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結束了，故事沒有結束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6個軍共18個師，分別從安東、長甸河口和集安等處跨過鴨綠江赴朝鮮前線，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
專題按:至少有18萬年輕的中國士兵在朝鮮戰場陣亡，由於歷史等複雜因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長眠於異國他鄉。
七千多名戰俘回到了國內，每一場運動都把他們推向鬥爭的前台；一萬四千多名戰俘去了台灣，許多窮困孤苦地度過晚年。
回國！回鄉！回家！無論陣亡的烈士，還是倖存的戰俘。「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對於母親，你是整個世界」。
民間已經行動，記下每一座墓碑上的名字，挖掘每個個體的故事，尋找魂牽夢縈的親人。這是國家的責任。勿忘每個亡魂，勿忘戰爭的殘酷。
每一場運動，每一次風波，志願軍戰俘們都被推上前台，他們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壯士」的標準對照，有些還成為了「人民罪人」。
部分選擇去台灣的戰俘晚年也窮困潦倒，當初的承諾也成了「空頭支票」，窮困老兵們甚至遊行示威。
遠走異邦的極少數成為了成功人物。程立人成了阿根廷總統的妹夫，成為當地最大的珠寶商，還有60萬畝土地和兩家上市公司。
那場戰爭里活下來的人都老了。當新聞里，437具中國志願軍士兵遺骸被韓國送回中國國內，一位兒子手捧父親的遺像失聲痛哭時，81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180師老兵童志安說，那個人的父親就是他埋的。
60年前，活著的人已經向死去的人告別。那是停戰後三個月，首長讓童志安去部隊戰鬥過的地方掃墓，在一個個以數字為代號的戰地山腳，有著一叢叢的墳墓，童志安給它們添上新土，脫帽鞠躬，向他們告別。
無法告別的恰恰是活著的人，一百餘萬中國士兵被打上了這場戰爭的烙印。戰爭結束了，但他們的故事仍未結束。
北行、南下、異邦
60年前，童志安21歲，他挖了六百個坑，埋葬他的戰友。這些坑有一米二深，長度剛好放下一個人，死去的士兵被擦拭掉身上的血跡，用雪白的，但卻被稱為血衣的白布包裹，由童志安和他的擔架班抬進墓坑，填上朝鮮半島的泥土。
這是1953年的春夏之交，一場激烈的陣地攻防戰，葬身炮火的人們如燒焦的木頭，一個月後，戰爭結束了。21341名中國戰俘面臨一個選擇——回大陸還是去台灣。
1951年，因飢餓而昏睡的陳文基，一覺醒來，就成了美軍的俘虜。他被帶往韓國巨濟島上的中國戰俘營，在營內，他發現，戰俘之間，正在上演著「國共內戰」。
「親共」還是「**」，不同立場的戰俘壁壘森嚴。「**」的戰俘，多為原國民黨部隊的軍官和士兵，他們在解放戰爭中被收編，被俘後要求前往台灣。其他戰俘絕大多數堅決要求回大陸。意識形態的衝突，讓雙方互相視對方為叛徒，戰俘營成為戰場，大規模的毆鬥時有發生。
李正文就是堅決要求回國的戰俘中的一員。戰俘們在被俘後建立了「回國小組」、「中共地下黨團支部」，戰俘被秘密組織起來。1951年10月，當「**」的戰俘決定在「雙十」升旗紀念，其他人則攜帶木棍，在前一天晚上對他們發動了襲擊，試圖奪取旗幟，毆鬥中，雙方互有死傷，隨即被趕來的美軍阻止。
這甚至讓管理戰俘營的美軍感到困惑，他們沒想到，在戰俘營中，戰鬥還要以這樣的方式繼續。
爭鬥的焦點是爭取更多的支持，雙方都希望能將更多的戰俘拉倒自己一邊。
在「回國小組」開展鬥爭的同時，「**」戰俘發起了「刺字運動」，每一個被控制的戰俘都得在身上刺下文身——**抗俄，又或者「青天白日旗」。不願意刺字的戰俘，會在夜裡被叫出戰俘營進行「教育」，有的第二天被發現淹死在廁所里。
而「親共」的戰俘也會發起「打壞人」運動，其中經過一位領導人批准而處死的叛徒就有17人。
在這樣的戰鬥中，誰也難以獨善其身。大學生程立人有著「校長」的綽號，被俘後他當了文化教員，專管編寫供戰俘們學習的材料。但「校長」的政治態度過於曖昧，難以得到兩方的信任。毆打與羞辱讓他只能在夾縫中生存。
在美軍開辦的學校里，曾經念過書的陳文基成了戰俘們的臨時老師，他用著「校長」編寫的教材教戰俘們識字，許多戰俘都是文盲，他首先教他們的，是寫自己的名字。
這樣的戰鬥一直持續到停戰半年後。
1954年1月20日，戰俘開始遣返。堅定的回國者李正文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陳文基登上南下的汽車。而在兩邊都得不到信任的大學生程立人則選擇留在原地，和其餘11個人一道跟隨「中立國」前往印度。
北行、南下還是前往異邦，都開啟了這些士兵們不同的命運。
蒙冤26年
戰爭結束後，除少部分繼續駐防外，140餘萬中國軍人分批回國，各自回到駐地，參加過朝鮮戰爭的革命軍人身份讓他們成了當時「最可愛的人」，但與戰俘們無關。
1954年，李正文從遼寧昌圖寄給戰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還活著。
這一年，在昌圖的歸國戰俘管理處，回到國內的7110名志願軍戰俘接受了嚴格的政治審查，他們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壯士」的標準看待自己，坦白有沒有投降叛敵的行為。在一輪輪的政治高壓下，許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訴汪元昌，他有多高興能回到祖國。
