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文化苦旅》出版人王國偉：如何拯救中國出版業
從1990年代開始，余秋雨的系列散文成為華文暢銷書的「現象級」事件，其後大概只有易中天等人的著作能夠望其項背，但從暢銷的時間跨度和絕對數量上比，都只是小巫見大巫。然而若要追溯余秋雨出版神話的肇始，就不得不提及他的首部散文集《文化苦旅》。
「我沒料到，1992年3月，由我策劃編輯，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會成為一本頂級暢銷書，不但連續暢銷二十多年，而且至今還有多個版本在銷售。我更沒料到一本書能產生如此大的蝴蝶效應，而且圍繞著書和人還鬧出那麼大的動靜，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發酵，這實質上已經演繹成一個我們無法迴避的文化事件了。」
最近，著名出版人、同濟大學教授王國偉出版了《我經歷的22個出版事件》，並在書中回顧、反思了《文化苦旅》一書出版的前前後後。
相對余秋雨這樣的「明星」作者而言，書籍背後的出版人無疑是寂寞的。打開《我經歷的22個出版事件》，我們也許會驚異於包括《文化苦旅》、《郎平自傳》、凌志軍《沉浮：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1989-1997）》、張承志《荒蕪英雄路》、張耀《咖啡地圖》在內的一大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優質暢銷書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一直認為我經歷過的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是被學界和出版界稱為理想主義的時代，由於各種原因的交集，出版就變成非常有成就的事業。」王國偉談及此書的寫作緣起時說，「我有幸在那樣一個時代從事出版工作，如果說有一些成就的話，我首先是要感謝那個時代。」
在王國偉的回憶中，除了書籍出版工作的具體事務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中讀到他與一些著名作家、學者早年交往的逸事，例如格非、李劼、周濤、張承志、張煒、劉小楓、張志揚等等。這些吉光片羽的記憶，如今讀來不乏今昔之感。
王國偉作為一位有成就的出版人，親身經歷並見證了改革開放後中國文化思想界朝氣蓬勃的時代，雖然早已離開出版界多年，但他對中國出版事業的關注和感情始終沒有割斷，這本出版往事的回憶錄就是最好的證明。
1996年夏，賈平凹、周濤、余秋雨、王國偉在新疆（左起）
做書趕上了最好的時代
澎湃新聞：您的出版職業生涯起步於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這是一家怎樣的出版社？
王國偉：1983年我在上海人才學會工作，社聯主席羅竹風先生，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長，也是宗教學家、辭書編纂家。我非常尊敬他，有一次，他認真地跟我說，你應該去做出版，出版才是最有價值、合適年輕人做的事業。於是他就把我推薦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我就懵懵然地跨進了這個行業。羅竹風先生作為學界泰斗，多年中，他經常會詢問我在出版社的情況，我有不懂或疑惑，都可以直接找他問他，那時他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但思想開放、觀點超前，跟他交流總是獲益匪淺。是他改變了我的命運，因此，我一直心存感恩之心。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出版社。1978年建社，許多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倒和貶棄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恢復工作以後都到這裡來了。這個出版社的行政級別也是最高的，一直延續到現在，總社的總編輯都是正部級職級安排，總社和分社社長都是正廳級。
