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日靜坐半日讀書

文史 06-22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

——靜坐養生與宋明諸儒的讀書治學活動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

郭沫若曾說：「靜坐這項工夫在宋、明諸儒是很注重的。」（《王陽明禮讚》，《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卷，第300頁 ) 宋明諸儒有一種獨特的觀點，認為讀書學道與靜坐養生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所謂「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凈土。」善養生者，學道、讀書亦為養生；善治學者，養生、靜坐均可治學。從根本上說，兩者是一回事。所以，理學大師朱熹對學生說：「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明儒高攀龍《水居》詩云：「兀兀日跌坐，忻忻時讀書。」清儒梁章拒更是一語破的：「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為學道；養生者，雖學道亦為養生耳。」（《退庵隨筆》卷十二）程頤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王陽明欲以靜坐補小學收放心。翻開《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靜坐養生在宋明諸儒的讀書治學活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不僅把靜坐看作是進學的基礎，而且還把它視為明理的階梯、見性的法門。

一、靜坐——進學的基礎

做任何事都得有一個基礎，讀書治學也不例外。只是宋明諸儒把靜坐當作進學的基礎，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特別。朱熹指出：「始學功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已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個安頓處。」(《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把靜坐當作進學的基礎，讀書的安頓處，不外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身體是讀書治學活動的物質前提，健康的體魄、旺盛的精力是讀書活動能持之以恆的基本保證。讀書之前靜坐養氣，能使神清氣旺、精力充沛，以這樣的身心狀態去讀書治學,效果自然會好。這方面朱子本人深有體會，他晚年時常頭昏目眩，不敢著力讀書,靜坐後才覺得好多了。梁章拒也深有感觸地說:「余嘗十日九疾 , 生產作業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氣薄耳。」 (《退庵隨筆》卷十二)另一方面,讀書治學活動首先要求安心,所謂「須是靜方可為學」 ,心緒不寧是無法讀書學習的。因此,朱子告誡門人,平時少說一點閑話,省去一些交際,抽出時間來靜坐養氣,這對讀書治學大有裨益。晃補之曾說:黃庭堅「於治氣養心能為人所不為, 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 (《雞肋集》卷三十三) 。這表明「治氣養心」的靜坐功夫會帶來「致思高遠」的讀書效果。讀書前稍事靜坐，整容收心,進人虛靜恬淡的精神狀態,這就為讀書治學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條件。相反，心猿意馬, 放心不求,則精神渙散，讀書的效果自然也就很差。有鑒於此,宋明諸儒才強調以靜坐求放心、息思慮。朱熹說:「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 其他用功總嫌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 決不雜, 則自然光明四達, 照用有餘。」(《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王陽明在《傳習錄》中也說:「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久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

宋明諸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們把靜坐當作入門的課程向門人傳授。《宋元學案·上蔡學案》記載:謝良佐從程穎受學, 程對他說:「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盜若行之。」謝問怎麼辦? 程說:「且靜坐。」同書《槐堂諸儒學案》也記載,詹阜民一日侍坐陸九淵,陸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詹「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乃自吟道:「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豈不快哉 !」王陽明當年在滁州時,清閑無事,問學者大增。他「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王文成公全書》卷三)陳白沙也認為:「作聖之功,其在茲(靜坐)乎!有學於仆者,輒教之靜坐。」(《白沙集·復趙提學金憲》)

由上可知,宋明諸儒提倡靜坐之事,與禪師道徒以靜坐為出世求仙之術不同,他們只是把靜坐當作讀書的手段,進學的基礎。對此,王陽明調導明白: 「所謂靜坐事,非欲坐禪人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拿,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二、靜坐——明理的階梯

讀書期於明理。如何明理？朱熹的回答是「靜坐」——「讀書閑暇且靜坐 , 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這個卻是一身總會處。」(《朱子語類》卷十一)「讀書閑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宋元學案·淪州諸儒學案上》)朱子不厭其煩地強調靜坐,說明靜坐能使人心平氣定,如此方能見得道理,領會書中的義理。這種觀點是有科學道理的。美國學者費爾·紐爾恩博格認為:靜坐後身心處於放鬆狀態,意念高度集中。自然肌體的放鬆解除了積聚在身體中由於自控系統失調產生的壓力,意念的集中使自身逐漸學會對意念的控制, 逐漸拋開外部世界的紛擾、煩惱、失望、嗜好、幻想等,從而使心理獲得平靜。而「靜」正是明理的前提。朱熹說:「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朱子語類》卷九) ；王夫之也說：「靜而萬理皆備」 (《張子正蒙注·太和篇》)。智慧生於精神,精神生於安靜。智慧是在靜定中孕育產生的, 故佛家戒、定、慧三學,以靜(禪定)為核心,主張在靜中求得「般若」智慧。宋明諸儒對「靜」的功夫也是非常強調的,丁福保在《靜坐法精義》中引清人唐鑒的話說:「靜字最為要緊,大程惟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公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力也不密, 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正是基於對靜字功夫的認識,饒魯不惜被人譏為學禪也要行靜坐之事 (見《宋元學案·雙峰學案》)。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