兩年後，汪元昌在四川廣元見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戰俘都被取消軍籍複員回家，無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師範學校，重新回去當學生，也好謀個教職。
「那時我是一個年輕的軍官，他是一個身負屈辱的窮學生，相見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說，離別的時候，他再三問李正文有沒有什麼能幫忙的，後者遲疑了許久才告訴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將隨身攜帶的襯衣讓他穿上。李正文個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卻很滿足，連聲道謝。這讓汪元昌突然覺得難過。
戰俘身份，成了這七千餘名戰爭倖存者的標籤。他們的檔案里被記下「特務嫌疑」、「控制使用」，像一個巨大的陰影，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
1959年反右運動時，一位複員後在奶牛場工作的戰俘向領導坦白了自己被俘的歷史，領導大驚又大喜，在職工大會上，興奮地宣布「奶牛場反右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他則成了「隱藏下來的投敵叛國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開除公職的戰俘決定去北京上訪，他擠上紅衛兵串聯的火車，要去天安門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國發出了通緝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獄。
每一場運動，每一次風波，戰俘們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變節，變節必叛變」的懷疑中，一遍遍解釋自己，坦白自己，爭取寬大處理。
汪元昌再見到李正文時，「文革」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那時，汪元昌轉業到地方，是財稅局的官員，李正文是小學老師，同時還在地方劇團拉二胡。但無論學校還是劇團，都已經停業鬧革命，他一個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隨著「文革」結束，中央下發了對朝鮮戰爭被俘歸來人員重新複查處理的74號文件。對戰俘的不公待遇才得到糾正。
「現在，晚上天冷的時候，我還會想起他。」汪元昌覺得痛心，他的戰友李正文沒能熬到最後一刻。
「空頭支票」
「你是自願去台灣嗎？」小時候，陳朝勛問他的父親陳文基。「小娃兒別亂問。」父親不願意回答。
包括陳文基在內的來台戰俘們被稱作「義士」。他們到台灣的那一天，被定為台灣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當年，這些爭奪來的大陸士兵被視作去台國民黨的一次難得勝利，在台北「總統府」，赴台俘虜們按要求集體向蔣介石排隊歡呼致敬。
來台兩個月後，這一萬多人集體加入國軍，並寫下決心書，「在領袖的領導之下，戰鬥！戰鬥！進軍！進軍！直搗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灣曾對這些戰俘做過統計，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過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被編為普通士兵，駐防颱灣各地。
1954年4月份，陳文基和他的學生們即將面臨分別。被發配到各個駐地前，學生們紛紛給老師留下一張單人照片作為紀念。按照當時的習慣，照片上會寫下通訊地址，以求進一步聯絡。這些來台的年輕人，卻固執地寫下四川、重慶、山東、黑龍江，寫下某村某庄某人代收。
於是，很快，陳文基就和他的學生們在海島上失散了消息。
1966年，陳文基娶了一個高山族姑娘為妻，一年後，考入陸軍財務經理學校，後來成為一名會計。
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在台灣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駐防金門的戰俘準備游泳回大陸，終於游上岸後，卻發現不過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則因體力透支暈倒被巡邏的士兵發現，被處以死刑，通報全台灣。
從小，陳朝勛對父親的印象，是父親不苟言笑，顯得心事重重。他不愛談來台灣以前的事情，家裡人也不能多問。
只是有一次，青年人陳朝勛拿回來一包美國香煙，勾起了父親的回憶。陳文基告訴兒子，在戰俘營里，美國人每兩天發一包香煙，就是這個牌子——「Lucky Strike」，中文名「幸運出擊」，哪一方的士兵都有著相同的願望。
更多的「反共義士」則過著更艱難的生活。由於台灣規定士兵不能結婚，許多的戰俘直到四十餘歲退伍時，還只是孤身一人。他們文化水平低，沒有生存技能，不會講閩南語，融入不了台灣社會。孤家寡人，成了許多戰俘一輩子的傷痛。
在台北，台灣為這些老兵修建了白雞山莊，又叫「榮民之家」，鼎盛時曾有超過3000名戰俘住在裡面。
