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

文史 06-29

在2015年10月25日高崗誕辰110周年之際，有學術團體舉行了「紀念開國元勛高崗同志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中共中央已啟動高崗案重新審查工作，並恢復高崗「同志」稱謂。高崗的歷史，再度進入人們視野。我們再來回顧高崗大起大落的一生。

高崗：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

1952年，遼寧瀋陽，高崗與妻子李力群合影

1949年9月30日，北京，新政協即將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當代表們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黨內副主席候選人名單時，都大為驚訝。他們紛紛交頭接耳—為什麼是高崗？

和其他兩位黨內候選人朱德、劉少奇相比，高崗的威望、資歷是遠遠不及的，更別說能否和主席毛澤東、總理周恩來並肩。甚至與年齡相仿並同為大區負責人的鄧小平相比，他的功勛和履歷也要差上一大截。所以不管彼時還是現在，66年來黨史、政治史研究者對此一直聚訟紛紜。

高崗晉陞之快，權柄之重，地位之隆，似乎和領袖毛澤東對其的培養提攜是分不開的，而究其原因，可能是高氏身上那種勇武明快、不拘小節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令人欣賞和信任。

不過，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急躁輕信、剛烈慨然的性格成就了高崗，但最終也將他送入末路。

由囚徒到西北局書記：三十六歲

按照黨史的記敘，「（1935年）10月19日，北上紅軍到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11月初，他們在甘泉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在陝甘地區活動的紅十五軍團會師」，這標誌著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受王明路線影響，陝甘蘇區的中高級幹部如十五軍團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此時都關在大牢中，等待「肅反」的最終結果。若中央紅軍晚來一步，而毛澤東沒有下令「刀下留人」，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高崗：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

毛澤東與高崗

中央對於「肅反」的糾偏迅速而有效。11月7日，包括高崗在內的被迫害幹部全部釋放；30日，宣布此次肅反是「極左主義」，高崗等人正式平反；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瓦窯堡接見了高崗。

隨後，高崗帶了十三人去陝北與內蒙交界處任蒙古工作委員會主任。「那裡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黃沙地，天天颳風，跑來跑去，經常打仗」，照他的形容，「當時認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蘇武牧羊」。

高崗的腹誹並不過分。據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很多年以後回憶，「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此時的高崗，生理心理都飽受折磨。一方面，他「被關押拷打的身體還不太好」，另一方面，他擔心會被人「害死」。如此身心消沉，以致他竟然有了「不如出家去當和尚」的想法。

正在此時，他的老同學、老領導、老朋友劉志丹犧牲了。劉志丹的犧牲更刺激高崗振奮起來，「發狠地在蒙古干出個樣子給他們看看」。

另一方面，由於劉的去世，論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高崗就排在了第一位，他事實上成為了西北蘇區的代表——當時這裡已經成為中國革命全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毛澤東曾形象地說，「你走的路多，但你失去了根據地」，而高崗「沒有走路，但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以突出在地化的重要性。

高崗：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

平津戰役指揮部合影，黃克誠、譚政、聶榮臻、蕭華、羅榮桓、劉亞樓、高崗、林彪

加之高在劉志丹犧牲後的工作誠然卓有成效，有目共睹，於是，他開始進入中央的考察視線。高崗那種「不設防」的性格也讓能夠被多方接納。據和他同事多年的老領導回憶，「一方面聽人說高崗很勇敢」，「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這種毫無心機的做派使得他能夠最大程度地團結同志。

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剛剛抵達陝北，高崗還是個肅反大牢里的囚徒。僅一年後，他已經有資格列席政治局會議。到1941年4月份，中央決定成立總綰陝甘寧黨政大權的西北局，任高崗為書記，連革命元老林伯渠、謝覺哉都是其下屬。這時，他才三十六歲。

由副主席到囚徒：四十九歲

1953年初的高崗，達到了他人生的巔峰。此時他以中央政府副主席之尊，兼任人稱「經濟內閣」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行政序列上已和周恩來並列。而他在東北大區的實際影響力依然存在，東北局各項事務仍向其彙報。

他還於此時搬進了東交民巷8號，之前的法國駐華大使館，一棟佔地百畝的別墅將成為他的私人辦公處，最後也成為其囚禁與葬身之所。

高崗：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

據鄧小平近三十年後的回憶，「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指毛澤東—引者注）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

但是，很顯然，「有些粗，水平不高」的高崗錯誤地判斷了毛澤東的意向，更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到1953年底，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以「北京有兩個司令部」這一後來家喻戶曉的比喻，和高崗劃清了界線。

這次會議以後，對高崗的指控逐漸升級。到1954年2月6日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其實已經為高崗作了政治定性，那就是「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隨後，中央組織「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對高進行全面揭發和批判。「座談會」僅僅開了兩個下午，高崗就精神崩潰，於次日下午開槍自殺，幸好手槍被親屬及秘書搶下，才沒釀成大禍。然而，自殺前一晚他做了一件事，真正導致其政治生命的徹底終結。

他寫了一封信，一封給毛澤東的信。

據他的傳記作者了解，「信中既有高崗的個人檢討，也有對一些問題的辯解，還有他與別人在一起議論劉少奇等的情況彙報」。向領袖彙報思想並懺悔，這很正常，但問題是，他「把致毛澤東的信放到了一個信封里，並在信封上寫下了『劉少奇收』」。更有甚者，他次日早晨還在信封上抹了點鮮血。他的秘書和妻子發現後，覺得不妥，決定私拆信件，「打開一看，給劉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寫的致毛澤東的信，信的抬頭寫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崗」。

高崗：從囚徒到高官，又從高官到囚徒