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對黔西北鉛鋅的開發

作者：溫春來，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嶺南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

來源：《當代貴州》2013年第16期

欄目編輯：李曉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原文按：

遠在北京日理萬機的皇帝，經常同朝中顯要與雲貴封疆大吏討論如何將大定府的鉛鋅運到京城與全國各地。清初的黔西北，「土苗人稀地廣」，以非漢民族為主體，到清中期以後逐漸變成以漢人為主體的人口稠密的社會，礦業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今天的黔西北儘管發展迅猛，但在全國經濟格局中仍然無足輕重。很難有人會想到，這片崇山峻岭連綿起伏的地方，在清代曾經關係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王朝的軍事裝備。遠在北京日理萬機的皇帝，時時將這塊土地納入他的戰略考量之中，經常同朝中顯要與雲貴封疆大吏討論如何將大定府（範圍大體相當於今畢節市加上六盤水市水城縣）的鉛鋅運到京城與全國各地。

全國最主要的鉛鋅生產地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貴州省境自東往西，由造山環境變為非造山環境，不同構造環境及不同演化階段的岩漿活動，形成了貴州的各種金屬礦藏的分布特徵。在黔西北的大山之中，埋藏著銀、銅、鉛、鋅、鐵等多種金屬，但該地區長期以來保持著自身獨特的政治權力架構，同中央王朝及內地的關係較為疏離，並未有採礦的傳統。清初的改土歸流加速了當地整合進王朝國家的過程，為內地百姓大量移入創造了前提。這一切加上清王朝對銅、鉛的巨大而強烈的需求，使得黔西北的千山萬水間涌動著大量尋覓、采冶礦藏的人群，許多礦產都得到開發，其中鉛礦業的發展很快具有了左右全國的意義。

乾隆通寶

清人所稱的鉛有白、黑二種，前者其實是鋅，後者才是我們熟悉的鉛。鉛與鋅是清帝國的戰略物資，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清代銀、錢共同行使貨幣職能，二者各有用途，難以相互替代。白銀用作通貨，只論成色與重量，不問形狀；錢則由政府專門鑄造，其成分因時因地而有變化，但大體上是由銅、鋅（比例通常為6：4或7：3）或銅、鋅、鉛、錫（比例一般為50：41.5：6.5：2）配鑄。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鑄錢不但為交換活動提供了一般等價物，而且還從中獲利，正如時人所云：

「國家正賦之外，充軍國之用，惟鹽政、關稅與錢法而已。」

其次，康雍乾時期清王朝武功極一時之盛，部分要歸因於火器的大量運用，清代宮廷中有鳥槍處，京城一帶先後設有漢軍火器營、八旗火器營、內火器營、外火器營，並且每個行省都有不少使用抬槍、鳥槍的兵弁，沿江、沿海、沿邊等要害處炮台林立。火器運用離不開礦業的發展，鑄造槍、炮需要銅、鐵，鉛子則是最常用的彈丸，工部為此專門設有鉛子庫。

清宮舊藏 御用大交槍

清代銅主要產於雲南，鋅的最大產地則在貴州。黔鋅產量長期佔全國的70%以上，最高時甚至超過80%。貴州鋅的最大產地在大定府，著名礦廠有媽姑廠（位於今赫章縣）、福集廠（位於今水城縣）、大雞廠（位於今畢節縣）、大興廠（位於今大方縣）、馬鬃嶺廠（位於今大方縣）、興發廠（位於今赫章縣）等，其中以媽姑廠能長期維持高產量最為著名，堪稱清代諸鋅廠之首。總計黔西北鋅年產量在數百萬斤至一千多萬斤之間，佔了全省總量的七八成乃至更多，而媽姑廠的最高年產量，竟然達到了900多萬斤，這在傳統時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黔西北鉛的產量相對較低，主要鉛廠有柞子廠、白蠟廠等（均位於今威寧縣），年產量最高近300萬斤，最低時只有二三十萬斤，但總體上看亦領先全國，只在某些時期被湖南趕超。而柞子廠雍正七年（1729）高達230多萬斤的產量，可能超過了當年全國其它鉛廠產量的總和。

自貴州鉛鋅礦業初興的雍正三年（1725）至礦業已經走向衰落的道光八年（1828）的百餘年間，黔省鉛鋅總產量約87200萬斤，平均每年生產黑白鉛839萬斤。如果我們將其中的80%視為黔西北礦廠的貢獻，則可算出在此期間黔西北鉛鋅礦廠的總產量為69760萬斤，平均年產671.2萬斤。

