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印象：卞之琳先生

卞之琳（1910－2000），生於江蘇海門湯門鎮，祖籍江蘇溧水，曾用筆名季陵，詩人、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新月派代表詩人。抗戰期間曾在各地任教。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曾以「旅居研究員待遇」作客牛津大學。一九四九年後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和第二屆外國文學評議組成員、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及中國作協理事。其作品主要有《三秋草》（1933）、《魚目集》（1935）、《數行集》（收入《漢園集》1936）、《慰勞信集》（1940）、《十年詩草》（1942）、《雕蟲紀曆1930－1958》（1979）等。《斷章》是他的代表作。

卞之琳先生逝世後，我有一篇很短的文字，寫他與《書屋》的一點關係：

卞先生是認識的。很久很久的以前，就讀了他的詩，並為他驚訝，驚訝他在數行之中就能表達那麼多意思，而且讓人想了還想，隔了一段，忽然又想：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與夫人青林（攝影：楊絳）

一想起這首詩就想起卞先生，一想起卞先生就想起這首詩。我想很多人都這樣。

與卞先生有聯繫，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這一年，我有了機會創辦《書屋》，開始給他寄雜誌，想發老先生的稿子。一寄，好多年。

卞先生是喜歡《書屋》的，也看重，來過信鼓勵，表示要賜稿，卻又未見稿子來。我也不催稿。一是先生年歲已高，二是先生若有稿，且合適，一定會馬上寄給我。這一點，我很肯定。

也曾去過幾次北京。每次去，都動了念頭去看他。有一次，鮮花都拿在手上了，結果還是沒有去。怕的是打擾他。再說，我也不擅言談，為人做事缺乏情調，不會給人多少樂趣。我是這樣看自己的。

「若有事，可寫信」，先生在信中這樣說，我也覺得這樣很好。沒有事，就不寫信。

《書屋》僅發過先生一稿，是先生二年五月七日那天寫的，發表在《書屋》的二年八月號上，題目是《三座門外大街十四號瑣憶》。文章雖不長，內容卻豐富。文中，先生動情地寫了在北京南門外東側的那個民居里，與靳以，與巴金，與蕭乾等人的交往和友誼。

交往是樸實的，歡樂的，友誼也確實令人懷念。

我也非常懷念先生。

先生逝世後，我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想來想去，最後留在心裡的，僅僅只有這麼兩句：

是詩使我忘不了你，

是你使我忘不了詩。

很慚愧，想寫紀念先生的文章，結果只寫了這麼幾句。

這篇短文後來被收入了《卞之琳紀念文集》之中。在這本紀念文集的《卞之琳年表簡編》里，我才知道卞先生給《書屋》的那篇文章竟是他生前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了。

在網上，我還看到「江東子弟」的一段文字：「兩年前，我還在參與編一份地方史志雜誌，曾有請卞之琳先生搞口述自傳作連載的設想，但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終於有一天，我坐在了卞先生的面前，舊事重提。他淡淡地說：『口述自傳就不想搞了，我的事情——』他指指桌上一排書中的《卞之琳評傳》，『差不多都在這裡面了。』卞先生的女兒青喬在一旁說：『有好多人建議他寫自傳，他說不寫，實在要寫，就寫這隻貓吧。』時近正午，卞先生的『愛貓』正蜷在籃子里曬太陽睡覺，一副憊怠模樣，哪會料道一位大詩人有心為它樹碑立傳呢？我們的談話，就在這麼輕鬆的氣氛中開始了。這是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在卞之琳先生客廳的窗前。」自傳之事，我也曾經約過他的，他對我倒沒有拒絕。當時的《書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經得到了一套只在內部發行的七十年代鉛排的印數也是非常少的《中國當代作家自傳》，打算就此開個專欄，連載這些作家的自傳，其中就有卞先生的。可惜，此欄還未開張（也怪我們沒有抓緊，因為積壓的稿子太多），我就調離《書屋》了。後來，我在網上搜索，也沒查到這篇《自傳》，《卞之琳紀念文集》中也沒收入這篇《自傳》，《卞之琳年表簡編》里也沒提到這篇《自傳》，下面我將此傳照錄，以寄託我對他的懷念：

我於1910年12月8日出生在江蘇海門的一個江邊小鄉鎮。國民小學四年畢業後，曾進過一年私塾補習國文，才上二年制高級小學。初級中學三年，我在本縣上了三個學校，因學潮失敗而隨同學轉了兩次學。1927年秋我到上海進浦東中學高中部，兩年就畢業。1929年靠借錢和親友資助，北上進北平北京大學英文系，1933年畢業。

