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共產黨人的詩和遠方

軍情 06-29

- 1921—2016 -

瞿獨伊

今年95歲

與中國共產黨同齡

81年前

她的父親

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了刑場

她的父親，就是瞿秋白

自1921年至1949年

總共300多萬共產黨員獻出生命

大義鼎然、從容自若、笑對死亡

這是共產黨人特殊的氣質

那麼多先烈離去了

卻仍有人前赴後繼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時代的決策者

95年

對於任何一個政黨來說都非常不易

祝願這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大黨

永遠奮力向前

（第一軍情曾採訪瞿獨伊，並於6月18日獨家刊發《81年前的今天，父親唱著國際歌走向刑場》。今天，我們為您獻上特別策劃《建黨那些事，您知道多少》敬請關注。）

95年，共產黨人的詩和遠方

95年，對於一個人很長。

對於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黨，正值青春年華。

遠方，有我們和父輩的夢想。

建黨那些事，您知道多少

文 | 賈永王玉山

7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最悶熱的時候，1921年7月23日，這天的《申報》在題為《夏令衛生要訣》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

環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間剛剛落成的小樓前，一片綠油油的菜地長勢正旺。

華燈初上，馬路邊搖著蒲扇納涼的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闌珊路燈下那些匆匆閃進這幢石庫門建築的身影。

遠東第一大城市漸漸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誰也沒有想到，在這個平常的夏夜，在這幢小樓中開始的一次會議，將深遠影響著未來中國的歷史走向。

一本印錯封面的《共產黨宣言》悄然問世

一個遊盪於歐洲的「幽靈」來到古老中國

95年，共產黨人的詩和遠方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32開，56頁，豎排。紅色的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標註「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書名為《共黨產宣言》。

出版時間：「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譯者：陳望道。

這是《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單行本最早的中文譯本。

一個在歐洲遊盪的共產主義「幽靈」，終於來到東方的中國。

1848年，當遠在英倫的馬克思、恩格斯出版這本小冊子的時候，中國的門戶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早已洞開。古老的帝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

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在題為《敬告青年》的創刊詞中，陳獨秀充滿激情地對中國青年提出六點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時年36歲的陳獨秀，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而此前的1914年，借用家鄉的獨秀山作為筆名的陳獨秀，在日本見到了小他10歲、後來成為中國第一個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

「陳李」相逢，為7年後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業，埋下了歷史伏筆。

「衝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6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一文，宣示一個古老民族的青春夢想。

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北遷。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知識分子成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學和《新青年》雜誌也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也就在這一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發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說。這篇著名的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李大釗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現場聆聽李大釗演講的眾多青年人中，就有時年25歲的毛澤東。21年後的幾乎同一個季節，正是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告了一個嶄新國度的誕生——而她的旗幟，一如李大釗所預言的一樣。

中國思想界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悄然間發生深刻變動。到1919年，中國的產業工人已達200多萬人。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成為繼知識分子之後，近代中國又一重要的社會力量。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列強把持下的所謂「和會」，不僅拒絕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將德國此前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

消息傳來，舉國嘩然。5月4日，北京大學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空前的學潮，引發了一場漫卷全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

剛剛經歷了五四運動的讀者們很快發現，這時的《新青年》雜誌，整本都在介紹一個學說——馬克思主義。

「到了1920年，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6年後，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回憶，「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蔡和森、瞿秋白、李達、惲代英、鄧中夏……那一時期，有多少覺醒的青年人像毛澤東一樣迅速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因領導學生向當局示威請願，22歲的周恩來被捕。出獄後，到法國勤工儉學的他在給覺悟社社員的一封信中寫到：「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是年早春，應上海《星期評論》之約，留日歸國的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裡，開始翻譯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譯著——《共產黨宣言》。

這個早到的春天，註定要為日後的中國留下一抹濃郁的春意。

也是在這個早春，為躲避軍閥政府的迫害，出獄不久的陳獨秀由京秘密轉滬。在掩護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就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事宜——歷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由此而來。

陳獨秀致信李大釗，問應該給新成立的政黨取個什麼名字？李大釗回信：「叫共產黨！」

而今，在北京的一所俄式建築里，中央檔案館珍藏的陳獨秀與李大釗當時的通信，墨跡猶存。

這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單行本發行，首印1000冊，很快脫銷。當時，「幽靈」被譯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產黨」錯印成了「共黨產」。

1975年1月，84歲的陳望道應邀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參觀，工作人員拿出幾種早期版本的《共產黨宣言》，請他幫助鑒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紅色封面的譯本上籤上自己的名字，說：「這才是最早的一個單行本，現在也可以說是革命文獻了。」

陳望道之子陳振新回憶：「因為首版的書名有誤，這年9月，又加印了1000冊，標題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藍色。」

