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麼非要趕走親密友人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因為毛澤東的一篇雄文《別了，司徒雷登》而名聞天下。1949年他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離開大陸，也象徵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開始陷入僵局。那麼，毛澤東當年為什麼一定要趕走司徒雷登，進而與美國政府交惡呢?

美國總統特使，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霍夫曼、蔣介石和司徒雷登在晚餐招待會上。

也許，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美國人，他和中國人一道經歷了清王朝的覆滅、中華民國的降生。其實與司徒雷登在華的漫漫50年歷程比，「大使」經歷不過是其中短短兩年。從傳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見證了乃至經歷了中國近代複雜多變而波譎雲詭的歷史。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體報道了令世界震驚的消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拒絕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的南下請求，堅持「滯留」南京，僅讓參贊劉易斯·克拉克以「代辦」名義去廣州，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卻隨國民政府南下去了廣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參贊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滯留」南京71天，內中顯露了美蘇爭奪中國的暗中「較勁」。1949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並確定了美國當時的「當前目標」，即阻止中國成為蘇聯力量的「附庸」。2月份，這一政策即由杜魯門總統批准執行。美國政界稱之為擺脫蔣政權的「脫身」政策，它堅定了司徒雷登與中共接近的信心並付諸行動。3月10日，美國政府批准司徒雷登要求與中共高層接近的計劃，於是司徒雷登在蔣政權垮台前就開始了一系列活動。

此前，美國政府長期支持蔣介石政權。隨著美國的一些開明人士對中國國共兩黨的深入了解，逐漸改變了原先的看法。盟軍司令史迪威將軍看透了蔣介石政權貪得無厭和腐敗的本質，他在日記里寫道：「（國民黨）腐敗，玩忽職守，混亂，經濟、稅收、言行欺騙……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1949年7月，他提出「中國問題的藥方是除掉蔣介石」。馬歇爾特使推薦司徒雷登做了駐華大使後，大使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趕緊修補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建議。

晚年的司徒雷登(中)與他的秘書傅涇波(右一)

司徒雷登與中國有著「故土情結」。他1876年出生於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從小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影響。1908年，他應聘到金陵神學院任教11年，其富有創造性的辛勤教學受到學生稱譽。南京的明城垣、紫金山、秦淮河、烏衣巷常令他流連忘返，他熱愛這個古城，學得一口地道的南京話。他自稱「半個中國人，半個美國人」，原本還打算終老於此地，不料，他被任命為北京燕京大學校務長而不得不離開南京。陶行知、黃華、龔湃都是他賞識的學生。27年後的1946年，司徒雷登被馬歇爾將軍薦為美國駐華大使，有幸在南京又住了3年多時間。

抗戰期間，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澤東。從一些參觀延安歸來的美國人口中，他了解並讚賞共產黨的民主、廉潔和勤奮。他支持燕大教授埃德加·斯諾由黃華陪同前往陝北蘇區訪問、採訪毛澤東等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向世界讚美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燕大許多學生奔赴解放區時，司徒校長在餞別學生時還說：「國民黨腐敗無能，抗日戰爭的前途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中共實行民主，美國政府決定支持中共抗日，你們到那裡後請代我問候毛澤東先生。」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慶的一次騎馬時因馬驚跑而墜馬受傷，毛澤東聞訊即發慰問電，並由周恩來轉交面呈。

1941年12月，日軍將司徒雷登關入北平監獄，抗戰勝利後才獲釋放。他飛赴重慶時適逢國共兩黨談判，曾兩次晤見毛澤東。

一次是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用飛機接當時在北平的司徒雷登到重慶參加勝利晚會，當他突然發現中共3位代表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也在場，忙拉著記者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滿臉笑容地說：「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指延安）工作得很好……」

第二次是毛澤東在重慶寓所設宴招待司徒雷登校長。當時是通過周恩來屬下龔湃邀請的，龔是戰前燕大高才生。毛主席頻頻向司徒雷登敬酒，一再感謝他對中國 教育的重大貢獻，並曆數燕大學生在抗日戰爭中的種種表現，備加稱讚。司徒雷登聽得很高興。