初建時，社裡人才濟濟。上海分社的總編輯陳虞孫是「文革」前《文匯報》的總編輯。社長湯季宏是「文革」前出版局副局長，他也是抗戰老電影《51號兵站》里「小老大」的原型之一。還有著名文化學者王元化先生和香港文匯報創始人劉火子先生。那時鄧偉志先生還屬於後輩，而我們就更是小輩了。出版社就像個大的學堂，人人都是角色，個個都學問高深，哪怕是聊天玩笑，都充滿著知識和學問。老一輩優秀文化人和出版人的人格魅力、深厚學養，給我們的早期成長提供了最好的養料和發展機會。
在我的出版生涯里，碰到的第一位知己和老師是鄧偉志教授，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原民進中央副主席，當時他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組織編纂社會學卷，他把我要去做他的助理編輯，我跟了他兩年，除了學習編輯技能和社會學知識之外，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是豁達和寬容。
當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有個副牌，叫知識出版社，除了《中國大百科全書》之外，其他圖書都用知識出版社的牌子出版。1985年，著名詩人羅洛先生來主持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他提出重組上海知識出版社，要把上海知識出版社做大。重組後的上海知識出版社總編輯施偉達就把我挖過去，我在上海知識出版社一干就是十年，《我經歷的22個出版事件》中講述的大部分事件都是發生在這十年。我們不但創造了上海知識出版社的十年輝煌期，我也從一個普通編輯到社長助理，再到常務副總編輯，那時我才36歲，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副總編輯，也成就了我的出版事業。
199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73卷全部出齊，總社和上海分社經常發生一些矛盾，國家出版總署就讓總分社徹底分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牌子就給了北京的總社，上海分社和上海知識出版社、海峰印務公司三家組合更名為東方出版中心，一直到現在。
澎湃新聞：您當時的出版事業應該說是如日中天，後來為什麼選擇離開？
王國偉：這說來話長。東方出版中心1995年成立時，海峰印刷廠（大百科配套印刷廠）因為不再專門印製大百科全書，一下就陷入困境。而隨著大百科全書的出版資產全部歸了北京總社，東方出版中心只擁有上海知識出版社的出版資產。
而在那個年代，房地產市場崛起，東方出版中心地處虹橋開發區的核心位置，地產的價值開始暴漲。此時，東方出版中心新來的主要領導完全沒做過出版，興趣點都落在了地產開發上。此時的出版業正逢深度調整期，相比地產行業的暴利，出版業的收益實在微不足道。因此，出版社的價值觀開始破碎，社內的有效資源都流向地產開發，出版業務進一步弱化，東方出版中心已經是只頂著出版名號而干著與出版不相關的事了。這也是促成我離開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感覺自己在體制內做出版已經達到頂峰了，我根本無法超越自己。所以，我1998年年底從澳大利亞訪學回來以後，就決定轉型，跳出傳統體制，去做市場化的期刊，以及資料庫媒體和新媒體。
當然，我的離開還有一個契機，當時上海正開始申辦世博會，上海申博辦公室想編輯出版《申博期刊》，焦揚（原市政府發言人和申博宣傳部長）和楊慶紅（申博宣傳部副部長）就找我，希望與我合作出版《申博期刊》。所以我在2000年離開了東方出版中心，和世博辦公室合作編輯出版《申博期刊》。當申博成功後，我就應中國銀聯董事長兼總裁萬建華先生邀請，到中國銀聯參與主持創建高端銀行卡持卡人的服務平台，也就是今天說的資料庫媒體。2009年，我離開中國銀聯，到同濟大學做教授。
現在有人說我是華麗轉身，也有很多人認為我有點可惜，因為我選擇離開出版界時，無論是仕途還是事業，都處在黃金期。作為1990年代重點培養的後備幹部，我辭職確實讓許多人甚感遺憾。但我認為這就是我的命運。我的性格、做事方式不太適合官場。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中，我也是走不遠的，離開就是最好的選擇。我對自己現在的狀態還是比較滿意的，在大學當教授，看書寫作，上課帶學生。我做過出版、做過市場化媒體、還做過資料庫媒體和新媒體，這些豐富多元的產業實踐和理論相結合，能夠把課上得生動和有新意。爭取培養帶出一批優秀的學生來，是我此生的理想。當然，如果碰到有價值的出版項目，也可以再做一做，也能為教學提供實踐性經驗。