一批覺醒的種子悄然發芽

一個新型的政黨呼之欲出

95年，共產黨人的詩和遠方

從彷徨吶喊，到覺醒探索，黨的創建者們心中的夢想，像春草一樣飛長。

1920年4月，幾個俄國人悄然來到北京。然後，奔赴上海——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奉共產國際之命，來華唔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他們是：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和他的同伴。

就在維經斯基一行來華之前，重回上海的陳獨秀在發動和組織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已積極開展建黨工作。

7月，直皖大戰爆發。由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軍閥混戰，把早已內憂外患的中國帶進了無盡的深淵，也催生著中國進步力量的覺醒與成長。

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這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黨」。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陳獨秀為書記。

兩個月後的金秋十月，取名為「共產黨小組」的北京早期黨組織，在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辦公室宣布成立。最初成員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等。

早在這年1月，在李大釗號召和組織下，北京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就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進行調查。3月份，又成立了以五四運動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為成員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會既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為建黨作了重要準備。

作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一南一北，推動著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業。

1920年那個盛夏，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毛澤東幾經周折，遠赴北京、上海，與李大釗、陳獨秀直接接觸聯繫——京滬兩地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狀況和共產主義者的活動，給了毛澤東極大影響。

回到長沙後，毛澤東從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尋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後成立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團體，並與新民學會的中堅分子討論建黨的問題。

這年冬，毛澤東收到了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好友兼同學蔡和森寄來的一封長信：「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

今天，在長沙新民學會舊址陳列室內，3本長約22厘米，寬約14厘米的《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靜靜地躺在玻璃櫥窗里。

蔡和森的這封信，是8月13日寄出的，由於最初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回信，9月16日又給毛澤東來信，並提出具體的建黨步驟。

蔡和森之女蔡妮老人曾回憶：「父親的信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他給父親寫了兩封回信。毛澤東寫道『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這年冬，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成員有毛澤東、何叔衡等。

在上海，在北京，在長沙，在武漢，在廣州，在濟南，從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國國內先後有6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與此同時，在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組織。

一份譯自1921年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俄文稿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樣記載：「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5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其活動範圍，現在已有6個小組，有53個成員。」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狀況下進行的，所以在黨正式成立之前，黨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稱「共產黨」。

發動工人、喚醒民眾、積聚力量……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先進理論武裝的新型政黨，呼之欲出。

一座石庫門見證了共商建黨大業的日夜

一艘紅船開啟了「引領中國」的偉大航程

95年，共產黨人的詩和遠方

「1921年6月中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克爾斯基（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7月1日開幕。」李達1955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這樣講述。

此時的李達，剛剛接替李漢俊擔任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理書記。而前一年的夏天，懷著「回國找尋同志來干社會革命」的理想，李達從日本回國，出任當年11月創刊的中共歷史上第一份黨刊——《共產黨》月刊的主編。

上海的邀請，引起各地黨組織的響應。

「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去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當年的新民學會會員謝覺哉後來回憶。

當年，長沙到上海只能取道武漢，轉乘輪船。毛澤東和何叔衡歷經輾轉趕到上海時，是7月4日以後。同樣，由於交通不便，全部代表到達，已是當月的23日。原定於7月1日開幕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便推遲到23日的晚上。

參加會議的代表除了上海黨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外，有來自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此時還在廣州的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他們中年齡最大的45歲，最小的才19歲。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如今，望志路106號已改為興業路76號。雖然新中國成立後經多方考證，確認了一大召開的日期，但對於黨的紀念日，還是沿用了戰爭年代中央確定的「七一」的提法。

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沒有一個是上海本地人，為什麼會議選擇在上海？

交通便利無疑是一個原因，但更深層次的因素是：第一，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要發源地之一，當時的產業工人佔全國產業工人總數的17．8％；第二，上海是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地；第三，上海建立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黨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在黨的初創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南陳北李」又為何沒有參會？

1936年，陳潭秋在莫斯科所著的《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中寫道：陳獨秀未出席一大，因為「那時他在陳炯明手下做廣東的教育廳長」；1953年，包惠僧回憶：「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來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與陳獨秀相似，當年擔任北京八校教職員聯誼會議主席的李大釗，正在領導索薪鬥爭和暑期會務，也不便離開北京。

即使在軍警勢力有所顧忌的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的一大會議同樣一波三折。

參加一大的多位代表都曾回憶，當會議開到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環視一周後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立即斷定此人是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

果然，十幾分鐘後，法租界巡捕包圍和搜查了會場。

鑒於會場已經暴露，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建議下，會議轉移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召開。

「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導工農。」李達的兒子李心天曾介紹，董必武重訪南湖煙雨樓舊蹤時寫下的詩句，形象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和《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

黨綱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臨時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

大會結束的時候，代表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輕輕呼喊：共產黨萬歲！

馬克思主義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中國。

嘉興南湖的紅船，開始引領中國革命的航程。

也許是一種巧合，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齡為28歲，正是毛澤東當時的年齡。更為巧合的是，28年之後，一個嶄新的共和國屹立在了世界的東方——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正是共產黨人在建黨之初便胸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