運銷全國的西北鉛鋅

同今天由中央銀行統一發行貨幣不同，清王朝在北京與各省廣設鑄局生產制錢，但位於京城的寶泉局（戶部所管）、寶源局（工部所管）佔有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是最主要的制錢發行者。雍正十一年（1733），鑒於黔西北蓮花、砂朱二廠的興盛，朝廷決定自雍正十三年（1735）始，寶泉、寶源二局所需白鉛（鋅）由二廠供應，此後一直到咸豐元年（1852）的117年間，京局鑄錢所需之鋅主要來自貴州。總計黔省解京局鋅50047多萬斤，年均解鋅424多萬斤。這些鋅在大部分時期全數由大定府的鋅廠提供，遵義府的月亮岩、新寨等鋅廠曾短時期與大定府鋅廠一起承擔京局任務，但僅處於輔助地位。

乾隆五年（1740）至五十九年（1794）、嘉慶四年（1799）至咸豐二年（1852）間，為了防止私銷制錢，清王朝改鑄加少量黑鉛的「青錢」，於是威寧的鉛廠又開始長期為京局提供黑鉛，總計有六十多年是威寧鉛廠獨自供給，二十三年全由湖南桂陽州、郴州鉛廠提供，還有二十餘年是威寧鉛廠與湘省鉛廠共同辦解，總計黔西北共解京局黑鉛3722多萬斤，年均解黑鉛33萬多斤。

除京局外，外省鑄錢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黔西北的鉛、鋅。這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貴州轉運，即黔省官員將本省鉛鋅運至湖北漢口與四川永寧等地（主要是漢口）供各省購買。二是外省採買，主要是四川、廣西、雲南三省派員至黔西北購買（其中有幾年是朝廷指定貴州運鉛至雲南鑄錢解京）。通過第一種方式，貴州向各省輸出鋅約25000萬斤，鉛440多萬斤。通過第二種方式，貴州輸出鋅3022多萬斤，鉛90多萬斤。二者合計，貴州供應外省鋅28022多萬斤，鉛530多萬斤。這些鉛鋅絕大部分來自黔西北的礦廠。

貴州本省也鑄錢。因為黔西北鉛廠的興旺，所以雍正八年（1730）貴州開設錢局（寶黔局）時，地點並非在省城貴陽，而是在畢節縣城內。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59），才將寶黔局移至貴陽，但又分5個鑄錢爐座（寶黔局共20爐座）於大定府城所在地（今大方縣）。到咸豐二年（1852）全國幣制混亂之前，總計貴州本省鑄錢用鋅3462多萬斤，鉛495多萬斤，絕大部分由大定府的鉛鋅礦廠生產。

除鑄錢外，鉛尚有軍事用途。清代貴州各營操演所用黑鉛主要來自大定府威寧州柞子廠、黎平府清平縣永興廠等。自乾隆中期以後，四川軍隊所需黑鉛主要由威寧柞子廠供應。但因資料所限，已很難知道黔西北黑鉛供應軍隊的數量。

黔西北鉛鋅開發的意義

清代大定府鉛鋅礦業的開發，不僅有著全國性的貨幣與軍事意義，在其它方面的影響同樣重大，而且更為深遠。

首先，礦業使黔西北成為國家的戰略要地，而且另一種重要物資——滇銅也長期借道黔西北以進入京城與其它省份，政府必須在黔西北大力進行驛道方面的建設與維護，跬步皆山的黔西北甚至還於乾隆年間開通了水運——即疏浚赤水河以進入長江。交通的改善不但方便了銅鉛運輸，也推動了黔西北與內地的人員與商品交流。

其次，儘管礦業的利潤大部分被中央政府拿走，但同樣極大改善了黔省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成為清代貴州能夠實行火耗歸公改革的前提。礦業也普遍增加了一般百姓的就業機會（除了直接從事礦業外，他們還可從事與之相關的運輸、娛樂、米糧貿易、土地出租等行業），提高了他們的購買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正如乾隆時期的一位貴州巡撫所稱：

「黔省全區山多田少，礦廠開濟，實為閭閻日用攸資。」

複次，黔西北原住民對礦藏勘尋、開採、冶煉的一整套技術是相當陌生的，也缺乏相應的資本，從事礦業的砂丁、爐戶、爐丁等主要是外地徙入者，每個礦廠少則數千人，多則幾萬人，礦業移民的規模相當可觀。十八世紀晚期，當礦業開始衰落時，移民的浪潮亦逐漸平息，這並非巧合。清初的黔西北，「土苗人稀地廣」，以非漢民族為主體，到清中期以後逐漸變成以漢人為主體的人口稠密的社會，礦業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總之，銅、鉛、鋅礦業是清代雲、貴地區開發的主要內容之一，這些地區的發展緩解了東部的人口壓力、促進了西南民族地區同內地的整合，加強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不過，並非一切都那麼正面，如果說礦區及周邊地區的物價上漲對民生的影響等已成為歷史，那麼因開採和冶煉而導致的大面積的植被破壞與水土流失，則是一枚我們今天尚未消化完的苦果。

欄目編輯：李曉龍 排版：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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