「一本書主義」：如何成為優秀出版人
澎湃新聞：您進入出版業時有那麼好的環境，但如今時過境遷，傳統紙質圖書出版業似乎已成夕陽產業，除了無法改變的客觀條件之外，您認為一名優秀的出版人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基本素質？
王國偉：我認為出版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產業，無論在什麼樣條件下，一個優秀的出版人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文化立場。出版是做思想產品，需要出版人的立場和判斷力來哺育。出版業在1990年代面臨市場衝擊，轉型期的出版業，開始遭遇困境。因此，迎合市場就一度成了出版業的管理主流，這時候出版社管理髮生了一個變化，出版社從總編輯主導轉為社長主導，這也就是完成了產品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根本性轉變。
這種轉變有其合理性，至少讓大家明白，除了做好產品，如何賣掉產品也要被重視。但這個過度的反轉，卻導致了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做出好產品不再是出版界的核心價值。事實上，迎合市場是沒有出路的。近20年的出版市場瞬息萬變。現在互聯網時代，多元、個性、變化是市場重要特徵，當你用很長的時間設計製作迎合市場的產品時，這個市場卻早就消失了。
一個優秀的出版人境界，顯然不是在於迎合市場，而是應該創造市場。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文化判斷，能夠非常敏銳地感受到這個社會的基本特徵，了解並及時發現社會的優秀思想，然後從主觀出發去做。堅持立場，強化產品的設計創意能力，依然是出版人的核心競爭力。迎合市場絕對是個偽命題和死胡同。
同樣，這個社會越來越分眾化和個性化了。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時代，出版人堅持自己的主觀性，做出好產品，一定也會吸引同類，通過產品，傳遞出價值觀，黏合有共同追求和價值觀的人。這也就是說，要通過產品來創造新的市場，這是出版人應該追求的境界。你要永遠走在市場前面，而不是跟在市場後面。
例如，我1999年引進出版張耀的《咖啡地圖》、《打開咖啡館的門》，當時賣130塊錢一套，這是非常貴的書價了。但之所以做這套書，因為我預感隨著中產階層、白領階層的崛起，其素質啟蒙離不開咖啡館空間，咖啡館不僅僅是喝杯咖啡的地方，更是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宣示一個階層的存在感，咖啡館就會成為典型符號。當我們提出「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的口號，曾感動過無數人，一直到現在，還被人演繹模仿。而張耀完全是用一種非常前衛、非常自我的方式，以極其視覺化的形式講咖啡館的故事。那套書雖然定價很貴，但很快就賣掉了幾萬套。即使以賣學術書為主的上海季風書園，其創辦人嚴搏非曾跟我講，這套書一度成為季風書園的看家書。季風書園原來在地鐵一號線的陝西南路站內，正好那附近就是白領最多的地方，因此在季風書園賣得非常好。
澎湃新聞：去年有一位「腦癱詩人」余秀華，在經過媒體「狂轟亂炸」式的報道之後，湖南文藝和廣西師範大學這兩家出版社在很短的時間內，幾乎同時出版了她的詩集，隨後的銷量也非常不錯。
王國偉：像這樣的產品，在我的職業經驗和判斷裡面，這不是出版人要去做的主流產品。因為我講的主流產品必須要有創造性，或者說在市場認知前我們就已經發現並去做的產品。像余秀華這樣經過媒體傳播預熱，然後很多出版社才開始去搶她的詩集，這樣的書不應該成為優秀出版人的常態行為。
如果把圖書市場分成幾個層次的話，最高層次就是應該有創造性，這是一種出版境界。出版是一種思想創製行為，應該領先於市場。雖然出版產品也是一種消費品，但其承擔的文化積累、傳承的基本責任應該堅持。當圖書的快餐化、淺閱讀、娛樂化盛行之時，我們更應該堅持「一本書主義」。
