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說了什麼，讓毛澤東如此憤怒？

1953年秋天，梁漱溟莫名其妙向毛澤東要「雅量」，激起了毛澤東極端憤怒。這不僅是梁漱溟政治生涯的結束，而且是共和國成立後最嚴重的政治事件，是執政黨與知識人全面衝突的開始。那麼，梁漱溟究竟在那之前說了什麼，讓毛澤東如此震怒呢？今天是梁漱溟逝世28周年的忌日，「水煮歷史」刊載了馬勇的這篇文章，以紀念梁漱溟先生！

1938年1月，梁漱溟赴延安訪問，先後與毛澤東會談八次，其中兩次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談話時「彼此雖有爭辯，而沒有不舒服之感」

1953年9月8日下午，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會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周恩來作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陳雲報告「本年財政經濟狀況及其問題和今後工作要點」，晚八時散會。

周恩來在報告中傳達了毛澤東最近一段時間對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思考和規範，毛澤東說：「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接著，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作了解釋。他說：在過渡時期，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要把各種經濟都納入國家的總計劃之中，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一天一天地加強，對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要有步聚地進行，以使各個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發展。周恩來強調：一方面我們反對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停止前進。現在不動將來就要痛，現在向前將來就會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進，想一步登天，也是錯誤的。不難看出，毛澤東理想中的總路線，帶有某種急躁情緒，但經過周恩來的解釋，明顯趨於緩和與可行。周恩來在作完報告後，囑與會委員分幾個小組討論，然後由小組召集人於次日向大會提出報告。

1919年於北京中山公園與張申府（右一）、李大釗（左二）、雷國能（左一）合影

作為住在北京的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出席了這次會議，並聽取了周恩來的報告。在翌日上午的分組會上，梁漱溟在小組召集人章伯鈞綜合發言後，談了自己對周恩來總路線報告的體會，其大意是這個總路線本於1949年建國時的《共同綱領》，當然擁護，不成問題。梁漱溟還詳細解釋道：

這一總路線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鈞先生更發揮了周總理所講的話，我於此深表贊同，沒有什麼新的意見可說。路線既不成問題，那麼就看怎樣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關心這一事業，發現不論大小問題，隨時反映給負責方面，以求減少工作上的錯誤。例如《人民日報》讀者來信欄，時常有人把他所見到的問題寫信提出來，而黨報收到來信亦馬上能注意檢查或交給主管機關部門去檢查糾正，這就是最好、最好的。

梁漱溟認為，這樣做一面看出人民能關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黨和政府能夠隨時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這種精神，在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應該繼續發揚。只有自始至終發揚民主，領導黨又能聽取意見，這建國運動才能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繼續開常委擴大會，周恩來詢問各組的討論如何，要大家發言。梁漱溟此時與張治中、侯德榜三人共坐一長沙發上，恰近在主席台右手，周恩來目視梁漱溟。於是梁漱溟說，討論的情況似可由各組召集人作報告，無需乎每個人重複其詞。當然，個別人願意再發言者仍可發言。周恩來點頭，表示同意。各組召集人如章伯鈞等即分別代表各組敘述發言情況。周恩來於散會時特致意梁漱溟，希望他明日能夠在大會上談談自己的想法，梁漱溟欣然答應。

10日上午的小組上，梁漱溟沒有發言。下午在懷仁堂舉行的大會上，發言者甚多，十分踴躍，有東北各省、上海、天津各市工商聯負責人次第起立發言，表示接受和擁護公私合營改造工商業的政策。發言者踴躍相繼而來，距離散會時間不遠，梁漱溟即寫一字條，親自送交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表示時間很緊，他可改用書面發言送來，不佔用會議時間。不料周恩來在當天會議結束時宣布，為了讓大家都能充分發表意見，會期要延長一天。周恩來在離開會場時又特別關照梁漱溟，務請梁在第二天的大會上也談談自己的意見。梁漱溟又高興地答應下來。

既已應承第二天發言，梁漱溟回到家中便思索準備一番，並邀幾位朋友到家裡商量明日發言問題。他想，如果把小組會上的發言內容重複一遍，就沒有多少意思，況且章伯鈞在向大會彙報時已多少概括了自己的意思。同時，小會幾乎都是非中共人士，他那天所講的話主要是就黨外情況言的。現在領導黨的負責人要他在大會上講話，他就應該說說對領導黨有所貢獻的話，因為畢竟是領導黨要他講話。或許他還因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為非中共人士帶個好頭，以期大家都能對中共有所幫助。

1918年7月，北京大學哲學門畢業合影。前排教師左起：康寶忠、崔適、陳映璜、馬敘倫、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陳漢章，二排左四為馮友蘭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梁漱溟連夜進行準備。到了第二天（11日）下午，梁漱溟根據自己的準備在大會上發言說：連日聽報告，知道國家進入計劃建設階段，大家無不興奮。前後已有多位發言，一致擁護。不過，各位或由於工作崗位不同，或由於歷史背景不同而說話各有側重了。