靜坐——虛心——明理 , 這是宋明諸儒讀書的方法,治學的階梯。行靜坐之法, 收散漫之心,凝思慮之神,此乃讀書明理的先決條件。至於如何行靜坐之法,高攀龍在《靜坐說》中作了明確的解釋:「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 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語,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一旦臻於妙境,悟性大發，書中義理自然見得分明。這從朱熹說的一個例子中便可得到證明。《宋元學案· 晦翁學案上》記載, 朱熹曾聽李侗說羅從彥對《春秋》的理解很膚淺,不若胡文定。後來,羅隨人到廣州,在羅浮山靜心養性兩三年,才把《春秋》看得較透徹,並領悟了書中的大義。朱熹說他開始對此並不理解,認為讀《春秋》與心靜有什麼關係? 以後終於明白:「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靜坐虛心方能讀書明理,反過來,讀書明理也有助於心靜神定。這大概就是「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的涵義。這種明理與養靜的辯正關係,還是朱熹論述得透徹:「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專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 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 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這也再次說明靜坐在宋明諸儒的生活中,是作為進學的基礎、明理的階梯來修持的。由於靜坐與讀書可以互相補助,宋明諸儒在治學活動中每每邊靜坐邊讀書。這樣做既是為了勞逸結合,更是為了能在靜坐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便領會書中的意蘊深旨。《宋元學案·震澤學案》記載,王藏初見程頤,程叫他看《論語》。他回去看了一段時間,「既於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程則讓他「玩索其意味」, 他「又退而讀之」。這次,他採取了「讀了又時時靜坐, 靜坐又忽讀」的方法, 忽然有個入處,他趕快跑去告訴老師, 程這才表示首肯。

三、靜坐——見性的法門

《中庸》開篇曰:「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段話給宋明諸儒留下了不盡的話題,宋明理學所謂的「天理」與「人慾」,「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性」、「情」、「心」等命題,都由此生髮而來。「喜怒哀樂」, 情也。情之未發為中、為性、為天理。所以, 觀「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 也就是求中、見性、明天理。那麼,如何觀『嘻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呢? 宋明諸儒的回答仍然是「靜坐」。劉宗周說:羅從彥、李侗「二先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李侗嘗從羅從彥為學,他回憶道:「某囊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李侗按照羅從彥的教導,「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宋元學案·像章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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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侗看來,於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不惟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孟子說:「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是性,心能專一澄靜,則天理可存,人慾盡去,如此也就是見性了。此即楊時所謂:「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靜坐——養心——見性，這是宋明諸儒倫理學的基本公式 , 其含義就是以靜坐之身，求虛靜之心，見本性之靜。關於人的本性 ,《禮記·樂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體會喜怒哀樂之未發,必須抓住靜的本性。而靜坐養心正是抓住靜的本性的法門。這就叫以靜求靜,成始成終。高攀龍指出:「夫靜坐之法,人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人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 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 , 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 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 ( 《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一》) 這裡說的「平常之體」, 即「本心」「天理」,也就是理學家要體察的喜怒哀樂未發時之氣象。

宋明諸儒,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 都認為「性即理」、「心即理」。二程說:「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又說:「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河南程氏遺書》卷五)。朱熹非常贊成二程和張載關於「性」的學說,他說:「伊川(程頤 )性即理也,橫渠(張載 )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朱子語類》卷五)同時,他又認為:「理即是心,心即是理。」 (《朱子語類》卷三十七)王陽明則說: 「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 (《傳習錄》) ，並以此為其理論的「立言宗旨」。一句話,理就在心性之中。靜坐養心,養得靜性不動,本心不躁,便能體認天理。故李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宋元學案·像章學案》) 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晶瑩透亮,如此之心便是性,便是中, 便是理；學者默識此心,就是見性,明天理,也就是觀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並不是默坐澄心之外 , 又別有天理當體認,本性當認識，氣象當觀察也。所以，程頤、李侗二人在靜坐見性的問題上,儘管說法不同,卻都是正確的。有人問王陽明:「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李侗)卻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 」王陽明回答說:「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這段話不僅可以看作是《中庸》「中和」思想的注釋,而且也可以理解為理學「見性」學說的總結。它道出了宋明諸儒靜坐養心、求中見性思想的真諦。

總之，一向被視為道中方術、佛門禪功的靜坐養生法，在宋明諸儒的倡導和努力下，終於脫去神秘的外衣、滌除宗教的色彩，堂而皇之地走進文人的讀書生活中，成為文人人學的基礎、明理的階梯和見性的法門。

轉自《孔子研究》，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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