什麼是「一本書主義」？我們看那些前輩大師，有成就的文化人，一生精華的呈現就是一到兩本書。而作為優秀的出版人，你就應該去發現和找到這本書。如果說你更有修養和能力，就儘可能去造就或者說培養這樣一本書。既出書又出人，這是我認為一個出版人或一個出版企業最重要的歷史使命。
當然，這是出版整個產業存在的問題。我們現在要求編輯一年編輯出版很多書，年出書近40萬種的規模，粗放地追求出版規模，這樣是怎麼也無法一流起來的。「一本書主義」就是一個產業目標，一流的學術和思想價值、一流的設計製作和一流的市場營銷方式，才會有一流的影響力。那為什麼不能就一年只做一本書，甚至三年做一本書？
當我們精心做好一本書，其實投入-產出的關係也就改變了。原來每年一個出版人做十本書，一本書印二千冊，十本書加起來發行二萬冊；但如果一年精心做好一本書，從產品創意設計、編校、製作、市場營銷等每個環節，都深耕細作，仔細琢磨，都做到位，那這本書就有可能發行十萬冊。人的精力投入、貨幣投入及其他資源投入，投入-產出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還沒有計算人的情緒邊界效應和情緒成本。這一本書的影響力也一定超過那十本書。我想，這樣的賬大家都能算得清楚的。
《文化苦旅》1992年年初出版，至今已經24年，仍然在暢銷。大約在2012年左右，也就是我離開東方出版中心12年之後，東方出版中心主管領導曾告訴我，東方出版中心賣得好的書，不少還都是我策划出版的。《文化苦旅》依然是東方出版中心賣得最好的書。發行人員告訴我，《文化苦旅》還能搭賣其他書。光一本《文化苦旅》的利潤，完全可以養一個出版社，最多的時候每年可發行數十萬冊。
左：《文化苦旅》1992年初版。右：2000年改版後的第二版
「一本書主義」應該成為出版人自己的內心要求，要做就做「長命書」，我的「長命」是什麼概念呢？就是能夠不斷進行重版和再版的書。無論是學術書，還是文學類的書，還是其他類型的書，都應該如此。
出版行業里是認品牌的，經常做好書，做得好就成為名編，就有影響力，議價、談判、組稿能力都會增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本沒有我組不到的稿子，這就是「一本書主義」給出版人帶來的附加值。出版人是要靠產品說話，靠品牌成就事業。
又比如1999年我策划出版的《郎平自傳》，當時，幾十家出版社都想爭取，不少出版社開出了比我更好的條件，但郎平最後還是選擇了我。原因很簡單，郎平告訴我，首先選擇出版成就高的出版人，其次我是在多年前就曾建議過郎平出書，也是第一個建議她寫書的出版人，她認為這是緣分。多年前的因成就了多年後的果，我多年前寫給她的約稿信，她一直保留著。這一切，就是「一本書主義」帶來的職業附加值。
左：《郎平自傳》書封。右：郎平給王國偉的簽名本扉頁的題款
屏幕VS紙張：書籍的未來
澎湃新聞：如今傳統紙質出版業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市場和讀者的萎縮，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和電子閱讀帶給紙質書的衝擊實在是太大了。我身邊有些原來一直買書的朋友，但自從習慣了電子書後，就不再堅持買紙質書了，因為既多花錢又擠占空間，真正要用時找起來也麻煩。
王國偉：對這個問題，應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宏觀層面，互聯網和數字化造就了有別於紙質閱讀的另一個界面和形式，分流了人們信息獲取通道，這是歷史的進步。網路和數字閱讀，信息量大、方便、趣味性強，其優勢不言而喻。尤其是滿足人們的短閱讀、淺閱讀有更大的優勢，對紙質出版衝擊很大。
另一個微觀層面看，紙質出版除了滿足閱讀和信息獲取之外，還具備一種全方位的體驗性，書確實是視覺的，但同時也是嗅覺的，那有著令人心曠神怡的淡淡的墨香和紙香。相比屏幕的冷漠，它還是觸覺的，因為，拿著紙質圖書，無論是冬夏，它都有讓人舒適的溫度，這一切，就構成了紙質閱讀的深度體驗。
同時，紙質出版除了內容之外，其精緻、充滿藝術特質的形式設計，也是構成紙質書的另一價值。獲得2016年「世界最美的書」唯一金獎的《訂單：方圓故事》，這本書的內容就是一個美術類圖書小店，購買者的簡單的訂單彙集，但它的設計卻充滿美感和趣味，封面是最Low的那種包裝紙，就是蛇皮袋的材料，裡面用紙也是最差的新聞紙，古典線裝本，但由於它的設計、材料和書的內容構成了內在關聯，創新了圖書形式，也就創造了它的藝術價值。所以這本書定價168元，居然賣得非常好。