接著，梁漱溟從自己特殊經歷與背景談了幾點意見。他說：

我曾多年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個偉大的建國活動。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只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然而我放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計劃建國的理想，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之說，但其理想和目標卻大體相同。由於建國的計劃必須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想除了政府已經給我們講過的建設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方面之外，像輕工業、交通運輸等等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也講給我們聽聽，此其一。

又由於建國運動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完成我們的計劃，就使我想到群眾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依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後似已作用漸微。那麼，現在只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幹部了。但據我所聞，鄉村幹部的作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量上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的理想，對於鄉村的群眾，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納社會運動於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這裡不及細說，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其三，是我想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農民的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包括北京)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他們(似應為我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個問題望政府重視。

上述這些只是梁漱溟後來的回憶，但從他所作的準備草稿來看，梁漱溟所講的遠不止這些。他在發言中的第一個問題的語氣即以「過來人」的資格教訓道：

我個人曾是有這樣一夢想的人：開展一大建國運動。雖然四十年前追從舊民主革命，只知政治改造而不知經濟改造、社會改造，那是沒有計劃建國的。但對舊民主放棄已三十年，此因深追革命失敗之故而覺悟。各位亦許知我作鄉村建設運動，此即不單政治改造，而認經濟政治分不開。改造社會我有這樣的想法：中國政治改造一定隨經濟改造而完成；經濟進一步，政治進一步，循環推進。而經濟改造呢，亦不是盲目發達生產，等到發現問題，再來推行社會政策或社會主義革命，而應從生產合作化，經濟生活社會化，使兩面俱進。總起來：經濟上社會主義、政治上民主主義同時完成。那時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但我們要有計劃地建國，不走歐美舊路則是千真萬確。

1981年，梁漱溟寫給最小的孫子梁欽寧的信，教育他「為人要堂堂正正、頂天立地、俯仰無愧」，「不要貪」

如果梁漱溟的話僅僅說到此，似乎還沒有多大問題，似乎也不致於惹惱毛澤東。而他向政府索要他所提及的「有計劃地建國」的所謂「計劃」，便似乎已是從政府外面監督政府，是要求政務公開，這便自然惹惱毛澤東和周恩來。梁漱溟接著說：

由此思想背景，故我對報告有這樣的問題：李富春的報告給發展重工業一點消息，周恩來的報告得知私營工商業改造一些方法步驟等等。但除此而外，如「相應地培養……發展……」那許多亦已經有了計劃呢？那麼這些計劃是不是亦交付討論呢？同時要配合照應的、結合的、扣合的，那許多方面，屬於經濟的，或不屬於經濟的——政治，教育文化，如我設想應當整個一套，全面有系統（如李富春言），因為相互關係……我推想必有整個計劃，方方面面照顧無遺。是否亦給大家來參酌、來協商。

這顯然就是後來毛澤東所說的梁漱溟向政府所要計劃的事。毛澤東說：「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計劃的內容。我也不贊成。相反，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一些機密，越少越好。」「梁漱溟這個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讓別人多知道一點機密，對你就不行。召集比較小型的民主黨派的會議，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參加。」

關於第三個問題，梁漱溟的回憶與其準備的原稿也存在著相當的差異。其原稿寫道：

過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於發動農民、依靠農民。依靠農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農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長，但進入城市後，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成長起來的農民亦都隨著到了城市。一切較好乾部都來作城市工作，此無可奈何者。然而實在……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裡跑，不許他跑。人才財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不說脫節吧，恐多少有點。然而農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農民。對人民照顧不足，教育不足，安頓不好，建國如此？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勢。

這種說法在毛澤東看來，當然是相當「惡毒」的攻擊之詞。梁漱溟後來也就此問題檢討道：「我就北京見聞所及，提請領導注意，指出城市工人工資生活為鄉下農民所歆羨，充當一個臨時小工每天工資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紛紛湧向城市，市政當局又把他們推送回去。說此話時，我引用了某人所說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話，嫌於破壞工農聯盟而不自知。工農聯盟正是我們國家政權基礎，這個錯誤非小。當時總理似未覺察，而在他後來向主席報告我的發言之時，主席卻注意了。主席見罪，此亦一節。」

梁漱溟墓

梁漱溟的這個解釋或許對的，不過我個人更傾向於認為，假如梁漱溟發言時毛澤東在場，親耳聽見，情況或許不一樣，口耳相傳，添油加醋，梁漱溟的這些言論就與其本來的想法不一樣了，這也是他後來覺得委屈的原因之一：理論上並沒有錯，只是錯在時機、場合不對。

選自：騰訊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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