舊文學是我從小在家裡找到的一些舊書中自己學了一點，後來才接觸到新文學。我在高級中學的時候，在讀《思想》雜誌等和一些進步文藝論著的譯本感到難懂的同時，開始從原文接觸到了一些英國詩，上大學一年，稍懂了一點法文，就又從原文讀了一些法國詩。我在浦東中學悄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夜正深》，大約在1930年修改後署名「季陵」，發表在北平楊晦編的《華北日報》副刊上。1930年秋後到冬天，我在苦悶中暗暗地寫了一些詩，第二年初，被剛回北京大學教我們英國詩這門課的徐志摩知道了，要去，到上海和沈從文一起讀了，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分發給《詩刊》等刊物發表，而且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自後我和李廣田、何其芳等寫詩同學過從日密，跟清華、燕京等大學的一些寫詩同學有交往，和外地的臧克家從通信中相熟，並接觸了師輩聞一多等人。1933年我在大學畢業前，把上年秋天寫的一些詩編成一小本集子《三秋草》，印行了百多本。

大學畢業後，我兩度在中學教書。一次是在保定育德中學教了一學期（1933年下半年），另一次是在濟南省立高級中學教了一學年（1935－1936年）。

到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起來為止，文學翻譯就是我謀生的職業。1934年上半年，我在北平為天津《大公報》等零星翻譯西方作品（大部分收入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窗集》，其中保爾·福爾的《亨利第三》和譯全了的里爾克的《旗手》後來在昆明文聚社合并出了單行本）。1935年上半年我曾去日本京都住了五個月，主要是特約為中華文化基金會譯完英國現代文學傳記作家斯特萊奇的《維多利亞女王傳》（後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被截頭去尾，不見了前言、附錄等），同時自己譯完了後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紀德《浪子回家集》的所余各篇，還譯了阿左林的一些作品。1936年秋後，我在青島住過三、四個月，為中華文化基金會特約譯出紀德長篇小說《贗幣製造者》（回北平交了稿，以後下落不明）。1937年春天，我南下在上海、杭州，自己譯出了貢思當小說《阿道爾夫》（後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阿左林的另一些作品（編成《阿左林小集》後來在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紀德在一度左傾期間寫的《新的糧食》（後來在桂林明日社出版）和再為中華文化基金會約譯的紀德《〈贗幣製造者〉寫作日記》（稿佚）。當年夏天繼為中華文化基金會譯出紀德小說《卡門》（後來自己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其間，從1934年秋天到1935年春初，我在北平還做過半年的編輯工作。我協助靳以在鄭振鐸主持下編輯《文學季刊》，特別是它的附屬小型創作月刊《水星》。

由於編輯工作，更由於作為編委的鄭振鐸、巴金兩位熱腸人的影響下，我從學院到文壇，從北平到上海，開寬了一點眼界，開廣了一些交遊。戴望舒在上海編《新詩》月刊也要我掛名當了編委。

寫詩我還只是偶一為之。1934年鄭振鐸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一套創作叢書，要我出一本詩集，我自嫌太單薄，就和何其芳、李廣田同屬早期的詩作，合編成《漢園集》，到1936年才出版（而且印丟了一小篇題記）。在出版這本詩合集以前，1935年我為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編的《文學叢刊》第一輯湊成了自己的一本小詩集，叫《魚目集》，當年就先出了。我在1937年春天，主要在江南遊轉的時候，又寫了一些詩，編成一小集，沒有來得及出版。

「八·一三」後一、二天，我和蘆焚從雁盪山趕回到上海後，自己一個人經武漢於10月初到成都，在四川大學外文系當講師。在那裡我又先後重逢了一些經過離亂的舊識，也新識了沙汀等作家。我和何其芳、方敬以及四川大學的同事朱光潛、羅念生、謝文炳等自費用土紙出了幾期小型半月刊《工作》。

大勢所趨，我在1938年暑假前也有點思動，但只是想通過延安到敵後作戰的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去轉一轉，訪問和生活一番。由於何其芳的積極活動和沙汀的積極聯繫，我隨他們終於８月底到了延安。

我在另一個世界裡，視野大開，感覺一新，也讀了一點理論，若有所得。在大庭廣眾里我見到過許多革命前輩、英雄人物，特別是在周揚熱心安排下，和沙汀、何其芳一起去見了毛主席。後來在前方太行山內外的部隊里和地方上還接觸過一些高層風雲人物，特別是在十八集團軍總部見過朱總司令，還有許多各級英勇的領導和軍民。

還在延安客居期間，我寫過一、二篇聽來的小故事，發表在劉白羽編的小刊物《文藝突擊》上，也寫過一個短篇小說《石門陣》，發表在延安周揚主編的《文藝戰線》上。1938年底跟吳伯簫等在總司令部停留一陣的時候，我寫了幾篇連貫性的報告文學，總名《晉東南麥色青青》，寄回延安，也在1939年《文藝戰線》上連載了三期。1939年初，我還在太行山東南一個農家的磨石上信手寫出了一個短篇小說《紅褲子》，寄到西南「大後方」朋友處，被交給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今日評論》上發表了（還被譯成英文，發表在英國《生活與文學》雜誌上，其後被收入英、美出版的兩種中國短篇小說集）。

