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無知與恐怖主義的溫床：神話和現實

這是選·美的第361篇文章

2016年6月12日，美國奧蘭多一家酒吧發生了死傷百人的槍擊案件。作為9-11以來美國本土最嚴重的槍擊案件，這件慘劇可能讓反恐成為年末美國大選的重點議題。奧蘭多襲擊針對同性戀者的特點讓它同時具有「仇恨犯罪」的屬性，該事件引發的話題因此進一步升溫。對抗恐怖主義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恐怖主義和仇恨犯罪又有哪些內在聯繫呢？

明星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近來多次提出，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在於貧窮和不平等，因此對教育、就業的大規模投資是解決恐怖主義危機的關鍵[1]。作為不平等（而非恐怖主義)的專家，Piketty對恐怖主義根源的這一論斷反映輿論了中的常見誤區。

該判斷在政客中也頗為流行。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希在2002年的墨西哥講話中說道：「我們要與貧窮作戰，因為希望是對恐怖的答覆。」第一夫人勞拉·布希則認為「反恐戰爭的持久勝利取決於對孩子的教育，因為受過教育的孩子會擁抱與恐怖主義相反的價值觀」。面對世紀初的恐怖主義危機，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副總統戈爾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都做出過類似的評論。

這一觀念有市場不足為奇，它的確迎合了不少人對恐怖分子及其起源地的想像。提到巴基斯坦、阿富汗、黎巴嫩這些國家，外界人士的腦中就浮現起破落貧窮的村莊城鎮、乾旱的天氣、破敗的學校和落後的產業。潦倒的年輕人沒有體面的工作，而他們低下的文化程度更讓這些青年無力抵抗宗教極端主義的洗腦。山窮水盡下，這些苦人只好投身恐怖組織，並期待在天堂迎來許諾給穆斯林殉道者的72個處女。而談到歐美國家本國的恐怖分子，這一幕的舞台就切換到了巴爾的摩、奧蘭多貧困混亂的內城，其他卻設定大同小異。然而拋開這些流於表面的吸引力，該流行論調背後的實質性證據驚人地匱乏。

中東民調：教育程度與支持恐怖主義正相關

中東多個國家的民調顯示，教育及收入和對恐怖襲擊的支持不存在反向關係。皮尤公司2004年的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曾詢問受訪對象是否認為伊拉克境內對西方人的自殺炸彈攻擊是正當的。Krueger (2007)分析了約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民調結果，總體而言，受過較高教育的受訪對象往往更傾向於認為這些襲擊是正當的。在統計了受訪對象收入的約旦和土耳其，收入和對待恐怖主義的態度也並沒有明顯關係。Krueger和Male?ková(2003)對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中心(PCPSR)」民調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巴勒斯坦人越支持針對以色列的武裝襲擊。與經濟窘困導致恐怖主義傾向的說法相反，民調數據顯示巴勒斯坦失業人員支持對以暴力行動的傾向反而較低。

恐怖分子多是受過教育的中產

如果我們把關注從「支持恐怖主義活動」轉移到「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現有證據更是指出恐怖分子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有的恐怖分子甚至是有著優越家庭背景的知識分子。典型的例子包括被美國無人機擊斃的葉門恐怖分子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奧拉基畢業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一度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葉門前總理穆賈瓦爾德是他的親戚。奧拉基的父親是美國尼布拉斯加大學博士，曾任葉門農業部長和薩那大學校長。

聯合國維和人員Nasra Hassan曾經採訪250名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親友，她總結如下：「他們中無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貧窮窘迫、頭腦簡單或處於抑鬱狀態。很多人都是中產階級，而且有工作，逃亡的除外。多一半是來自今天以色列領地的難民。其中有兩個是百萬富翁的兒子。」[2]（儘管「天堂中的72個處女」動機理論在伊斯蘭世界之外流傳甚廣，但心理學家Ariel Merari的採訪資料顯示伊斯蘭教義和神學並不構成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直接作案動機,見Berman, 2009。)

