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賦稅的橫徵暴斂
傳統中國賦稅的橫徵暴斂（下）
姚軒鴿
三
因此，在如此極端非人殘忍的專制統治下，老百姓要活命，就只有三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像牲口一樣活著。這也是大多數人的選擇，隱忍苟活，只要有一口飯吃，都會抱著「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心態，以放棄做人的尊嚴為代價混日子。第二條就是選擇逃跑。這也是不少百姓本能性的選擇。如果有可能，不少人就會抱著「惹不起還躲不起」的僥倖心裡選擇逃跑，或外地乞討，或深山埋名。當然，也有少數人選擇了抗爭。一些有膽有識者，或身體強壯者，抱著「等死也是死，倒不如起而反抗，或許能殺出一條血路」的賭博心理，會選擇揭竿而起賭一把的路子。
然而，就第二條路而言，在極端不人道的橫徵暴斂專制體制下，又有誰能躲得了呢？對此，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早已給出了答案。遺憾的是，不少後世與當世之士，竟然把橫徵暴斂逼迫老百姓逃亡的賬算在了依附皇權專制的官僚集團、具體的賦稅本身及其征管技術不精上。「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遊人。」[1]認為人們逃亡，主要是逃避賦稅與徭役。而治標不治本的「兩稅法」出台，實際上就是針對逃亡戶的。「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2]事實上，賦稅戶逃亡直到唐後期都沒有停止過。當時的情況是，一家逃而牽動鄉鄰，一鄉動而牽動全國。對此，有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書為證：「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餘戶，闅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3]又
據《舊唐書》和《新唐書》記載，天寶年間，郴州八縣有31303戶，道州五縣22551戶、139063人，永州四縣27494戶、176168人，衡州六縣33688 戶、199228人，以衡州戶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呂溫在「簡獲隱戶奏」奏摺中告訴我們：舊額原有的18407戶，現在清查後僅存8257戶；逃亡或死亡10000多戶，新查出隱藏戶16700[4]（《唐會要》為16007，相差六百餘戶。）；則衡州當時有戶24857。可見，從建中元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十年間，衡州逃戶及貧病死亡就達10000多戶，占整個戶口數的55%，而新逃至的又是16000多戶，占當時戶口總數的66%以上。逃亡與新逃至的達二萬六千多戶，超過當時當地戶口總數二千多戶。
倒是後者，也就是第三條道路，反倒成為抗擊橫徵暴斂和中國社會改朝換代的主要力量。儘管大多數抗稅者的反抗被鎮壓，但總有幸運者成功。這就構成了中國社會朝代不斷更迭變化的「周期性現象」。悲哀的是，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災難，都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受苦的都是老百姓，苦難大多由老百姓承擔。正如張養浩所言：「興，百姓苦；亡，百姓苦。」[5]
毋庸諱言，當橫徵暴斂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時，也就是大規模民變反抗之際。歷朝歷代的龍椅易姓，哪一次不是引爆於封建皇權專制的橫徵暴斂，不是緣於專制皇權的極端非人道、不自由、不公正的本性。秦二世而亡，漢之衰，隋唐之滅，明清之換代，無不是起因於專制皇權的橫徵暴斂。僅舉明朝滅亡之例佐證，萬曆朝中後期，由於明神宗朱翊鈞的揮霍無度與橫徵暴斂，加上水、旱、蝗之災連年，最終導致了財政枯竭，民怨沸騰。尤其是礦監稅使肆無忌憚地壓榨，更使加劇了人民反抗的情緒。萬曆二十七年（1599）四月，山東臨清最先爆發了反對橫徵暴斂的鬥爭，矛頭就是直接指向稅使馬堂。人們衝進衙門，焚毀稅署，殺傷馬堂爪牙多人，並將其本人趕跑[6]。萬曆二十九年（1601），江南爆發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聲勢、組織最嚴密的反礦監稅使鬥爭。而李自成帶領的農民起義，逼死崇禎皇帝，讓大明江山易主，同樣是因為明帝國專制的橫徵暴斂。
遺憾的是，歷朝歷代的文人學士，雖然看到了橫徵暴斂的危害，但卻看不到橫徵暴斂的體制性罪惡與根本，多是把橫徵暴斂的原因或歸結為昏君當道，或青天消遁，或執法不嚴，或賦稅徵收技術不高，即「橫征無藝」等枝節性因素。豈不知，雖然歷朝歷代都出現過諍臣死士，但終難抵禦皇權專制體制本身的背道與惡性。曾經壯烈殉國的傅宗龍，曾「初入見，即言民窮財盡，……豤言不已」[7]。趙翼在《五代鹽曲之禁》條也指出，上至朝廷，下至州縣官吏「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況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丁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8]但這能達天庭，獲取皇帝的認可嗎？在《南宋取民無藝》條中指出，南宋大肆榨取，「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明萬曆礦稅之害》條，趙翼指出，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萬曆)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9]並且疾呼：「民窮財盡，困於催科。」[10]情何以堪，可又有誰理解應和，聽得進去呢？
四
可見，橫徵暴斂僅存在於專制政體或寡頭政體，根源於這種政體本身的極端不人道、不公正、不自由、不平等的惡劣本性。橫徵暴斂的本質就在於，蠻橫不講理，不把所有人當人看，僅僅關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因此，橫徵暴斂也就不是一個數量多少或者稅負「誰負」的問題了，根本說來，在於橫徵暴斂背後民意基礎的狹窄，在於稅權的不合法，在於賦稅的目的只是為了一個人、幾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最大化。老百姓在他們眼裡，不過是草民，是會說話、可以生財的根據而已。正如黃鐘先生所言：「橫徵暴斂或輕徭薄賦，不是個百分比多少的數字遊戲，…… 中國自秦漢至滿清覆亡的賦稅，無論數量大小，都屬橫徵暴斂，都是苛政、虐政。」[11]
宋代朱熹在《已酉擬上封事》中說：「國家財用皆出人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12]其實，朱熹先生此話僅僅說對了一半，其論若要成立，還應加上一個前提，那就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假如沒有這個制度的保障，實質性地約束稅權，有效防止稅權的濫用，肯定「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
[1]韓思彥傳[A].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楊炎傳[A].李渤傳[A].舊唐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同上。
[4]蕭平漢.唐代中後期湘南人口逃亡略說[N].光明日報（北京）.2010.11.23.
[5]（元）張養浩.山坡羊 潼關懷古[A].張養浩集[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6]李富民.明神宗朱翊鈞--明朝衰亡的肇始者[A].李富民.明亡清興六十人(上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7]明神宗朱翊鈞--明朝衰亡的肇始者[A]. 李富民.明亡清興六十人(上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8]（清）趙翼.陔余叢考[M].五代鹽曲之禁,明萬曆礦稅之害，北京：中華書局，2006.
[9]同上.
[10]同上.
[11]黃鐘.衡量橫徵暴斂的標準[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9c8901007y7u.html.
[12](宋)朱熹.已酉擬上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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