將從延安出發去前方的1938年11月初，我響應號召寫「慰勞信」（「慰勞」一詞當時用起來等於今日我們用的「致敬」），就用詩體寫了兩篇。我在前方陳賡旅第七七二團隨軍生活了幾個月，回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臨時任教一短期的時候，寫出了《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小本報告文學的頭兩章。1939年9月初回到成都，隨四川大學搬去了峨眉山，我在那裡的雷音寺續寫完《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隨即一氣又寫了十幾首詩編成一小本《慰勞信集》。這兩本稿子都被朋友陳占元帶到香港，於1940年出版於明日社。1942年我讓桂林明日社出版了自己的詩彙集《十年詩草，1930——1939》，把《慰勞信集》全部收入了，只是刪去了各詩的題目，接著想再刪去二、三首，卻已經來不及了。

1940年暑假，我轉往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外文系講師，三年後升任副教授，1946年再定級為教授，5月底即離開昆明，但遲遲至11月才複員到天津南開大學教課，第二年暑假前就南下準備出國。

皖南事變後，我妄以為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沒有什麼好談了，就從1941年暑假起不問外事，課餘一心埋頭寫我的一部定名為《山山水水》的長篇小說，自以為我只有寫出它，才對國家和人民會有點用處。1942年初，我曾因私事到重慶，被周總理知道了，承邀去親切晤談並留吃晚飯，深為感動。但我回昆明後，仍固持先寫完小說再去考慮其它問題。1943年８、9月我寫完全部草稿後，又想用英文來譯改，這更沒完沒了。後來，從昆明到天津去以前的1946年夏秋，我先後在無錫太湖邊的古廟和朋友錢學熙的西鄉老家，完成了上篇的英文初稿。抗戰期間我就只在1945年譯了一本小書，即衣修午德的《紫羅蘭姑娘》。

1945年英國文化委員會決定邀我第二年以「旅居研究員待遇」去英國住一年，後來把行期推遲至1947年暑期。我在1947年9月到了英國，與牛津大學拜理奧學院取得聯繫，作為那裡教師席上一星期吃兩次飯的常客。我在那裡無非還是繼續修改我的半部小說英文稿。一年期滿後，我還留下來，遷居到牛津以西幾十公里外的中世紀山村，繼續埋頭寫作。但在冬天的重霧裡，忽然天天從大報的頭條新聞上看到了淮海戰役的消息，如夢初醒，我才擱筆，於年底乘船回國，四星期後到香港。候船北返期間，我曾從英文稿譯回兩章小說，交周而復編的《小說》月刊發表（小說上篇中文稿未帶出國，後來回國找到了，就跟上篇一起自己處理了）。1949年3月中旬，我和戴望舒等數人乘貨船北上，經塘沽直接回到了北京。

我回到北京後不久，就被北京大學找去在西語系任教。1952年院校調整後，成立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後改屬中國科學院），我就改任該所研究員。1964年另成立外國文學研究所，我也就改屬新所（即今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解放後我出席過全國文代會，被選為歷屆作家協會理事，先列名《詩刊》編委，後改列名《世界文學》編委。

經過十一年不寫詩後，我在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開始期間，又一口氣寫了一些詩，分別在各報刊發表後，差不多都收入了詩集《翻一個浪頭》（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雖很快完成任務，但絕大多數經不起回頭再讀，主要是缺乏真實生活氣息。

我後來多次下鄉，時間有短有長。1951年初春我參觀和參加江蘇吳江土地改革運動，回來就寫了兩篇報道文章，一篇《兩種光景的交替》，發表在《新觀察》上，一篇《兩種文化的消長》，發表在《文藝報》上。1953年我在浙江新登參加農業合作化試點工作，多次出入蘇州農村交流經驗，快到年底回京，寫了《秋收》五首詩分別發表在1954年初的《人民文學》和《文藝月報》上。1958年的熱潮里我主要寫了《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這幾首，見當年３月份《詩刊》。

解放後我出國兩次。一次在1955年11、12月間往波蘭出席密茨凱維支紀念會並訪問各地共一個月。一次在1961年5月隨張光年列席東德作家大會並訪問各地又共一個月。

我於1956年６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我寫的論文，主要有《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文學研究集刊》第二冊，1956）、《莎比亞的悲劇〈奧瑟羅〉》（同上第四冊，1956）、《〈里亞王〉的社會意義和莎士比亞的人道主義》（同上，新第一冊，1964）、《莎士比亞戲劇創作的發展》（《文學評論》，1964）、《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創作中的思想表現》（《文學評論》，1960）、《布菜希特戲劇印象記》（《世界文學》，1962），主要譯品有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悲劇《里亞王》，去年譯完，尚未準備出版。

1978年12月23日

經查，他的這篇《自傳》與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在《雕蟲紀曆：1930－1958》里所寫的那篇《自序》只隔十三天。在《自序》里，他主要說了他的寫詩經歷以及他對詩的認識，而在這篇《自傳》里，他則主要寫了他作為詩人和學者曾有過的人生經歷。

那一年，他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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