恐怖分子背景統計與這些採訪結論一致。Krueger和Male?ková(2003)通過收集黎巴嫩真主黨黨報《聖約(Al-Ahd)》在1982和1994年間刊登的作戰人員訃告，提取了這12年間該組織軍事部隊三分之一成員的檔案信息。其中，一小半訃告包含死者的教育、家境等信息。研究人員用Logistic回歸比較了真主黨作案人員和黎巴嫩「人口與住房調查(PHS)」中的黎巴嫩平民。控制年齡和地域因素後，真主黨成員的貧困率低於黎巴嫩平均水平，而受過初中或初中以上教育的比例則相對較高。從數量上看，貧困率增加30%伴隨著10%左右的真主党參與率下降，而初中(或以上)教育普及提高30%則伴隨著8%的真主党參與率上升。

巴勒斯坦的情況大體上類似。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者採集了哈馬斯在線刊物《殉教者(Shahid)》中自殺式人彈的背景信息(Berrebi 2003, 2007)。這些自殺人彈只有13%處於貧困線以下，遠低於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將近60%的人彈受過高中(不含)以上的教育，而巴勒斯坦同齡男性人群只有15%。儘管接近一半16到50歲的巴勒斯坦男性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的教育水平，這一比例在自殺人彈中接近於零。控制了地區、年齡、婚姻狀況的Logistic回歸進一步核實了這些差異的統計顯著性和穩健性。

經過6月12日的奧蘭多酒吧恐怖襲擊事件，公眾或許會更加關心美國的「本土恐怖分子(homegrown terrorists)」的特徵。對這一群體的研究顯示，以上結論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這些本土伊斯蘭恐怖分子(Krueger, 2008)。美國本土伊斯蘭恐怖分子受過一定大學教育的比例大幅高於美國穆斯林平均水平。根據控制人口學變數的Probit模型估算，相對於其他美國穆斯林，受教育年數較高的美國穆斯林顯著地更可能成為恐怖分子。從預測的意義上說，給定一系列人口學變數，一年的教育提高參與恐怖行動的概率4個百分點。不過，這些回歸偏低的擬合度凸顯了通過個人背景推測(profiling)恐怖主義傾向的困難。

恐怖分子的勞動力市場

綜上，流行理論中貧困和恐怖主義支持、參與之間的關係在實證上得不到支持。人力資本方面，恐怖分子更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也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對在校時間的投資，教育的內容可能更重要——尤其對中東國家來說。）

對這些發現的一個理論解釋是，在恐怖分子的「勞動力市場」中，潛在恐怖分子的「勞動供給函數」是高度彈性的，因此恐怖組織總能找到想要的殉道者(Iannaccone, 2003)。這也給予了他們根據所需選擇不同階層、受教育程度的戰士的裁量權——前真主黨高層穆格尼耶就以喜愛招募理工科大學生著稱，並以此為真主黨帶來了「恐怖科技」(Bergman, 2008)。從政策的角度來說，通過緩解貧困、增加教育機會來對這個市場進行「供給側改革」，從而確保沒人願意參與恐怖組織並不實際。通過打擊恐怖組織及其招募、襲擊活動影響需求面可能相對有效。

恐怖主義的宏觀起源

試圖補救「貧窮與無知導致恐怖主義」理論的觀察者可能會提出，這一關係並不體現在個體層面上——貧窮和教育低下的社會為恐怖主義提供了宏觀土壤，從而讓這些國家條件相對優越、有作戰技能的公民走上了恐怖分子的道路。儘管它聽上去言之成理，現有的跨國研究也不支持這種敘事。

根據Krueger和Laitin(2008)的研究，樣本中高收入和低收入國家都是恐怖活動的主要發源地，中等收入國家相對無害——但因為差異較小且樣本量夠不大，統計上並不能排除恐怖活動發源地均勻地分布於各收入水平國家的假說。然而如果只觀察自殺式襲擊，發源地則顯著地處於收入分布的上游，且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控制了宗教、政治因素的跨國多元回歸也驗證了恐怖活動發源與人均GDP關係的不顯著。此外，卡方檢驗表明國民識字率與恐怖襲擊的關係也不顯著。

