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蘇聯來中國是想傳授知識，沒想到只幹了三件事：開會、挖土、養豬

當代史學者沈志華教授在《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一書中寫道：

中國人早就說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但直到大批蘇聯顧問和專家來到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才真正見到他們的老師。新中國成立之初，剛剛脫離戰火的中國大地一片蕭條，百業待興，中國共產黨要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一個富強昌盛的新中國，又要領導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自然需要得到蘇聯的指導和幫助。就筆者查閱的大量報紙和書刊，以及對當事人採訪得到的印象，這些蘇聯顧問和專家確實稱得上是老師，而且是當時中國人最好的老師。

「中國人最好的老師」，蘇聯化學家克羅契科得算一個。這位獲得過斯大林獎金的蘇聯科學院教授，曾經在1958年和1960年應中國科學院的邀請兩次來華，在北京和昆明等地進行講學、諮詢和開展合作研究等工作。

蘇聯援華專家為數不少，不過克羅契科兩次來華都趕上了比較特別的時刻：1958年，中國正陷入大躍進的狂熱之中；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緊急召回援華專家，他是最後一批回蘇聯的。

他愛中國，對中國的人與事都抱著善意的理解，但是他又對當時的中國提出了不少尖銳的批評，尤其是當他的科學研究遇到政治的阻礙與影響的時候。

近三十年來，科學史研究發生了從「內史」向「外史」的轉向。「內史」指科學本身的內部發展歷史，「外史」則指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因素對科學發展影響的歷史。克羅契科記敘在中國經歷的回憶錄《一位蘇聯科學家在中國》沒有多少篇幅談及中國化學的具體狀況；但是，它對我們研究五十年代的中國科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卻是不能否認的。它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在科學家的智慧以外，還有什麼樣的力量在影響科學的發展。

讓我們來看看，這位蘇聯援華專家在中國做了些什麼。

首先是開會。第一次來華，從1958年1月8日到8月22日，克羅契科呆了七個半月。在克羅契科看來，這七個半月簡直就是浪費時間，因為無休無止的運動讓他什麼都幹不了。

在1月和2月，他在北京化學研究所每周開會需兩個整天，以後增為3個整天；到了6月和7月，幾乎是每天都開會；到了8月，「在全中國，任何科研工作都停止了」。在蘇聯，政治會議至少不會佔用工作時間，但是在1958年的中國，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可是家常便飯。

這讓他發出這樣的悲嘆：

事實上，1958年我在華期間，悲哀地親眼目睹了實驗室中工作時間的不斷減少，正是因為這些會議的不斷增多。我開始意識到這些會議正給研究所帶來真正的災難。

然後是義務勞動。那一年，十三陵水庫正在熱火朝天地建設著，參加這個大工程的幾乎包括北京各個階層的人們，機關、團體、高校都把人送到工地上幹上一兩個星期，連周恩來這樣的國家領導人也到工棚里住了好幾天。

毛澤東、周恩來都到十三陵水庫的工地上勞動過。

不能免俗，克羅契科也跟著化學研究所的上百位同事去了一趟。他「掄起鐵鍬鏟起了那麼一點土，把它從一個土堆移至另一個土堆」，一大群人就聚集在他後面全神貫注地看他幹活，然後大喇叭宣布蘇聯專家到工地來勞動了，他的頭銜被一一念出，並被熱烈地讚揚。

不過克羅契科沒有被大喇叭的表揚沖昏頭腦，他說：

我還敢肯定，只要兩三百個工人使用挖土機和卡車就能比那成千上萬的『熱情志願者』幹得又快又省錢。因為這些義務勞動者都得用車接送，安排食宿，長達數周時間。

還有理解什麼是大字報。在蘇聯，牆報是在學校、工廠、集體農莊進行宣傳的重要手段，不過每年也出版不超過六次。而在1958年的中國，大行其道的是大字報。

有一次克羅契科在大字報里認出用俄文字母拼出的他的名字，他問翻譯是怎麼回事。翻譯說大字報是在他手下工作的一個人寫的，「她在大字報里說您把事情解釋得非常清楚，還說您工作得非常好」。但這並不能阻止克羅契科將大字報稱為「愚不可及的運動」。

還有別的雜事。蘇聯援華專家在北京集中住在友誼賓館，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就很棘手，因為克羅契科是黨小組成員，所以黨領導把去找蘇聯兒童學校畢業班負責人交流的任務也交給了他。此外，監督援華專家不得酗酒、處罰違規者，也是他的活。

