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路7號》代序：青島海邊的幾個門牌號

本文摘自《南海路7號》，薛原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南海路7號

南海路7號是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臨海的「生物樓」二樓海洋地質室211房間，留下了我的青春記憶——我在那兒工作了15年。現在的生物樓，與20年前相比，早已裝扮一新，記憶中生物樓的走廊里總是暗淡擁擠，貼牆排列的資料櫃陳舊斑駁，像是蒙著歷史的灰塵。只有五層的「生物樓」是大院里的主樓，1983年冬天我剛參加工作來到211房間時，趙老師自豪地說，別小看了生物樓，你看看牆有多厚，當初蓋大樓時可以蓋高些，地基打的很結實，為什麼不蓋高呢——為了防備戰爭，我們海洋所建在海邊，打起仗來容易遭到炮火，這樣厚實的牆就是炮轟也不容易轟塌。更讓我開眼界的是到職工澡堂洗澡，老師帶著我去，說我們的澡堂是防原子彈的。原來職工澡堂建在地下室，沿著樓梯往下走，心裡直打怵，燈光昏暗，水氣瀰漫，一間間地下室，一個個大水池，像是一間間水牢。老師說，你猜得不錯，「文革」時這裡就是關押人的牢房。

與生物樓比鄰的是「水族樓」，裡面有一個「人工海洋」，是我們招待從外地來的師友的保留節目，當初來了外單位的同行，往往先領著他們參觀位於生物樓一樓的標本陳列室，然後就是人工海洋。每次帶人參觀，就要到生物樓三樓的標本室去找馬先生，馬先生一輩子的精力都給了海洋生物標本，從馬先生那兒拿到鑰匙，老先生總是再三叮嚀，標本怕曬，看完了標本一定別忘了拉上窗帘關好燈鎖好門。在「生物樓」里當時還有許多老先生，大多是從事海洋生物分類學的，幾乎一位老先生就是一門「學科」。

說起海洋所的老先生，幾乎就是大半部新中國的海洋科學史，譬如童第周、曾呈奎、張璽、毛漢禮、劉瑞玉、齊鍾彥……與海洋生物學相比，我們地質室所屬的學科年青許多，老先生只有一位張兆瑾先生，是清華大學上世紀30年代初的畢業生，瘦小的老先生還是清華大學校友會的副主席，據說老先生的拉丁文非常了得，但在我的印象里，老先生幾乎不參與具體的課題項目了，我們地質室當時的幾位權威還只是副研究員，也就是副教授，都是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大學生，譬如秦蘊珊、趙一陽、金翔龍和陳麗蓉等人。十多年後秦蘊珊和金翔龍當選了院士，不過金翔龍早已調到了杭州。那時微機還是稀罕物，秦先生讓我在稿紙上寫了幾行字讓他看看，說寫的不錯。於是，我就開始為他們抄寫文稿了。當時的「副研」已很難得，每個月還發額外的花生油票和雞蛋票。不象現在，博導和研究員滿大院都是了。

那些年外地來了朋友，在海洋所的小飯店吃過了晚飯，往往領著他們在海水浴場的沙灘上漫步，說這是我們招待朋友的「大客廳」，然後再漫步到八大關，說這是我們的「後花園」。說這話時，誰能想到後來我會離開這兒呢。

魚山路36號·童第周故居

老山東大學對於青島來說，是掛在嘴上永遠的驕傲和遺憾，與馮沅君、陸侃如、蕭滌非等文科教授相比，童第周先生是理科名家的代表。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後，以童先生為首創建了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後來發展成規模為全國海洋科研機構第一的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作為海洋研究所的創建者，童先生擔任所長一職的時間從50年代直到70年代「文革」結束後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其實，童先生當時除了擔任海洋研究所所長，他還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主任，還在科學院京區的動物研究所兼任著職務，並已移家定居北京，對青島的海洋所更多是「遙控」領導，他真正在青島的生活還是在老山大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講，魚山路36號老山大宿舍掛上童先生的故居銘牌順理成章。

童先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海洋生物學家，他是一位胚胎學和發育生物學家，如果查閱一下《中國大百科全書?海洋科學卷》，不難發現，中國海洋科學家條目里並沒有收入童先生的大名，「童第周」條目出現在大百科全書的《生物學卷》里。海洋研究所的生物學研究在當年主要是海洋植物和海洋動物（又分海洋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的分類學，在這些「顯學」之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分支」——發育生物學，這就是童先生的「嫡系」學科了。童先生於青島的意義，更多的是一個象徵，一種從歷史的昨天走到今天的科學與文化的傳承的象徵，就像童先生的科研工作從早年直到晚年始終貫穿著一條清晰的線索，那是是屬於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的一個很專門的領域。