這是一個講究形式的時代，不少消費者會純粹為了形式而埋單。問題在於，絕大部分出版社對形式的重視是非常不夠的，其美學品味和職業精神還無法跟這個時代合拍。未來的紙質出版，我認為除了剛性的、一次性的消費產品，比如說教材這種產品之外，都應該追求非常好的設計形式感，讓紙質圖書增加其附加值。
王國偉這兩年策划出版的《敦煌石窟藝術全集》
我有時候經常會想像，某天當我們睡到自然醒，起床以後，泡一壺好茶，在陽光下，拿起一本紙質書觀看，一本書鬆鬆軟軟地捲起來，可以拿著它隨意走動，這本書就成為身體的一部分。而這種溫暖感帶來的體驗，才是更具人性化的體驗。這樣的閱讀，書就不僅僅是產品的消費，實際上也是生活的必需品。
澎湃新聞：電子屏幕是冰冷的而紙張是溫暖的，這是否是從事傳統人文學科的知識人構建起的一種感受？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並不會有這種感覺。
王國偉：我理解，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現在的「80後」、「90後」，他們是互聯網、電腦、手機的一代，確實很方便，而且閱讀過程是趣味化和遊戲化的，這是電子閱讀不可否認的優勢。但是我總有一種預感，就是隨著他們年齡和閱歷增長，是否會產生紙質閱讀的回歸？當人生經過歷練後，閱讀將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會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此時，紙質閱讀會產生儀式感，當人生從追求外在的快，轉向享受內在的慢時，紙質書閱讀就會成為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這是很美的。
另外我前面說到，當紙質書的形式做得非常好的時候，自然會吸引很多人去讀。比如像《訂單》賣得那麼好，大多是年輕人買，反而老年人才捨不得花那麼多錢去買。以後的書除了可以閱讀，放在家裡還是一種擺設，是家裡必須有的文化符號，而且也可能作為送人的禮物，甚至可以作為家族傳承的東西，《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就有不少人是買給兒女的。
我認為以後在經典化、禮品化的趨勢下，還會產生很多定製書的需求。盛世修典，修家譜和給家庭寫書，開始成為風氣。這樣的需求也會支撐紙質圖書的存活。
澎湃新聞：除了《訂單》之外，近些年還有沒有讓您感覺眼前一亮的設計感強的產品？
王國偉：拿我個人的經歷來說，以前我買過很多版本的魯迅傳記，但是前兩年我發現一個版本，書的封面做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書封上鑲嵌一個金屬的魯迅頭像，為了這個封面，我就把它買下了。
另外，上海的書籍設計裝幀家張國梁先生，他設計了一本書，這本書其實是單位委託定製的，但他做得非常好，很有形式感。我們現在很多人追求書的分量，用紙用得很厚，但是他做得很輕，用紙是最薄的新聞紙，甚至裡面還加了一些最廉價的紙，這樣就會做出一種歷史滄桑感，因為最廉價的紙在印刷的時候顏色會回收，就做出老照片的感覺。而且由於那種紙非常薄，我們正常的裁頁是單頁，但他把雙頁連起來，這樣靠近書頁邊緣的頁面就可以拉開來，一拉開來整張圖的呈現是完整的，因為它沒有裝訂，所以整個畫面的呈現非常完整。他就是用非常低質的紙張材料做出了一本非常高質的書。
張國梁的特殊設計
年初，中央美院美術館做了個世界手工書展覽，其中有一個館的展品是歷屆諾貝爾得獎作者的作品製作展，我看得如痴如醉。那些書的封面和內容材料真是無奇不有，絲綢、玻璃、樹皮、粗麻、牛羊皮、草編等等。每件作品都讓我愛不釋手，絕對是一個保值升值的藝術品。如果書做到這個份上，根本不必擔心賣不掉。
傳統出版業的困境與轉型
澎湃新聞：還是不能免俗地問一下，您認為紙質書最終會消亡嗎？
王國偉：出版走到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時代。紙質出版經過了前一輪的低潮期，現在的調查數據反映紙質閱讀正在回升。經過互聯網、數字出版的衝擊、分化以後，真正意義上能夠被互聯網快速消滅的是紙質報紙。因為它們承擔的功能是一樣的，都是傳播一種即時、淺顯的信息。但是作為圖書來說，它更多提供的還是一種深度、系統的閱讀。
