醫學界擔憂這個手術的原因。在人體身上做這種手術之前,到底有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一試驗的安全性,儘管醫學是要不斷的試驗,但醫學在人體身上進行任何的試驗,都必須進行一個收益與風險的評估。
媒體報道他之前做過猴子實驗,但它只存活了20個小時,那就說明這個試驗在動物身上並不成功,如果在動物身上都未能取得滿意成果,草率用人來做,這無異於故意殺人,研究者放縱可能的危險,這在法律上絕對不能容忍,更不要說倫理。還有一個倫理問題爭議比較大,就是一旦手術完成,怎麼確定這個人的身份?到底是以頭部來確定,還是以軀幹部來確定?當然這都是下一步的問題。
這種手術一定要經過獨立的倫理委員會審查,不能說找到了一個願意承擔風險的人,我就可以做這個手術。研究有倫理要求,需要通過第三方的倫理委員會審查。我自己對這種手術不看好,我覺得這就是炒作,一旦實施,就是中國臨床界的恥辱。
醫學要敬畏自然規律,否則醫學早晚是毀滅人類的最後一根稻草。去年年底在美國開了一個關於基因編碼技術的國際研討會,說白了就是因為中國先發了一篇論文,老外一看害怕了,怎麼中國掌握了這種新編碼技術,那太可怕了。這個會議得出一個共識,此項技術不能應用於臨床生育,不能對胎兒去做基因篩選。想想今後我們在街頭聊天,你180歲,我250歲,這不是很可怕嗎?整個秩序都混亂了。
(換頭手術,圖片來自網路)
鳳凰網:北大倫理學專家叢亞麗教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稱,不希望中國的科學家在國際上加深別人對我們的印象——中國人做事沒有底線,什麼都能做。她覺得很擔憂。
王岳:我非常同意。2014年中國醫師協會已經發布了中國醫師道德行為準則,我在參加一次國內的醫院院長論壇上隨機問了一下,在座大概200家醫院中,有多少醫院組織學習過中國醫師道德行為準則?非常可憐,現場只有兩個人舉手。如果一個行業沒有職業操守,技術再好,錢再多,能贏得患者、社會和國際同行對你的尊重嗎?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
鳳凰網:任曉平教授在回應《紐約時報》關於倫理問題時說,生命是至高無上的,這個才是倫理學的核心要素。你怎麼看他這種觀點?
王岳:與其說生命至高無上,不如說患者的自由至高無上,但必須有一個前提,即這種自我決定是基於客觀告知後的真實決定。就所謂「換頭術」而言,即使病人說我100%希望你來傷害我,法律上也是不接受的,因為所有人身權免責的約定都是無效的。我相信研究者本來就知道這個手術生還概率很小,很大可能結果就是失敗的,那這種手術能做嗎?真的是太荒謬了。
鳳凰網:外媒還列舉了一些國內醫學專家的觀點,認為海外專家是憂慮過度,甚至是對中國醫學技術進步的嫉妒,你怎麼看這種觀點?
王岳:我不敢苟同,我們要客觀評價自己。回顧過去,毫無疑問我們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同樣也要看犧牲了什麼。西方與中國物質基礎不一樣,社會成熟度也不一樣,所以別總跟別人比,要根據客觀情況做好自己的事,更別「大躍進」。我們要按照全世界共識、倫理標準和法律底線來去做,不能為了超越而突破底線。
正好聯繫到之前的魏則西事件,這無疑也是中國醫療行業的醜聞,這種生物治療不僅僅在莆田系醫院,這不是個別現象。這種治療方法可能代表未來醫學的一個發展向,但官方對此表述是臨床試驗,它仍然處在一個研究階段、試驗階段,你不能收取任何費用,還要向受試者進行經濟上的補償。
我們現在有些醫院不是為了科研,而是把它當成一種治療方法,說難聽點就是賺錢的工具,這太可怕了。我覺得在魏則西事件之後,又去討論中國實現人類歷史上首例「換頭術」,這就是恥辱,只會讓國際同行笑話。
鳳凰網:為什麼中國的醫師在國際上認可度不高?
王岳:為什麼中國的醫師執照在全世界主流發達國家都不認可,最主要原因不是我們的技術,而是我們在價值觀和操守受到質疑。中國大陸和台灣互認學歷,唯獨刨除醫學專業。是因為台灣醫學界質疑大陸醫學界的技術嗎?因為大陸醫生手太笨了?不是,是因為我們今天的醫學方向都是錯誤的。
我們逼著醫生成為科學家,但其實在科學上進行突破的是基礎醫學研究,臨床醫生應該是掌握現在行業內成熟的、被普遍接受的治療方法。現在很多醫院門口掛著一串的牌子,各種研究所,研究機構,病人進去全變成小白鼠了。他們在用還不成熟的治療方法來治療病人,這個很恐怖,因為老百姓根本沒有了解這些信息的能力,基本上是完全聽命於醫生的。
鳳凰網:最近社會上發生了多起傷醫事件,醫患關係似乎矛盾越來越大,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王岳:我很同意胡大一教授的觀點,他說現在的醫療行業幾乎是方向性的錯誤,這導致技術再好,但病人滿意度很差,諸如近來頻發的傷醫悲劇。我經常告誡我的學生,你現在雖然是學醫的,掌握的知識比病人多,但你一定要相信,這個病人早晚會明白你當年騙沒騙過他。
醫學界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病人一死就鬧事?因為病人一直在忍,他還抱有一絲希望,所以不能得罪醫生,但到最後他會爆發的。並且隨著抓緊治療,病人和家屬逐步對疾病和治療手段有了一個相對透徹的理解,這個時候他就會產生一種落差,說你醫生當時跟我講的不是這樣的,這就壞了。
所以我們應當儘早實現醫患共同參與下的朋友式的醫患關係,而不是父權式的醫患關係。父權式的醫患關係就是你按我說的辦,信任我就行了,別的不用管。但現在的病人都是學習型病人,他們希望醫生給自己講得很清楚,然後由自己與醫生共同作出最終決定。
其次要從生物醫學模式向全人醫學模式的轉變。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個緯度關注人,而不是像以前生物醫學模式只關注病。比如腎移植手術,一個非常貧困的病人是承受不了巨額手術費用的,結果做完腎移植後醫藥費壓得整個家庭喘不過氣,其實腎透析也可以起到類似作用,雖然更麻煩。比如一個乳腺癌手術就可能改變兩人的夫妻關係,這些都是醫生要考慮的。
第三就是要從現在這種「多勞多得」向「優勞優得」的經營模式轉變。我們現在醫院的經營理念是把醫生都教壞了,葯開的多,檢查開的多,就賺的多,這是不對的。「優勞優得」就是我怎麼讓患者滿意度更高,我獲得的收入更多。如果把養家糊口作為行醫的使命,那這個行業就完了,醫生這個職業和其他的職業擔當是不同的。你養家糊口的結果是什麼?你失去了你最寶貴的東西,是患者對你的尊重、信任,是和諧的醫患關係。明天我們戴著鋼盔開著寶馬去醫院上班,你快樂嗎?
哈佛大學搞公共衛生的華裔著名專家寫了一篇文章,說我們今天一談醫療行業都談的是什麼?體制問題、制度問題,而我們很少談職業精神。中國今天更多都在講「他律」問題,但我們卻很少提及「自律」問題,但醫生是個特殊群體,「自律」的必要性一點不次於「他律」,如果自律出了問題,就像擼了扣的螺扣一樣,擰不動,這個行業否則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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