童先生的一則軼事印象難忘：童先生早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時，和他住在一棟公寓里的一位舞文弄墨的詩人在餐桌上以傲慢的口吻嘲笑了中國的落後和中國人的愚昧。童先生憤怒了，對這位詩人說，你代表你的國家，我代表我的國家，我們來比一比，看看是我們中國人聰明還是你們這些洋人聰明。童先生要和詩人比試的是文學寫作。後來在女房東的勸說下，那位詩人向童先生道了歉，童先生也收回了要放棄生物學改行文學的宣戰，仍回到了實驗室里。對這則軼事，除了童先生強烈地民族自尊心外，更令人感嘆地是，假如當年童先生一怒之下改行從事了文學創作，還會有童第周與我們這座「海洋科學城」的不解之緣嗎。

萊陽路28號·張璽故居

張璽先生與青島有「緣」，早在1935年春天，他就來到了青島，在當時的青島市長沈鴻烈的資助下，張璽和他的助手開始了第一次青島膠州灣海洋動物調查，這也是我國學者組織的第一次海洋動物綜合性考察，對於學科建設有著開拓性意義。

1950年夏天，作為原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所長的張璽先生帶領著原班人馬來到了青島，與從老山東大學出來的童第周、曾呈奎一起，創建了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萊陽路28號就是當初的幾處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場所之一。

張璽先生來青島工作並非他的本意，是服從新中國成立後科研部門統一布局和建設的需要，張先生的夫人和子女都沒有來青島，他是孤身一人率領著老部下們來青島創業的。但來到青島後，他漸漸習慣並喜歡上了這座城市。對於新中國的海洋科學事業，張璽先生的貢獻為人稱道的是走出學術象牙塔的實用的貝類學，他的《貝類學綱要》一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貝類動物學的專著，他還組織領導了我國海洋無脊椎動物的調查，全面查清了我國海域蘊藏的無脊椎動物資源。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曆數張璽先生的學術貢獻已顯得多餘，倒是有一件張先生的軼事值得我們思索——張璽先生是1921年赴法國留學的，那時，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之間碰撞著各種各樣的思潮，那是一群有著格外敏感的愛國心的熱血青年。在里昂的咖啡館裡，張璽曾聽過周恩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是帶著好奇心來聽這些年輕共產黨人的演講的。在紛繁多樣的主張中，張璽沒有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決心踏踏實實地學到一門學問，像張璽這樣的選擇，在當時，被稱為科學救國派。不過，在後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張璽先生解剖自己的思想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他在法國留學時因為自己是「公費生」，便感受不到「勤工儉學」同學的艱難，也就缺少對「革命」的嚮往——當時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大多選擇了走上共產主義道路。

張璽先生於1967年7月10日在青島去世。他的弟子說，要是沒有「文革」，以張先生的性格該是個活大歲數的人。

福山路36號·毛漢禮故居

作為一名物理海洋學家，毛漢禮恐怕難為一般讀者了解，除了在百花苑文化名人雕塑園內矗立的一座毛先生的青銅雕像，現在再在福山路36號掛上毛漢禮故居的銘牌，也許是毛先生在海洋科學界之外亮相於我們這座城市的寥寥無幾的一個「機遇」了。百花苑內的毛漢禮雕像表現的是毛先生於20世紀40年代留學美國時的形象，一身西裝的毛漢禮顯得風華正茂。其實，晚年的毛先生，留給人們的印象，更多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譬如，80年代初，身為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長的毛先生，與新中國建國後50年代培養的那一代學者相比，在日常工作中，一個習慣上的小區別就是，毛先生批閱文件或留言致書往往都是握一管禿筆，寫一手流利的毛筆字，這也是毛先生那一代老學者的特點，中西結合，文理兼通。有一張80年代初期海洋研究所幾位主要領導的合影，也能反映毛先生晚年的傳統色彩，大家都是西服領帶，惟有毛先生是典型中式的對襟襻扣罩褂。

「物理海洋科學」距離我們過於遙遠，倒是毛漢禮先生當年從海外歸來的軼事更能激發我們的想像。抗戰勝利後，毛漢禮赴美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後，任職於美國的著名海洋研究機構，新中國成立後，毛先生回國的努力遭遇到美國政府的阻撓，直到1954年，在周恩來總理的干預下，毛先生的歸來才得以實現——周總理簽字用朝鮮戰場上被我們志願軍抓獲的美軍戰俘作為交換，才使得毛先生能夠啟程回國。從這則軼事也能看出，新中國的領袖們對科學家的重視和渴求。