其次，我始終認為出版做的是核心文化的傳承和積累，它決定了這個民族和社會所需要的主流文化的基本載體是圖書。因此，紙質圖書是不會消亡的，它只會在分流中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澎湃新聞：雖然傳統出版業江河日下，但我們也看到像廣西師範大學的貝貝特、理想國，以及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甲骨文等一大批出版品牌在市場競爭中相當有活力。您怎樣看待既有出版體制的問題？
王國偉：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們現在具有出版資質的出版社都是單一國有企業，依然在傳統國有體制的管理模式下，儘管絕大部分出版企業已經從事業性質轉為企業，其實並沒有真正邁開實質性改革的步伐，企業的主體地位和完全意義上的市場化轉型根本沒有開始。因此，打擦邊球的形式就成為一種特殊的出版現象，比如你提到的貝貝特等。
這些企業變體，是需要隱身在合法出版企業下面，因為他們沒有出版權，沒有書號，只能依託於某個傳統出版社。當出版社被管得死死的時候，他們反而創造了活力。他們間接獲得出版資格，但又擁有了國有出版企業沒有的市場活力。這種合作模式，恰好滿足了雙方的需求。因此，這些出版工作室反而做得風生水起，書也出得挺好，市場口碑正在建立。如果作為一種先行的灰色實踐，並被市場證明是有效的，我們應該適時總結，可進一步規範和推廣。
談到出版體制改革轉型問題，我認為出版產業面臨著三個緊迫而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一個就是出版企業應該儘快改制。我們現在引以為豪的出版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最初都是三五知己同道，志同道合，以合伙人的方式做個出版公司，後來越做越大，變成百年老店。出版企業是做思想產品，輕資產性質，核心資源就是優秀的人才。合夥制發展成股份制，終極利益和文化理想一致，企業價值觀也十分清晰。出版企業有點像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最合適的體制就是合伙人制度，因為企業的核心資源就是這幾個核心人物。
第二個問題是隨著第一個問題來的，就是我一直在呼籲的，也為此撰寫過專文，即出版企業人力資源價值不該被嚴重低估。出版企業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勞動力價格應該市場化和國際化。但我們產業現狀卻是產品價值高溢出，而勞動力價值被嚴重低估的矛盾衝突。如果這個問題不好好解決，接下來就是成批高端人才的跳槽。許多大企業和機構，都開始大手筆進軍文化產業，平台搭起來了，錢也投入了，最缺的就是專業人才。當不斷有機構願意出幾倍於現在崗位的薪酬來挖人時，他們沒有理由不重新選擇的。
而根本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股份制改造，給予核心團隊和優秀人才適當持股，讓大家在企業長遠發展和短期收益上獲得平衡。不管怎麼說，傳統出版社經過那麼多年的積累，還是擁有很多優秀的出版資源以及訓練有素的員工，如果賦予它們良好的企業組織模式，一定會重現活力。
第三個問題是，出版資源和出版規模的不平衡。上世紀80-90年代的出版黃金期，是基於幾十年的學術和人才積累的總體爆發。「文革」十年，再往前推「反右」等歷次政治運動，把所有的出口基本都堵上，但人的思想是堵不上的。「文革」結束，出版恢復，有幾十年的思想和學術資源作為基礎，才造就那個特殊時期的輝煌。
隨後，出版企業開始擴張，出版社從100多家，到現在的600多家，從業人員也成幾何級發展。當這樣的出版需求量大規模產生時，就與前端的思想學術資源匱乏產生了矛盾。因為，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可不像出版社批建那麼快速。因此，低層次的重複出版、一個版本反覆出版現象經常出現，比如現在市場上的古典四大名著至少不少於十多個版本。
問題更大的是，當這個問題還沒被重視，或者是現行體制無法解決這樣的問題時，才真正成為產業的危機。每年出版40萬種圖書，其中許多圖書還未與讀者見面就消失了，非常令人吃驚。這確實到了產業需要重視并力求改變的時候了。但這種改變還要等待多久？我確實不知道，但我還是對此保持期待。
（實習生胡宏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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