該研究還發現，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和公民權利(civil liberties)的缺失才是預測一國成為恐怖活動搖籃的首要因素。在卡方檢驗中，不尊重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國家顯著地更傾向於滋生恐怖活動。從政體上來看，中間政體(anocracy)比極權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和民主制(democracy)都更易於培養各種恐怖分子。控制宗教和經濟因素後，這些政治因素的作用在跨國回歸中仍然顯著且突出。此外，政治相對穩定的國家更不容易滋生自殺式恐怖襲擊——但如果把其他種類的恐怖活動也算進來，政治穩定性與恐怖活動的關係就不再顯著。

一般而言，對這一類跨國多元回歸做出因果理解要慎重。但這些分析初步表明貧窮和缺乏教育不太可能是恐怖主義的主要培養皿。恐怖主義的發源似乎和政治環境關係更為密切[3]。

仇恨犯罪與恐怖主義

奧蘭多恐怖襲擊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在於，這是一場發生在同性戀酒吧、針對性少數群體的暴力活動。這讓這起襲擊兼具恐怖襲擊和仇恨犯罪雙重性質。

仇恨犯罪指針對宗教、種族、性取向少數群體的犯罪活動。美國3K黨(Ku Klux Klan)在民權運動時期對黑人浸信會教堂的炸彈襲擊是這類犯罪的經典例子。從某種意義上說，仇恨犯罪是恐怖主義的孿生兄弟——兩者都在大方向上針對特定人群，卻隨機選取個體受害者。

仇恨犯罪在統計上具有和恐怖主義類似的特徵。不少學者認為窘困的經濟狀況造成仇恨犯罪高發(如Hovland和Sears, 1940; Kressel, 2002)。考察美國南部針對黑人私刑的早期定量研究似乎也支持這一理論(Raper, 1933)。但Green, McFalls和Smith(2001)指出，早期研究無非是捕捉了兩個恰好同時發生的大趨勢，一旦控制了整體時間趨勢，這一關係就消失了。對美國反猶、反同性戀、種族主義犯罪的後續時間序列與橫截面研究(Green, Glaser和Rich, 1998; Green, Strolovitch和Wong, 1998; Jefferson和Pryor, 1999)都沒有發現仇恨犯罪與失業率等主要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Jefferson和Pryor甚至發現仇恨犯罪在教育水平高的郡更加常見。Jefferson和Pryor認為，地區的歷史和特殊形勢才是驅動仇恨犯罪的主要因素，而社會和經濟條件解釋力很弱。

兩德統一後，90年代的德國一度成為仇外情緒的重災區。針對外來移民安置政策的不滿成了一系列仇恨犯罪的導火索。僅1992年，德國就發生了2,544起針對外國人的暴力犯罪。Krueger和Pischke (1997)的研究發現，儘管前西德地區有更多的外國人，前東德地區暴力仇恨犯罪卻高發得多。該差異在控制經濟變數後仍然存在。與強調經濟因素的解釋相反，失業率低的地區仇外暴力反而更加頻發，且這一關係在前東德統治的地區尤其顯著。

和恐怖主義一樣，仇恨犯罪似乎有深層的政治與歷史根源。以提高收入、促進教育為標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固然可欲，對於消除這一類暴力行為的作用恐怕非常有限。

注釋

[1] Thomas Piketty: Social Investment Can Stop Jihad. Time. ( http://time.com/4264221/thomas-piketty-isis/ )

"Inequality" Is Behind the Rise of ISIS, Says Author Thomas Piketty. The Independent. (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nequality-is-behind-the-rise-of-isis-says-author-thomas-piketty-a6754786.html )

[2]An Arsenal of Believers, The New Yorker.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1/11/19/an-arsenal-of-believers)

[3]本節分析全部針對恐怖活動發源地。對恐怖活動受害國的分析則表明，遭受恐怖襲擊的多是富有國家，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則退居次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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