毛先生的學術貢獻毋須多談，像毛先生這樣的科學家，對於新中國的意義，更多地在於開宗立派，奠定一門學科的成長，「中國物理海洋學」與毛漢禮的名字密不可分。中國的海洋科學，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全國海洋普查」是一件摸清我國沿海「家底」和奠基學科大廈的「戰役」，毛先生就是這場「戰役」的一位主要指揮員。如果說海洋普查是「務實」，學術著述是「務虛」，那麼毛先生歸國後編著的《海洋科學》，則對培養人才和學科建設有「開山」的作用。

福山路36號是海洋研究所的一幢老宿舍樓，毛先生在這裡住了很多年，「文革」後毛先生又搬到了也處於福山路上的新建的另一幢宿舍樓上，若說「故居」，自然還是36號的老樓老屋。對於這片宿舍樓來說，掛上毛漢禮故居的銘牌其意義並不在於「名人效應」，而是對於我們這座城市來說，人文精神的張揚和文化底蘊的建設不僅僅在於如「老舍故居」、「粱實秋故居」、「沈從文故居」等等文學大師的「遺迹」保存，「當代」的海洋科學及其已走入歷史的學科「掌門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入城市的文化傳統中，「海洋科學」所蘊涵的城市文化更是我們青島這座「海洋科學城」的精神財富。

齊河路5號·「古巴樓」

齊河路5號這棟風格獨特的小樓為何叫「古巴樓」，其實我並不知道。這棟小樓是海洋研究所的宿舍樓，據說當年是為了給蘇聯專家修建的，建築風格是體現的古巴國的建築特色，因此被稱為「古巴樓」。但樓蓋好以後，中蘇關係破裂，也就變成了宿舍樓。當然，住到這棟樓里的絕非等閑之輩，例如，這棟小樓里住著曾呈奎，曾先生是海洋所創辦人之一，被譽為「中國海帶之父」；這棟樓里還住著齊鍾彥先生，齊先生是張璽先生的傳人，在他的努力下實現了張先生未竟的念想——成立了中國貝類學會，齊先生是首任中國貝類學會的會長，是一位在貝類學研究上幾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著的老學者……這棟樓里還曾住過當年的海洋所的黨委書記孫自平，一位一直到1990年代仍被海洋所的許多老師們懷念的老幹部，孫書記的革命資歷很老，在海洋所的科技工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文革」中含冤自殺了。

對我來說，這棟小樓還有著特殊的「親切」，因為這棟樓上還住著秦蘊珊陳麗蓉夫婦，正因為這對夫妻科學家，我才對這棟小樓有特殊的印象，因為我1983年冬進入中科院海洋所時，被分配到海洋地質研究室，而當時的研究室主任就是秦先生（秦先生擔任海洋所副所長，研究室主任是兼任）。當時我們海洋地質室，在海洋所屬於老先生稀有的「年青研究室」，資歷「老」的，主要是幾位「副研」：秦蘊珊、趙一陽、陳麗蓉等。他們屬於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海洋地質科學家。記得有一次我們研究室的支部書記讓我給秦先生送一封信，說送到秦所長家。我問秦所長家住在哪裡？支部書記說，你沿著南海路到黃海飯店，再走到齊河路就看到古巴樓了。當時，黃海飯店是新建起的「地標」性建築，但是我不知道啥是「古巴樓」。支部書記感嘆我不知道「古巴樓」，說海洋所的人還有不知道古巴樓的？！我確實不知道，也由此對這棟樓有了一種神秘的認識。

這棟小樓，當年住著兩位中科院的院士，這就是曾呈奎和秦蘊珊。邊上不遠鄰近百花苑，曾是中科院青島休養所的院落，現在，那個院落里蓋起了一棟體量雖然不大但看上去很端莊的「院士樓」，海洋所的院士們都住進了這棟嶄新的院士樓。與院士樓相比，歷經風雨的「古巴樓」顯得落寞了許多，但卻依然是一道別緻的老風景。

【書籍信息】

書名：《南海路7號》

作者：薛原

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1月第一版

內容介紹

本書以青島南海路7號（即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的典型代表人物為主體，例如童第周、曾呈奎、張璽、毛漢禮、吳尚勤、齊鍾彥等學者，通過對他們的檔案解讀和採訪，梳理了中國20世紀現代海洋科學的發展脈絡和走過的歷程。作者敘述平實客觀，所據史料來源可靠，通過典型人物的人生履歷來為時代的變化做出一個個具體的註腳。作者還寫出了他在實驗室和科考船上的工作與生活，通過一個個細節來還原當年的生活，也是1980年代中國海洋科學界的個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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