已經看出來了吧？在書里，除了這些和科學研究沒多大關係的分散精力的事，克羅契科沒記下多少他來中國計劃要做的嚴肅工作。雖然他說為了不讓讀者厭煩，所以他沒有在書中過細地描述他在華的科研工作，但是他也承認，由於社會環境的限制，他沒能夠像預想的那樣大展拳腳，完成他本應完成的工作。

可是，這能怪他嗎？科學家需要一個安靜的實驗室，那時候的中國能給他的，只能是這樣的景象——「現在，這些儀器全都保存在研究所的庫房裡，無人問津，用黑布包裹起來，上面積滿了塵土」；「裝備齊全的漂亮實驗室一天到晚無人問津，成千上萬的科研書籍在圖書館裡睡大覺，因為它們的讀者整天疲於奔命要去開會，或是做檢查，要不就得在鄉下種地」。

這是法國著名攝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來中國拍下的景象，恰好也是在1958年。

除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憤懣，大躍進也時時給克羅契科留下強烈的荒誕感：

科學院下屬的每個單位都在起勁地養豬，他的翻譯被任命為豬圈總管，手下有40個人。

《人民日報》宣稱中國化學家發明新方法用金屬鈉來煉鋁，實際上人們在80年前就這麼幹了，而且自從電解熔化的冰晶石（一種鋁納氟化物）取代了金屬鈉，金屬鋁就變得比金屬鈉還便宜。所以用金屬鈉來煉鋁是一種愚蠢的辦法，但沒有一位中國化學家吭聲。

最讓他無法接受的，是他在昆明的師範學校看到大約15個學生圍坐在一起，熱烈地討論爭辯著什麼。當得知他們正準備寫一本有關有機化學的教科書時，克羅契科以為他們是教師或者畢業班學生。

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他們是二年級的大學生。他們正準備開始學有機化學。他們一邊學習，一邊撰寫他們的教科書。」

聯想起如今仍然可以在舊書店碰上的出自「某某學校課題組」之手的各種書籍，不得不令人苦笑。

前面說克羅契科限於客觀條件沒幹成多少正事，固然是實情，但是不得不指出，這位很有責任心與革命情誼的國際友人，在紛亂的環境下仍然力所能及地做了很多事情。

他草擬了一項宏偉的計劃，提出在渤海灣建造一個大壩以攔截海水，一來可以填海造田，二來可以淡化海水。雖然這有點異想天開的味道，不過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感情。

出於這種感情，他直言不諱地對「學生編教科書」的荒唐事進行了抨擊：

這不僅是在浪費時間，而且是徹頭徹尾有害的。他們不再謙虛地認為他們是在學習一門新的學科，這些學生會以為他們在有機化學方面比他們的老師還要高明。

出於這種感情，他開誠布公地向北京化學研究所負責政治工作的副所長華壽俊進言：

中國人能趕上我們，甚至超過我們，只要他們按照他們中國人特有的方式幹下去，而不是成天去開那些愚不可及的會議。

出於這種感情，他在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蘇聯要求他立即回國之後，仍然與上級爭執，堅持留下來，撰寫一份不在計劃之內的報告，提交給中國政府。

這份報告是對這樣一個問題的回答：「為什麼中國人民天生就有能力從事科學工作，而且黨和政府多次聲稱全力支持科學事業，而中國科學事業卻依然處在如此悲慘的境地呢？」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作品。

他在回國前把這份「小小的禮物」送給化學研究所的書記杜潤生。「文中很可能有許多地方讓人不待見，但是我要真心誠意地說，這些東西全部來自我終生接受的科學訓練，來自終生從事的組織科研工作的經驗；」克羅契科真誠地說，「而且寫出這一報告的唯一動機來自我對中國人民的崇敬與熱愛。」

在中國的科學實力大大增強的今天，除了感謝國家之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對這位「中國人最好的老師」表示一下謝意與敬意？

克羅契科在1960年8月13日離開北京，返回莫斯科。值得一提的是，時刻對威權主義保持批判意識的他在僅僅一年之後，就借著去加拿大蒙特利爾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向加拿大政府申請政治避難，從此定居加拿大。可惜的是，直到1985年去世，他再也沒有來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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