1949年4月25日清晨，35軍的一位營長為安排部隊食宿，帶著通訊員誤入了南京西康路美國大使館。當時，司徒雷登正在洗臉，突然見士兵進來，大叫起來：「你們要幹什麼？」恰好營教導員也跟了進來，忙有禮貌地說：「對不起，我們這就走。」當晚，毛主席在延安從「美國之音」獲知了此消息，敏銳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軍委給粟裕並告總前委、二野的電報，批評「侵入司徒一事做得不好」，「必須立即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出大亂子。其經過情形速明電告，以憑核辦。」

總前委查明經過，報告了中央，並作了自我批評。5月3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總前委、華東局、二野、三野電文，再次強調：「請你們轉告華野、中野，各軍各師以資警惕。」「如果各軍對於像外交問題這樣重大事件，可以不請示，不報告，各軍各地擅自隨意處理，則影響所及，至為危險。」5月16日，毛主席為各地入城部隊制訂了保護外僑、處理外交事宜等的12條紀律，顯示了正確的外交思想。

毛澤東知道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指令周恩來調派天津外事處處長黃華趕赴南京，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一是為中央接收敵偽外交檔案；二是迅速與司徒雷登談判溝通。

黃華1932年作為流亡學生進入燕京大學經濟系，與姚依林、黃敬等同為「一二·九」時代學運的三領導。5月5日下午，他來到南京中山東路原外交部，打電話給美大使館的秘書傅涇波學友，約好次日見面。見面時，傅提出：「你來了，也應該去看看你的老校長啊！」5月13日晚上8點半，黃華以私人身份拜訪了老校長，交談了近兩個小時。因為中央要求黃少說多聽，了解美國政府的意向，精心進行中美對話，黃華與司徒雷登有了多次見面。6月6日，黃華與司徒雷登在軍管會外事處辦公室正式談判，核心是美國和新中國建交問題。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長陸志韋寫信致司徒雷登，邀請他北上訪問燕大，在那裡過70壽辰。6月28日又轉達了毛澤東、周恩來歡迎司徒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堅持先請示國務卿艾奇遜後再北行。司徒雷登在與黃華接觸的同時，還請去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的民革領導人陳銘樞和民盟領導人羅隆基，向中共領導人轉達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他要羅隆基轉告，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獲得的貸款。而羅隆基聽到毛澤東「一邊倒」（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報告時，不敢把「50億美元援助之事」轉達給中央。不料，美國政界兩派激烈爭鬥的結果，又擬將其在亞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終於，中美錯過了實質性談判的機會。到了7月2日，艾奇遜電令司徒立即回國述職，終於關上了中美談判的大門。這樣，一次歷史上難得的「中美建交」接觸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在南京軍管會派人到明故宮機場監督放行下，司徒雷登登機向我方人員揮手道別，帶著遺憾心情飛離南京……

8月18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雖是美國人，但他在美國卻沒有房產。人們一般都會認為，司徒雷登在中國當了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又擔任3年美國駐華大使，怎麼說也該算個有錢人。但殊不知，燕京大學的辦學經費全要靠司徒雷登募集，他雖使張作霖、段祺瑞、孫傳芳以及宋哲元、馮玉祥等軍政大員慷慨解囊為燕大捐款，但個人的薪金卻極為有限。當大使時他仍拿出相當一部分捐給燕京大學，所以素無積蓄。

回美國後，因為他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所以沒有社會保險，而且年老體衰，工作的機會也沒有。司徒雷登的夫人早在1926年病逝於北京，兒子在美國一個小城當牧師，收入很低，沒能力照顧父親。幸好，美國一家慈善機構每月提供給司徒雷登600多美元退休金。

1953年，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買了一所房子，便請司徒雷登一起居住。1954年，在傅涇波的幫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國50年》的英文回憶錄，出版此書的藍登書屋給了點稿費，但由於印數不多，也沒有再版。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風後偏癱了13年，因經濟窘迫，請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護理完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一家教會醫院悄然去世，終年86歲。46年後，經中國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回到了他生前魂牽夢繞的中國，安葬在了杭州，墓碑上用中英文寫著：司徒雷登 1876年—1962年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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