1987年，台灣廢除戒嚴令，兩岸恢復三通。陳文基和家鄉的兄長恢復了聯絡，他的父母早已過世。哥哥在重慶的鄉下做著赤腳醫生，他寄來了自己一家十幾口人的全家福，陳文基將這張照片視若珍寶，放大後掛在飯廳里。
哥哥一家人站在老家的堂屋前，經過這麼多年，堂屋還和陳文基17歲離家時一樣，那是他對家鄉的記憶。
回鄉探親成為許多戰俘的願望，1987年，2000名窮困的赴台老兵舉行了遊行示威，因為甚至籌措不起路費歸家。最終，這些老兵們，用30年前發給的「戰士授田證」換取了5萬到15萬不等的路費。當年，這些「授田證」曾經承諾，當光復大陸後，會讓每人分到出谷2000斤大米的田地。但最終，這成了張「空頭支票」。
「父親原本想退休後就回家鄉，但一退休他就病了。」陳朝勛說，同樣患病的還有父親的哥哥，兩位老人在見面前先後離世。
不一樣的傳奇
當程立人再度出現在人們視野里時，已經是三十年後。當年，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後，他去了南美。
1987年，他已經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寶商，名下有著60萬畝土地，兩家上市公司，還是當時的阿根廷總統勞爾·阿方辛的妹夫。
程立人遠走異邦是沒有辦法的選擇。當時戰俘營里流傳著他「主動投降」的說法，「他是一個戰場上的投誠分子」。記得他的人現在依然這樣說。這成為當時戰俘營中任何一個陣營都排斥的人物，最後回大陸和台灣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國」，少數人意外取得了成功，例如程立人。
他成了一個傳奇而神秘的人物，關於他的最近消息發生在2012年，家鄉的官員、貴州省人大一位副主任訪問阿根廷，費盡周折才能見到他，對於回來看看的邀請，八十多歲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機會他會考慮。
被時代隔絕於各地的士兵們，在老了之後重新碰到了一起，而這個時代以及他們的人生，與當年相比，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貴州，在國外經商的戰俘想資助在當地務農的戰友，戰友卻怎麼也不肯接受。地方領導仔細詢問理由後，他們講了原因，一是覺得對方的錢賺得也不容易，二是對方給的美元，他們不知道怎麼用。
在成都，戰俘鍾駿驊遇見了台灣來的作家廖汀，後者也是當年的志願軍戰俘。退休後，鍾駿驊喜歡和當地的一幫畫友詩文唱和，每次來成都，廖汀都要讓鍾駿驊幫他挑選畫作，帶回台灣出售。
這樣的生意往來並沒有拉近兩個人的距離，當年在戰俘營的裂痕依然橫亘，鍾駿驊說自己和他做生意，只是「權宜之計」，「去沒去台灣，現在只是不提了」。
一切都在發生變化，退休後，汪元昌下海經商，成立了一家代理海外紅酒的公司，出行都有司機兼保鏢跟隨。那場慘烈的戰爭，逐漸淡出了他的記憶。
陳文基的兒子由於工作關係定居北京，但父親和大伯故去後，他與老家的親戚就再沒了聯繫。
2013年，依然生活在成都革命傷殘軍人療養院，這所全國最大的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中的朝鮮戰爭士兵，只剩下了23人。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童志安還記得，一次老兵聚會，一個瞎了眼睛的女兵被攙扶著，在聚會上唱了一首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聲音喑啞但依舊清麗，歌音繚繞，似乎又回到了當年。
（參考資料：《孤島——抗美援朝志願軍戰俘在台灣》張澤石、高延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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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結束的感情，就讓它結束
※該結束的感情，就讓它結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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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結束的，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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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差點滅國的日本反思，最後悔的是沒處理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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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在什麼時候結束，重要的是結束之後就不要悔恨。
※不論你在什麼時候結束，重要的是結束之後就不要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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